随后，经过隋文帝二十余年的经营和第三次推行均田制，冀州地区的经济，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据仁寿四年（公元六丅○四年）的统计，当时全国户数八百九十万，而冀州一地便占一百万，约占全国户数的九分之一强。冀州人口的增加，是这一地区的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的标志。反过来，人口的增加，又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因此，从北魏后期经东魏’北齐到隋，山东，河北一带的经济也在发展中。这样的经济形势，又间接增加了洛阳地位的重要性，因为它较长安更临近山东’河北等粮食生产地区。反之，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其经济的发展水平与重要性，日益不如洛阳所在的关中地区。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本来相当发达，秦开郑国渠以后，农业经济更有发展，故西汉之世，关中的膏腴之地，亩产达一钟。然而自东汉以后，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在全国的重要性便开始日趋下降。加上关中宜于农耕的面积有限，随着关中人口增殖而来的，便产生了粮食不能自给的困难，特别是当国都设在咸阳或长安时的情况是这样。故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便不得不仰赖于漕运关东粮食以给关中。以后代代如此，只有关中为割据政权统治时期例外。所以，当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和隋炀帝取代北周政权之后，对于关中地区的长安，又一跃而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自然更增加了漕运关东粮食以给关中的必要性。自隋炀帝即位之日起，如何解决关中粮食供应的问题，一直使他一筹莫展，困惑不安。因为要解决关中的粮食不足的问题，不外乎两个途径：一是发展关中地区本身的农业生产，二是从关东及江南 漕运更多粮食到关中。前者是治本之法，后者是治标之计。以治本之法来说，隋文帝初年采取了府兵同于编户，授以土地，使府兵不脱离农业生产的措施。这虽然主要是对军事制度实行改革，但通过这种改革，进一步使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起来，寓兵于农的体制更完备了。由于当时的军府，大部分都在关中。接着，隋文帝对娄子干的命令又一次明显地提出了旨在发展关中农业经济的意图。由于自北周以来，陇右，河西一带，地多荒废，于是开皇三年四月，文帝命大将军娄子干在陇西一带，”勒民为堡，仍营田积谷”，以恢复这里因战争而造成的破坏。这说明文帝是确想通过发展关中本地区的农业经济来解决关中粮食危机的。但是，文帝的主观愿望，并不符合关中的实际情况。娄子干曾反驳文帝的意图说：”陇右，河西，土旷民稀，边境未宁，不可广佃。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虚役人功，卒逢践暴；屯田疏远者请皆废省”，最后，文帝只得同意了他的主张。到了开皇十二年，”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开皇十四年，因为关中之民乏食，曾迫使他为此大伤脑筋。实行均田制时，”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关中自然就是这样的狭乡。由此可见，文帝希望在关中及其附近地区扩大农耕而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自然只有转而依靠第二条途径即增加漕运量的办法来解决关中粮食危机。于是开皇二年，”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浅不常，漕者苦之”，乃诏宇文恺”帅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以利漕运。接着开皇三年，文帝又”以京师仓廪尚虚””于是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卲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企图以治标之计解决关中粮食供应的严重困难。

但是，即使是这个治标之计，也同样遭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其中最突出者，就是三门天险问题。原来黄河自潼关以东，河身在中条山与淆山之间流过，河道狭窄，水深流激。本来就很狭窄的河谷，在今河南省的三门峡市和山西省平陆县之间一段河床，又为雄峙河中的两大石岛所分开，河身被劈为三股，水势湍急无比，水下又多暗礁，行船至此，危险万分，故三股水分别被称为”人门”，”神门”，及”鬼门”，合称”三门峡”，是水路运输关东粮食布帛到关中去的必经之地。为了尽可能地克服这一困难，隋文帝于开皇三年，”遣仓部侍郎韦瓒，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四十石，经砥柱之险，达于常平仓者，免其征戍。”这里的”砥柱之险”，就是三门天险；”达于常平”，即水运至陕州常平仓。能作到这一点的，就”免其征戍”，意在以格外的优待条件，鼓励越过三门天险的做法。然而，即使如此，人们仍视三门天险为畏途。所以，自开皇四年起，便采取”自小平（今河南孟津县西北）陆运至陕”，然后，”还从河水，入于渭川”而达于京师的办法。其目的在于绕过三门天险这段水运。这自然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克服三门天险而采取的不得已的措施，而且运输量是十分有限的。这一方面是由于陆运需要的车辆与人丁过多，费用过昂；另一方面，还由于陆运也同样艰苦。因为自小平达于陕州的陆运，必需经过岗岭起伏，深沟满布的淆，函山谷之中，”峻阜绝涧，车不可方轨”。自古被称为险道，为兵家行军所忌之地。所以，隋文帝虽然采取了自小平陆运以绕过三门天险的措施，仍然不能扩大漕运量，以致开皇五年，就不得不允许关中贫民，”往关东就食”。到了开皇十四年，因为”关中大旱，人饥”，连文帝本人也不能不率领他的文武百官”幸洛阳”，至于关中”百姓”，尤允许他们”就食”关东。在就食途中，”从官并准见口赈给，不以官位为限”，其狼狈之状可想而知。小平陆运既然根本无济于事，到了开皇”十五年六月戊子”，隋文帝又被迫恢复水运，而且”诏凿底柱”。即沿着三门峡两岸岩壁，凿空架设人工栈道，以利于纤夫牵引，自然这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从其效果来说，也没有因此而导致漕运量的增加。从上述一系列情况看来，表明隋文帝之建都长安，在经济上带来了颇为严重的困难。在关东经济超过关中的情况下，与其苦于漕运而不得不频频就食洛阳，何苦迁都洛阳，弃俭就丰，既临近山东，河北与江南等产粮地区，又可省漕运三门天险之烦哩！因此，隋炀帝即位之初的迁都洛阳之举，实为审时度时之行，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非出于炀帝一人之私欲！更不是迷信什么童谣之类的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