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山水诗浅说
1，何为山水诗
山水诗，是指描写山水景观的诗。即以自然风光、主要是山川景象为独立的审美客体，抒发着诗人对大自然奇妙造化的惊叹、以及行旅出游所触发的心灵感受，是以欣赏和感悟为主要情调的一类诗篇。说是山水自然风光，其实也包括自然界里的各种自然景观和人造的景区景点，尤其是有历史积淀的人文古迹等等。山水，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可以是山，可以是水，也可以是荒原，是沙漠，是田野，不一定非得山和水都同时出现。而且，诗人笔下所写的山水景观，不一定是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实体景象，也可以是间接所见如画作、影视中的景象，乃至诗人梦境所见或自己头脑里虚拟的景象。简言之，在一首诗里，主题所表达的内容，只要包含有景观的元素、有景趣的内涵、有景悟的色彩者，尽可归入山水诗的范畴。山水诗是中国古代诗歌长河中最具特色的一大支流。

3，山水诗的主要流派和风格特色
A，二谢代表的赏景言志的山水诗流派 中国山水诗有一个萌生、形成、发展的过程。在《诗经》和《楚辞》中，自然风物已渐渐成为一种抒情手段了，但还没有成为直接的审美观照对象。晋 宋之际，诗人们将山水作为独立审美对象，山水诗便正式诞生。谢灵运是山水诗的开创者，谢眺接踵而起，他们所代表的山水诗风在山水诗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就是从“二谢”开始，中国的山水诗开始走上了“诗言志”的道路，诗中主观与客观、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使山水诗走向成熟。这是山水诗形成的第一个流派，其写作模式大致遵循开头先叙事、中间重笔状写景、结尾言情或说理的三段式结构，略显呆板。举如谢灵运的《郡东山望溟海》、《登石门最高顶》，谢眺的《游东田》、《游敬亭山》，都是路数相同的写法。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诗意画

B，孟、王代表的隐逸情怀的山水田园诗流派
古代诗人的隐逸情怀最早是从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中抒发出来的，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物我两忘”的诗句，开创了山水景观的物象与诗人个体精神水乳交融的境界，陶渊明也因此被冠以“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的美誉。这种隐逸情怀在谢灵运、谢眺的诗中也有流露，但却淹没于以“言志”为要旨的理性色彩之中。唯有到了盛唐时期，以孟浩然、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流派中才大放异彩。孟浩然是有才学却与官场无缘的诗人，一生过的是文人隐居生活，其所作诗篇便有亲近山水自然的韵味。长期的隐居生活所养成的恬淡胸襟，使他作诗时“遇思入咏，不钩奇抉异”（皮日休语），故其诗作便有冲淡自然不同于初唐雕字琢句的风格。比孟浩然晚12年的王维是个多才多艺的典型，他工书善画(南宗山水画派开创者)，精通音乐(做过大乐丞)，深谙禅理(其名维、字摩诘，皆取义于佛经)，这使得他在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中，左右逢源，触类旁通，自然而然地把乐律画理和道释义旨融入诗艺，使他的诗兼有音乐美、绘画美及玄机禅味，作品往往是有声有色、有景有情、有韵有味、形神兼备。以王维、孟浩然为领军人物，还有裴迪、常建、储光羲、卢象、丘为等一大批盛唐诗人，将隐逸情怀的山水田园诗推向一个空前绝后的高潮。其后的刘长卿与大历十才子中的钱起、郎士元、司空曙等中唐诗人也延续了孟、王寄情山水、抒发隐逸情怀的山水田园诗风格，使得陶渊明开创而由孟、王发扬光大的隐逸情怀山水田园诗成为影响中国古典诗歌创作最为深广的一大流派。

粗仿王维 《江干雪霁图》局部

D，以杜甫为代表的沉郁悲悯的山水诗流派
杜甫是中国古典诗歌一座绕不过的大山，与李白的浪漫情性相比，杜甫的诗显示得更多的是现实主义风格。这一点既与个人的情性有关，也与诗人的经历有关。杜甫所处的时代变迁、生活罹难、仕途失意等坎坷经历，使得杜甫的内心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始终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冲突，于是便造就了诗歌创作中特有的沉郁顿挫风格。这种风格在杜甫的山水诗中一样表现得非常突出。
杜甫同样是一个热爱大自然的诗人，漂泊流浪的经历与饱含激情的心灵，也促使他写下了大量的山水诗。与二谢不同，与王、孟不同，也与李白不同，杜甫在游览和欣赏自然风景时，并没有完全游离于社会之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个有远大抱负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正是这一点，使得杜甫笔下的山水诗呈现的是山水实景与山水实景中的真实感受。杜甫尤其重视在对山川草木的自然本性的客观描写中抒发细腻的情感。尽管在杜甫的山水诗中也不乏有恬淡娴静的闲适之作（比如《绝句慢兴九首》其七中的“笋根稚子无人见，沙上凫雏傍母眠”、《绝句六首》其六中的“江动月移石，溪虚云傍花”，动静皆有闲适之情），但更多的是沉郁悲悯的情调，总是有一种忧国忧民的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融入其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俯仰悲身世，溪风为飒然”，这样的诗句，都是在漂泊行走游览山川景象时咏出的。是所以，在杜甫的山水诗中，离不开对世事人情的关注，离不开对生命意识的表达。而对百姓生存的关切、对国家兴亡的思考，便让杜甫的山水诗充满悲天悯人的侠义之气。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E，唐代以后的山水诗风格变化走向
山水诗在唐代的繁荣达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也带动了山水画的兴起与繁荣。山水诗与山水画构成了中国古代艺术的主体。这一点正是中国艺术文化与西方艺术文化的最大区别。唐代以后山水诗继续发展，继续繁荣，但没有出现大的群体和新的流派。宋人爱说理，山水诗便增添了许多议论说理的内容，水平比较高的便有了几分哲理趣味。比如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陈与义的“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诗僧志南的“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翁卷的“闲来山上看野水，忽于水底见青山”，这些山水诗都闪耀着空灵卓锐的智慧之光。但水平一般者便降低了山水诗的审美感染力。明清两代，山水诗依然繁荣，但大体上都没有超越以上四大流派的成就而创出新的风格。
近现代亦然。但在近现代的山水诗创作中，也有几个诗人的山水诗值得一提。一个是清末的湖南诗人易顺鼎，少时被视为“神童”，成年后却屡困场屋，五应会试均报罢，无奈以捐官身份步入官场，但仕进艰难。甲午战争爆发，他几次舍生渡海，欲保台湾，终无功而返。辛亥革命后一度供职于袁世凯政府。易顺鼎“生平好游山水”，一生所行不止万里，神州各地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脚印。每到一地必登名山，临胜水，于山水之间讴歌吟唱，留下了大量的山水佳作。据说他“平生作诗万余首，刊诗集七十二卷”(王森然《易顺鼎先生评传》)，约30部，但多已散佚，今存易诗不足三千首(《琴志楼诗集》前言)，其中所占比重最大、最具特色的是山水纪游之作。其山水诗内容丰富，既多方面展示自然山水的客观之美，又寄寓诗人的主观情志；风格、体制、语言等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易顺鼎山水诗表现内容之丰富，艺术手法之多样化，为他人所罕见。另一个是别号人境庐主人的广东梅州晚清诗人黄遵宪。这位自誉“吟到中华以外天”（《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的黄遵宪，曾充任外交使节十余年，创作了大量描写海外山川名胜的山水诗篇，这些诗作按其出使国度和地区可分为使日、使美欧、使南洋三个时期。黄遵宪的山水诗，展示了异域山水的雄奇和壮美，寄予了作者爱国图强的真挚情感，表现出先进、开放的全球意识和勇于探索、敢于革新的精神，开创了古典山水诗的新领域、新意境。在艺术上，诗人继承传统，开拓创新，形成雄奇奔放、沉郁壮阔和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给传统山水诗注入了蓬勃的活力。
当代诗人创作的山水诗，数量也相当多，或许比历代山水诗的总和还要多，但水平参差不齐、泥沙俱下、少有精品，也没有形成有规模的群体并创作出有影响力的山水诗杰作，当然也就没有新的流派。附带说一下，以上是从艺术风格方面划分了山水诗的四大流派，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比如从立意的精神层面来看，中国传统山水诗也可划分为三大类型。
第一种类型：以道德精神为依照的人对自然山水美之欣赏。 这类山水自然诗，往往借用自然物来寄托自己的高贵品德、赤子情怀和远大理想。是以道德精神为主的人对自然万物的观赏或人与自然的合一。在这些诗人眼里，自然山水之所以为人们欣赏，并不仅在于自然山水本身的美，而主要是自然山水所蕴含的精神符合人的某种道德或精神。二谢、杜甫、陆游及陈亮等人的山水诗，都属于这一类型。这类诗的作者，往往受儒家入世精神的影响较深，以道德的观点看待自然。
第二种类型：以审美精神为依归的人与山水自然的融合。 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对大自然最倾心的要数庄子和道家了。“道”作为道家学说中的最高概念，其意义向上可以推演为形而上学的宇宙论，向下也可以落实为人性论，在现实人生中加以体验。随着魏晋玄学的兴起，这个无所不在的“道”便集中到自然山水中来了。受老庄学说和道家影响的诗人，在创作山水诗的时候，便常以纯粹审美的眼光来观照洞察，并且将自然山水与人格主体融而为一。陶渊明、孟浩然、王维、李白是此一类型山水诗的杰出代表。
第三种类型：以宗教精神为依归的人对山水自然的观照。 与道家相同，佛家也有爱好自然的意向，佛教对于山水诗的影响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佛教在山水自然中体验的是一种宗教的快乐。历代诗僧、禅僧以及受佛教思想影响较深的诗人，其山水诗大都属于这一类型。谢灵运、王维的一部分山水诗，也可归入这一类型之中。

4，中外山水诗歌的不同特色
自然山水一直是古今中外诗歌中必不可少的描写对象，而且中西诗人笔下的山水诗都以追求自由、寄寓山水、在客观景物中寓含主观情愫为主要特征。但中西山水诗人的审美观物方式有明显的不同，同样的自然山水却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蕴含着不同的意识形态。这种差异其实也反映着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别。在古希腊，自然含有“生长”之意。自然是一个生长着的、巨大的、和谐的统一体，人和神不为其敌手，而是平等相处，共同组成一个生机盎然的有机整体。在这种理念中，人与自然是二元对立的两极。在这两极中，自然是处于被动和客体的一方，人对其施以逻辑性的分析与认识。西方的山水诗人，承认自然作为二元对立中的一方的存在，然后在对自然的审美观照中重新发现自我，认识自我。 而在中国诗人的眼里，人与自然是对等静观可以互为化入融成一体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是“物我皆忘”。中国的山水诗在审美心态上必须进入“忘”的状态，忘欲、忘知、忘己、忘物。“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因此，中国山水诗歌中的山水意象常常呈现出一种平和、恬淡的色彩，神秘中充满禅趣，幽静中蕴含生机，山水景观成为一种人与自然合二为一的精神栖息地。在中国山水诗中，也蕴含了诗人对宇宙万物与自身联系深深的思考。但最终还是汇入赏景言志、借景抒情、因景寄怀、移景隐性的几股支流之中。古人登山观景，俯视山川，高山、流水、江海、风云，世间万物，哪怕最普通的一草一木都成为诗人抒怀言志的载体，都有着其“言外之意”、“象外之象”、“韵外之致”的意象之美。于是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强调“天人合一”的中国山水诗歌中没有对自然的敬畏和怜爱的生态意识、环保观念，而西方人山水诗中呈现得更多的是一种生态意识，呼吁社会的发展要与自然同步，不能以牺牲自然为前提（这一点也与西方以自然景物为吟咏主题的山水诗出现较晚有关，直到十八、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诗歌兴起，才有华兹华斯、雪菜、济慈等著名的自然抒情诗人出现。这时，工业社会的生态问题开始暴露）。柯尔律治的《古舟子咏》、华兹华斯的《鹿跳泉》都有对人类残忍破坏美丽自然环境行为的批判。西方诗人在其山水诗歌中传达的是一种尊重自然、回归自然的生态意识，发出了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统一、互利互惠的呼吁。这一点，恐怕在主张“天人合一”的中国诗人的山水诗中，却极少有人思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