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1月1日，吴虞在《新青年》第6卷第6号上发表了《吃人与礼教》一文，他说：“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把吃人和礼教这两者直接画了等号。在此后的近百年当中，“礼”不断被人泼脏水，“积毁销骨，众口铄金”，于是，礼教变成了上自党政干部、知识分子，下至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无人不晓的贬义词。中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礼乐文化——每每简称为礼。如果吴虞的说法得以成立，则中华历史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如此野蛮的国家，岂能加以“文明古国”的桂冠？因此，对于礼的认识，事关对于中华文明的基本评价，不可等闲视之，我们不可不明辨之。

为礼乐文化正名，就必须从“礼教”这个词开始。古人将“礼教”与“乐教”并提，它们的本义，不过是以礼为教、以乐为教。清代学者淩廷堪说过：“上古圣王所以治民者，后世圣贤之所以教民者，一礼字而已”。意思是说，上古圣王治理民众的方针，以及后世圣贤教育民众的方法，都可以最终归纳为“礼”这一个字。圣王治世的目标，是建立大同世界，这是见诸于《礼记》的。圣贤教民，是要让百姓懂得礼／遵守礼。淩氏的见解，非常的精到。太古时代，人与禽兽为伍，《礼记·曲礼》说，为了让人们懂得“自别于禽兽”，有圣人起来，“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为礼以教人”，就是制定了礼来教人。礼使人自觉地区别于禽兽／走向了文明。而圣人的历史功绩正是在于“为礼”和“教人”。于那么，礼又是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找出关于礼的解释的源头，这就需要从孔子及其弟子的相关论述中去寻求答案。

在《论语》里，孔子谈礼的地方比比皆是，由于礼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所以在不同的场合，孔子对礼的所指，有不同的侧重，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主题。

第一是指周礼，就是周公所制定的西周礼制。孔子特别推崇周公，他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他感叹自己的年衰，居然许久没有梦见周公了！程子说，由这句话可以知道，孔子盛年的时候，“寤寐长存周公之道”。孔子之所以崇拜周公，是一位周公手创的那套制度的文明和完美，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意思是说，周礼是在借鉴了夏、商两代为政得失的基础上制定的，典制粲然大备，足以为万世龟鉴，所以他表示了“从周”的立场。

众所周知，西周开国之初，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这套制度之所以为后世所称道，因为它是以道德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由此确立了道德在治国理念中的主导地位，这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到了春秋时期，由于种种原因，这套制度瓦解了，世道大乱，史称“礼崩乐坏”。贵族们为了权和利，彼此征战不息，所以自古有“春秋无义战“的说法。孔子向往周公之礼，既是他对春秋乱世的不满，也是他对西周道德礼制的向往，这是非常正常的，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如果孔子持了相反的态度，赞美春秋乱世，说这是乱了敌人，那就有点匪夷所思了。

第二，礼体现德治、仁政的途径。周公最早提出“德治”的理念，孔子又提出了“仁”的思想，这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德和仁都是非常抽象的概念，无形／无色／无声／无嗅，对于知识程度较低的人来说，甚至会觉得虚无缥缈。而礼就是把德和仁具体化的制度或者行为方式。先秦历史上有儒、法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实行礼治还是法治。 法家认为，政令的推行要依靠法，凡是不从令者，就用刑罚加以惩处，这样，老百姓就不敢作乱了。而儒家则主张以道德教育为主，通过礼来规范和整齐民众的行为。孔子评价这两种治国之道时，说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结果是“民免而无耻”，因为老百姓不去触犯犯法，是因为畏惧刑罚，他并没有羞耻之心。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礼来保证道德目标的实现，结果就不同了，老百姓因为有了羞耻之心，不仅不会去做坏事，而且还会“格”，就是有上进心。

礼是体现德和仁的具体形式，离开了德和仁，礼就不成其为礼。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 一个内心没有仁爱之心的人，怎么会去推行礼和乐呢？就是说，推行礼的人，首先应该是一名仁者，一名富于爱心的人。可见，礼与仁是互为依存，相辅相成的。

第三，礼是修身的手段。 在人类社会中，如果任何人都可以放纵自己的行为，那么，人就和禽兽没有了区别，社会也就没有了起码的秩序，也就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所以，儒家和法家，尽管政见不同，但都认为人的行为是需要约束的，双方的分歧在于，究竟用什么来约束人。孔子主张认用内在的道德力量来约束自己，他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作为一名君子，一方面要“博学于文”，广博地学习文献，积累深厚的知识，同时要“约之以礼”，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因为礼是根据道德原则制定出来的。只要在这两方面都做好了，就一定可以做到“弗畔”，也就是不悖离道了。

人性都有天然的缺陷，每个人的性格都有弱点。 因此，无论是哪种性格的人，如果不借助于礼，都达不到理想的境界。孔子举例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意思是说，恭敬而不懂得礼的人，就会空自劳碌。谨慎而不懂得礼的人，就会显得胆小。勇敢而不懂得礼的人，就会作乱。直率而不懂得礼的人，就会说出伤人的话。平心而论，恭、慎、勇、直这四种性格都不是什么坏毛病，但只要离开了礼的指引，都不会结出“正果”。

类似的意思，还可以举出不少。例如，《宪问》记载，子路问孔子，什么样的人才是“成人”（完美的人）？孔子在回答时，提到了臧武仲、公绰、卞庄子等三位鲁国的大夫，以及自己的学生冉求。臧武仲的智慧，公绰的没有私欲，卞庄子的勇敢，冉求的学问，都是最为出色的。孔子说，要成为完美的人，仅仅把这四个人的优点集于一身是不够的，还要“文之以礼乐”，将礼乐与上述四种优点完美结合。可见，礼乐是最重要的修身课目。

《论语》中的礼，没有一处是号召大家去杀人或者吃人的。孔子所说的礼，是指以道德为内涵的国家典制，是德与仁的具体表现，也是修身的法则，这些与淩廷堪关于圣王以礼为治，圣贤以礼为教的说法是完全吻合的。孔子关于礼的见解，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健康的，代表了社会的理性思潮，而且在两千多年之后的今天，对我们还有重要的启示，值得我们借鉴。

吴虞说礼教杀人，半个多世纪之后，江青张大其说，声称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克己复礼就是复辟奴隶制。将礼直接等同于奴隶制，这是江青为了打倒孔子而编造的谎言，不可不辩论清楚。

“克己复礼”一词，出自《论语》的《颜渊》篇。颜渊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意思是说，克制自己的行为，让它回复到礼，这就是仁。只要有一天大家都这样做了，天下的人就都归于仁了。所以说，做一个仁者，是要靠自己的，与别人有什么相干呢？ 颜渊听后，希望孔子再说一说克己复礼的细目。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意思是说，不符合礼的事情，连看都不要去看。孔子的这些话，我们今天平心静气地读一读，就会明白当年的批判，是何等地不讲道理。人人懂得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为不出格，难道不好吗？这里哪有复辟奴隶制的意思？难道是“瘌痢头打伞，无法无天”才好吗？

按照当时通行的说法，奴隶制度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用活人殉葬。这种现象在商代很盛行，但西周以后，人本主义的思想已经出现，并且日益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所以殉葬的现象已经不多见了，即使出现了，也会遭到有识之士的反对。于是，有些贵族就改用木俑殉葬。相比于用活人殉葬，这种做法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即便如此，孔子也不能容忍，他愤愤批评那些“始作俑者”，也就是发明木俑的人，说：“其无后乎！”意思是说这家伙应该断子绝孙吧！ 孔子反对人殉，是“仁者爱人”的表现，代表了时代的进步和人类的良知，如此宽厚的仁者，怎么会喜欢奴隶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