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甲午海战中国半点赢的机会都没有

甲午海战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甚巨。因北洋舰队曾有“亚洲第一”之光环，后世常觉得其本有击败日本的机会，故对此役之全军覆没，不胜扼腕叹息。殊不知，北洋舰队当年根本没有半点取胜的希望

日本自幕府时代即致力于购置、仿造军舰，比中国早了近二十年。
按理说，中国1840年经历鸦片战争之败，后又饱受英法等国海军欺凌，早该知海军重要。然而，除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等人曾向法美等国购得三四艘洋船外，此后三十年，清廷完全就没想过要建立海军。一直到1874年的日军侵犯台湾之后，朝野上下受到日本刺激，建立海军才真正被提上议程。而自鸦片战争后至日本侵台这30年多年时间里，清廷虽有向国外购买战舰的意向，但都未成功，最终只购进了十三四艘用于听差、军报、巡海、捕盗的非战斗性木质汽轮，皆非战船。
而日本则不然，从1853年美国派裴理率舰打开日本门户之日起，幕府便立即命令模仿西洋炮术铸造铁炮，1853年又解除大船禁造令，设置浦贺造船所，仿造西洋轮船。在幕府的号召下，其他藩侯如佐贺、萨摩、长洲、土佐等也先后设立造船所仿造汽船，奠定了日本造船业的基础。在仿造洋船的同时，幕府及诸藩也积极地向西方国家购买了多艘新舰。计至幕末时期，幕府已拥有美英等国所制之战船9艘，其他类船只25艘；诸藩向英法等国所购船只77艘，合起来计有百余艘之多，此外还有国内仿制的25艘。
也就是说，明治维新还没开始，中国的海军发展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之后中国在海军发展上便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了，日本的海军发展处处都处于优先地位。

第一艘自造机器轮船比日本晚了14年之久；北洋海军炮弹中还在使用落后的黑火药。
在造船方面，日本的第一座近代造船所早在1853年11月就于浦贺设立了，该所制造了日本第一艘西洋式舰船，并于1854年下水。1854年日本人从俄国人那里学到了欧洲造船技术。1863年幕府又向荷兰采购造船机器，建设长崎军舰所，专造小型汽船。1865年慕府又与法国合作，在横滨设一制铁所，使横滨日后成为日本海军著名的军港。相比之下，中国真是相差甚远，直到1862年才由曾国藩在安庆设立了军械所，1865年9月方于上海设立江南制造局，1866年10月在福州设立马尾造船厂，中国自行生产的第一艘大型机器轮船“恬吉”号直至1868年始由江南制造局建成。也就是说，中国建第一个造船厂比日本晚了9年，而自己造出第一艘机器轮船更是比日本晚了14年之久。
差距还不止造船，对于武器与弹药的改进，中国也明显落后于日本。比如在火药上，1885年法国人发明了爆炸力强于TNT的苦味酸炸药，即“黄色火药”。在1891年，日本人下濑雅允就通过仿制，研制出灵敏度极高、燃烧能力极强的苦味酸炸药“下濑炸药”，并广泛应用于甲午海战。卢毓英在《卢氏甲午前后杂记》中如此描述甲午海战中这种炸药的威力：“‘超’、‘扬’火，烈焰腾空，左顾‘定’、‘镇’亦燃。盖敌人火药甚异，无论木铁，中炮之处随即燃烧，难于扑灭。”下濑炸药具有极强的燃烧性，甚至能够燃烧钢铁，与北洋海军炮弹使用的黑火药相比，完全是划时代的差距。

括修理厂在内的配套设施完全跟不上，不得不冒着舰队情报外泄的风险去日本维修。
海军建设除了军舰和弹药外，还必须有齐备的配套设施，特别是修理厂。1855年10月，日本幕府为了修理洋船，在长崎设立一座修船所，全部计划及建造皆出自荷兰人之手，机器也由荷兰购买，该厂1861年竣工。而中国同样的修船所直到30年后的1890年11月才在旅顺建成。
这30年的差距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仅有一例即可说明，那就是1886年当“定远”“镇远”等北洋舰队的主力战舰抵华之后，在中国竟然找不到可以修理这些战舰的船坞，当年李鸿章曾谈到：“船坞一项，为水师根本，必不可省之工。今添定远、镇远、济远，吃水至二十尺，不但（大）沽口不得入，即沪口、闽口皆不得入。中国无可修之坞，非借英之香港大石坞、日本之长崎大石坞不能修理。铁舰易积海蠹。或偶损坏，无坞可修，便成废物，此为至要至急之举。”而当时香港船厂也不具备承修 “定远”等主力战舰的条件，丁汝昌等人无奈，只能转往日本长崎为“定远”等舰上油修缮。至于日本是否真的乘机刺探了北洋舰队的情报还未可知，但此举确如马幼垣先生所言有泄密之嫌。然而在中国自己缺乏修理船坞的情况下，为保证舰艇的性能，又确实不得不如此。（孙建军《1886年北洋舰船长崎油修起因探析》）

北洋水师的“镇远”号铁甲舰

最要命的是：向外国购舰常被忽悠，买回来大堆大堆的垃圾！
可以说中国海军发展步步落后于人，甚至当时中国连一个了解近代海军舰艇发展情况的人都找不出来，最终导致李鸿章等人在组建北洋舰队购买军舰时屡屡犯错，总被忽悠，花了大价钱买回的东西却不实用。这里最典型的有三例：
一是蚊炮船的购进。1874年日本侵台后，当时清廷想向英国购买铁甲舰，但英国不愿开罪于日本婉言拒绝。因海防急需，李鸿章遂同意赫德建议从英国购进了三批共10艘蚊炮船，花了140万两白银。购进时赫德号称“船上安有巨炮、炮弹重约五六百磅、可以击破铁甲船，对于防守海口既为得力而又方便，且其价目亦较他船为廉。”谁知买回来后因不实用而饱受张之洞、曾纪泽等人诟病，李鸿章也发现蚊船船工过于粗糙，极易受损，船身全由铜片镶成，常因船底粘连杂物，需上坞刮洗加油，甚至轮机锅炉也要重加修理，一年两次，所费不赀。可以说花大价钱买回来了一堆废物。（王家俭《李鸿章与北洋舰队》三联出版社2008年版）
二是“超勇”、“扬威”的购进。据马幼垣先生介绍，这是一款“设计错误，优点远远弥补不了缺点的舰只”。英国阿摩士庄厂先后造了三艘，最早建成于1880年11月的一艘，由智利认购，后因设计有问题智利不要，于是英方于1883年6月16日将此舰卖给了日本，易名为“筑紫”。随后造的两艘卖给中国，即“超勇”和“扬威”。甲午战争爆发时，“筑紫”号在日海军服役已11年，日人早就弄清楚了这是一艘问题舰，故在整个甲午海战中都不派它上前线。而中方统帅丁汝昌却视“超勇”、“扬威”为上阵必选。其实在长期维修不佳的影响下，“超勇”和“扬威”在甲午年间的状态还不如“筑紫”，是绝不该推上前线的。由此也可看出日本海军和北洋海军差距之大。
三是“定远”、“镇远”舰的购进。这两艘舰不但北洋海军当时引以为豪，后人也不断赞其威猛。然而据马幼垣先生介绍，此二舰采用炮塔斜置法来安装的每舰四门十二寸主炮中看不中用。因为炮塔斜置法在当时尚在实验阶段，从未用于实战，后来证明此法有三大危害：1、增加了舰船在海上的颠簸程度，严重影响射击精确度。2、射界十分狭窄；3、射击时很容易灼伤自己的甲板。实际上，“定远”舰“中看不中吃，基本上是德人利用中国出资去做的失败实验的产品，本就不该买。”
这几次购舰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北洋舰队的发展和甲午战局。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在无本领直接吸收西方海军新知的局限下，谁也不能明确指出应购什么款型、什么级别的铁甲舰才合中国之用。”加上在购舰过程中不懂近代海军的李鸿章一人独断，并且其购舰所倚靠的多是商人、政客和军人，很少有专业的国际军火贸易商，因而屡屡吃亏上当而不自知。

后勤形同虚设，连作为军舰燃料的煤也严重供应不足，且质量低劣。
北洋海军的后勤保障之差，军舰装备陈旧、修缮不济、弹药奇缺和弹药质量低劣等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情。更致命的是连作为军舰燃料的煤也严重供应不足，比如1889年4月据丁汝昌披露：“经发交定远五吨，到威过磅，仅三吨有奇，数目甚为悬绝。”供应北洋海军的煤炭不仅缺斤短两，而且到急用之时，往往久催不到。1894年6月底，朝鲜半岛正紧张备战之时，需煤甚切，丁汝昌竟收到电报称“矿局下次实难送煤”。矿局不仅不向朝鲜送煤，连威海基地的煤也供应不足。甚至到了8月24日中日战争早已爆发，丁汝昌还要向煤矿发电报催煤。
即便是送来了，也多是劣质煤，这让甲午海战时北洋舰队吃了大亏。1894年7月30日甲午战前，丁汝昌指出：所运之煤“煤屑散碎，烟重灰多难壮汽力，兼碍锅炉。虽在常时，以供兵轮且不堪用，况行军备战之时乎？”直到9月12日中日海军大东沟海战前夕，所运之煤仍是以次充好。本来由于北洋各舰日常维护保养差、修理不及时，以及部分损坏的锅炉未及时更换等原因，北洋舰艇的航速与日本舰队相比已处于劣势，而使用这样的劣质煤，使航速变得更低。原本中方参战的10艘舰艇平均航速为15.5节，而甲午海战中实际平均航速只有10.8节，其中“定远”、“镇远”两舰由原来的14. 5节下降为12节，最严重的如“超勇”、“扬威”两舰原航速由15节下降为6节。大东沟海战中北洋舰队布阵、变阵时，航速只有7节，但仍有少数舰只赶不上，以至变阵还没完成便与日本接战。而日本第一游击队各舰，原平均航速为19.4节，实际平均航速为18节，其他大队各舰平均航速也达14节以上。如此大的速度差距，北洋舰队焉能不败？（丛领滋、龙进峰《后勤保障不力，壮士徒唤奈何——谈北洋海军后勤保障存在的几个问题》；左森《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舰艇技术保障的主要经验教训》）

试航中的“致远”号巡洋舰

2.北洋海军的软件建设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再讲软件建设，也就是人才的培养。甲午海战中，许多中方将领、士兵战死，后世多慷慨赋予其“民族英雄”的璀璨光环。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战死的将领和士兵，大部分都不能算合格的近代海军人才。

“平远”号侧视图

北洋海军的“右一”号鱼雷艇

艾桥你是文科学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