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出土，是新中国考古工作中丰硕成果之一。由于墓主生前担任县一级的司法职务，墓中葬入了大量抄录法律条文的竹简，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战国时代秦国和秦代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史料，引起了国内外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重视。不但国内已出版有专门研究这批秦简的专著和论文集，日本也已发表有这方面的专门论著。但是，其中有些重要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有待于我们进一步作深入细致的探讨。本文只就秦律中反映的土地制度和农业政策，提出一些粗浅看法，希望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
秦律所反映的按户授田制度
　　秦律中有《田律》，讲到了授田制度：
　　入顷刍稿，以其受田之数，无豤（垦）不豤（垦），顷入刍三石，稿二石。刍自黄*[黍+鱼]（稣）及*[艹+历]束以上皆受之。入刍稿，相输度，可殹（也）。
　　从这条法律，可知秦的受田者按照“受田之数”不论是否已经垦种，每一百亩田，都必须缴纳饲料三石，禾秆二石。当然，还该缴纳收获的一定数量粮食，应该有另外条文规定，只是没有抄录保存下来。《仓律》有条文说：“人禾稼、刍、稿，辄为*[广+会]籍，上内史。”规定各地征收所得粮食、饲料、禾秆进入仓库，就要记入仓库的簿籍，上报到内史。这个内史就是后来汉代初年的治粟内史，上报到他那里的，就是各地征收到的作为地税的实物。
　　不但秦的《田律》讲到授田制度，《魏户律》（《为吏之道》附录）也有同样的记载：
　　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王）告相邦：民或弃邑居壄（野），入人孤寡，徼人妇女，非邦之故也。自今以来，假（贾）门逆吕（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三枼（世）之后，欲士（仕），士（仕）之，乃（仍）署其籍曰：故某虑（闾）赘婿某叟之乃（曾）孙。
　　“廿五年”是魏安厘王二十五年（前252年）。这是把魏安厘王给相邦的命令，用作《魏户律》的条文。从这道命令，可知战国晚期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田野的开发，原来住在都邑的庶民，有“弃邑居野”，进入孤寡之家，做人家的赘婿的。魏国为了维护“邦之故”制，规定从今以后，做买卖的“贾门”，经营“逆旅”的店主，招赘于人家的“赘婿”，招赘给有儿子的寡妇的“后父”，都作为身份低下的人，不准独立为户，不授予田地、房宅基。按此规定，不属于这类身份低下的人，便可以立户，得到受田的权利。可知当时的授田制度，是根据户籍上所立的户，按户授给田地和宅基的。根据这条命令，这类身份低下的人，要三代以后才能改变身份。而且三代以后，改变了身份，要做官的，还得在官籍上写明是：“故某闾赘婿某叟之曾孙。”
　　同时，魏安厘王还有一道给将军的命令，载在《魏奔命律》（《为吏之道》附录）内，谈到了派遣这类身份低下的人从军的规定：
　　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王）告将军：假（贾）门逆*[门+旅]（旅），赘婿后父，或*[彳+率+亍]（率）民不作，不治室屋，寡人弗欲，且杀之，不忍其宗族昆弟。今遣从军，将军勿恤视，享（烹）牛食士，赐之参饭而勿鼠（予）肴。攻城用其不足，将军以堙豪（壕）。

过去训诂家都把阡陌解释为田间之道，是正确的。《汉书·成帝纪》载阳朔四年诏：“其令二千石勉劝农桑，出入阡陌。”颜注：“阡陌，田间道也。南北曰阡，东西曰陌，盖秦时商鞅所开也。”而《史记·秦本纪》索隐引《风俗通》又说：“南北日阡，东西日陌，河东以东西为阡，南北为陌。”（不见今本《风俗通》）程瑶田《沟洫疆理小记》有一篇《阡陌考》，对此作了具体解释，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引用。现在看来，这个解释并不恰当。
　　程瑶田以《周礼·地官·遂人》所讲井田制结构为依据，探讨阡陌的意义。他认为“陌”即《遂人》的“径”，“阡”即《遂人》的“畛”。并不确切。《周礼·地官·遂人》说：
　　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
　　所谓“夫”是指百亩之田，“十夫”是指千亩之田，“百夫”以上可依次类推。“遂”是小沟，“夫间有遂”是说百亩之间掘有小沟，“遂上有径”是说小沟之上筑有小路。“十夫有沟”是说千亩之间掘有沟，“沟上有畛”是说沟之上筑有道路，其余可依此类推。农田之所以必须这样掘有纵横交叉的沟渠和道路，是为了排水的需要。当时农田的排水系统，为了配合河流东向或南向的水流，田亩的行列和排水系统有东向和南向的区别，称为“东亩”或“南亩”。程瑶田认为《风俗通》所以说有的南北曰阡，东西曰陌，而有的东西曰阡，南北曰陌，是由于“东亩”和“南亩”的不同。
　　程瑶田还认为：“阡陌之名，从《遂人》百亩、千亩、百夫、千夫生义。”这一见解很有启发，但并不确当。他以“东亩”为例作了说明：
　　遂上有径，当百亩之间，故谓之陌，其径东西行，故曰东西日陌也。遂上之径东西行，则沟上之畛必南北行，畛当千亩之间，故谓之阡，而曰南北曰阡也，然则南北曰阡，东西曰陌，此天下之通义，以其义出于东亩，盖东亩者天下之大势也。
　　我们从青川秦墓出土木牍所载田律来看，程氏所说“百亩之间故谓之陌”，“千亩之间故谓之阡”的解释，并不符合事实。这篇木牍所载田律上讲到田间之道的名称，和《遂人》不同，《遂人》把千亩之问的道路叫“畛”，而这篇田律把一亩田两端的小道叫“畛”，可能出于不同地区称谓习惯的不同。按照这篇田律来看，亩与亩之间的道路叫陌道，百亩与百亩之间的道路叫阡道。由此可见，“陌”是由于在百亩之内，筑在亩与亩之间而得名，就是说，“陌”是指百亩以内用来间隔亩的道路。“阡”是由于在千亩之内，筑在百亩与百亩之间而得名，就是说，“阡”是指千亩以内用来间隔百亩的道路。
　　木牍所载田律所说“封”和“埒”，就是《法律答问》所说“顷畔封”，也就是《史记·商君列传》“为田开阡陌封疆”的“封疆”，都是指田的疆界，用作所有权的标志的。律文说“封高四尺，大称其高”，就是规定作为农田疆界的封土堆，高度和长度、宽度都是四尺；律文说“埒高尺，下厚二尺”，就是规定作为疆界的矮墙高一尺，下部又厚二尺。古时邦国、都邑和农田的疆界，都建筑有封疆。《周礼·地官·封人》说：
　　封人，掌设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这是说，王的社、诸侯的封国以及都邑的疆界，都必须“封而树之”，封是指封土，树是指封土之间种的树木。从西周以来，大块农田的疆界也是“封而树之”，这从散氏盘和格伯簋铭文可以得到明证。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卷一《散氏盘跋》已指出这点，自从商鞅变法，确认“名田”制度的合法性，保护以百亩为单位的土地所有权，于是就在百亩田周围普遍建筑“封”和“埒”（即是封土堆和矮墙），用作所有权的标志，并且在法律上加以保护，把移动这种标志看作“盗”的一种行为了。
秦律所反映的管理农业政策
　　青川秦墓木牍所载秦的田律，在叙述“封”和“埒”的建筑之后，还述及管理农业的政策：
　　以秋八月，修封捋（埒），正强（疆）畔，及癹千（阡）百（陌）之大草。九月，大除道及阪险。十月，为桥，修波（陂）堤，利津*[汤+水]（梁），鲜草离。非除道之时，而陷败不可行，相为之□□。
　　木牍所记“以秋八月，修封埒，正疆畔”，和《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吕氏春秋·孟春纪》：“王命布农事，命田（指田官）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的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月令》在孟春之月，而木牍所记在秋八月，时间不同。《月令》郑玄注：“术，《周礼》作遂，夫间有遂，遂上有径，遂，小沟也。步道曰径。”《月令》下文又讲到：“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郑玄注：“准直谓封疆径遂也。”定期修理和端正封疆阡陌，目的不外乎两个，一是明确疆界，防止发生侵犯所有权的事件；二是整修好田间的道路和沟渠，使便于排水和有利农作物的生长成熟。木牍的田律还讲到“及癹阡陌之大草”，要割除阡陌上的大草，是为了防止大草成长和扩展，妨碍农作物的生长成熟。
　　木牍所记“九月大除道及阪险，十月为桥，修波（陂）堤，利津梁”，和《月令》季春之月、《吕氏春秋·季春纪》“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的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月令》在季春之月，而木牍所记在九、十月，时间不同。定期修理沟渎陂池和堤防桥梁，目的又不外乎二个，一是防止发生水灾损害庄稼；二是整顿交通，便于耕作者来往从事生产。
　　云梦秦简的《田律》中，还有保护林业、渔业、畜牧、狩猎等生产的规定：
　　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麛、*[奱去大加卵]、鷇，毋□□□□□□毒鱼鳖，置阱罔（网）。到七月而纵之。唯不幸死而伐绾（棺）、享（椁）者，是不用时。
　　“夏月”以前的“不”字下，疑有脱字。《睡虎地秦墓竹简》把“不夏月”连读，解释“不”字“在此用法与非同”，翻译为“不到夏月”，与下文不合。下文说：“到七月而纵之”，到七月就可以解除禁令，说明上文所禁各点，正是六月以前夏季所禁，而且解释为“不到夏季，不准烧草作为肥料，不准采取刚发芽的植物”等等，那么，就等于夏季就已解禁，下文就不必再说到七月解禁。同时我们以此与《月令》对比，也可以证明作“夏月”为是，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必须在夏月禁止的。现在我们把《田律》和《月令》作成对比表如下：

　　我们把秦的《田律》和《月令》保护山林、渔猎以及防止水灾等措施对比来看，基本是相同的。所不同的，只是《田律》把禁止捕杀初生鸟兽等保护渔猎的措施放在夏季，而《月令》放在孟春。毋敢夜草为灰，《睡虎地秦墓竹简》解释说：“夜，疑读为择，夜草为灰，意为取草烧灰，作为肥料。”这个解释有问题。《吕氏春秋·仲夏纪》高诱注，解释“毋烧灰”说：“为草木未成，不欲夭物。”是正确的。《月令》上文“令民毋刈蓝以染”，高诱注也说：“为蓝青未成也。”
　　春夏两季正是草木、鸟兽、鱼鳖繁殖生长之时，《月令》有种种保护的规定，是总结长期以来生产经验的结果，秦的《田律》把许多保护措施订成法律条文公布，无疑会对生产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秦的《田律》还有各县定期上报农田受害和受益面积的规定：
　　雨为湗（当作“澍”），又诱（秀）粟，辄以书言湗（当作“澍”）稼、诱（秀）粟及豤（垦）田*[汤去氵加田]毋（无）稼者顷数。稼已生后雨，亦辄言雨少多，所利顷数。早（当作“旱”）及暴风雨、水潦、*[夂+虫]（螽）*[虫+虫]、群物伤稼者，亦辄言其顷数。近县令轻足行其书，远县令邮行之，尽八月□□之。
　　澍，春天的及时雨。这里规定：下了及时雨，禾稼抽穗，应即书面报告受时雨、抽穗的顷数以及已开垦而没有种禾稼的顷数。禾稼生长以后下了雨，也要报告雨量多少和受益的顷数。旱灾、暴风雨、水涝、蝗虫、其他各种害虫等伤害禾稼的，也要报告顷数。距离近的县，文书由轻快的人步行送递，距离远的县，文书由驿站传送，必须在八月底以前送到。这样的规定，是为了及时了解全国各县农业生产受到自然环境的好坏影响，掌握农田受益和受害的面积，为年终征收地税和“上计”作好准备。
　　汉代规定每年八月由各县调查户口和各户所有财物，编制成户籍，称为“案比”。《续汉书·礼仪志》说：“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县、道制定户籍以后，便制定计簿，“上计”到郡、国；郡、国便于年终遣吏“上计”于中央。《续汉书·百官志》郡国条，刘昭补注引卢植《礼注》曰：“计断九月，因秦以十月为正也。”汉代这种“案比”和“上计”制度，都是沿袭秦代的。战国时代秦国早已有这种制度，只是由县直接“上计”于中央。秦的《田律》规定，各县必须于八月底以前书面上报农田受害和受益面积，因为这时已经秋收，已可具体了解年成的好坏，各县正在“案户比民”，编造户籍，便于集中资料向上汇报。
　　秦律中有些关于管理农业的政策，是依据当时农业生产技术的一般水平制定的。秦的《仓律》规定有各种粮食作物下种的数量：
　　种：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一斗，黍答（小豆）亩大半斗，叔（菽，大豆）亩半斗。利田畴，其有不尽此数者，可殹（也）；其有本者，称议种之。
　　这里规定了稻、麻、禾、麦、苔、菽等七种粮食作物每亩下种数量，该是依据当时一般的生产经验所制定的，只适合一般的情况。因此又允许灵活应用，只要有利于种植，可以用不到这样的数量；若是原有老的习惯可以依据，可以酌情议定而后播种。这样既提出了每亩下种数量标准，同时又允许灵活掌握，或者依据原有的老经验，这是符合实际应用的。我们以西汉晚年《氾胜之书》所载各种粮食作物每亩下种数量来作比较，除了豆类相近以外，其他粮食作物都要高出许多。据《氾胜之书》，稻用种每亩只四升，麦只二升，黍只三升，大豆和小豆都是五升。秦律所规定的稻、麦每亩下种量高出《氾胜之书》如此之多，反映了当时一般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还是不够高的。
　　同时，秦律十分重视对官家所养耕牛的饲养、繁殖和保护，定期检查耕牛的饲养，按成绩优劣予以赏罚。秦律也还允许为抵偿债务而在官府劳作的人，在播种和管理禾苗时期回家农作二十天，以保证他们在农时的劳力，以免田地荒芜。
（原载《上海博物馆集刊》第2期，1983年出版，今作修订）

一路看下来这一大串水货……我也说两句吧。
这个，其实像楼主这样文章写得这么好，又懂音乐，还会作画，写诗，说话那么文雅又对生活有那么多感悟的人，说实话……我一个能揍三个

杨宽在这里把顷定为100亩，公羊传里认为是12亩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