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志毅
　内容提要：受春秋时代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孔子提出了儒家的君子概念。《左传》“君子曰”系对所载人物史事所作的史论，《公羊》、《谷梁》二传则多假君子的名义作解经语。虽有如此不同，但它们同属儒家君子之学的内容。君子之学是对儒家伦理道德期望的集中概括。
《左传》中每见“君子曰”云云，历来有人怀疑，如宋人林黄中谓“《左传》‘君子曰’是刘歆之辞”，并得到了朱熹的赞同[1](P2150)。至清儒，疑“君子曰”为伪窜说益盛。后经学者考辨，其说渐无人信[2](P193－194)。总之，“君子曰”为《左传》所原有，可无疑。那么，“君子”究系何指？考《左传》作者每对所记人物、史实之是非善恶予以论议，“君子曰”即为此而设。故有学者谓“君子曰者，皆左氏自为论断之词”[3](P12)。有学者又补充一义：“左氏所谓君子者，谓其时所谓君子其人也，皆如是云云也。”[4](P15)近来，有学者把“君子曰”与“君子之学”相联系，提出：“‘君子之学’中的教材编修者、事语体教材中‘语’部分的评论者也被称为‘君子’，即‘君子曰’。”[5](P299)其所言虽不无是处，但其中仍有若干待发待正之义，本文拟专就儒家君子之学的概念及其对《左传》的影响等问题加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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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君子概念内涵的转换 　　君子的本义，原指贵族统治者，正如金景芳所说，君子“就像诸侯之子称公子，天子之子称王子一样，君子就是君之子。君之子当然是贵族，是统治者”[6](P20)。君子概念后来在内涵上发生了转换，如崔述所说：“君子云者，本皆有位者之称，而后世以称有德者耳。”[7](P352)这种转换代表了人文道德理念上的更新，即原来对“位”的尊崇被代之以对“德”的崇敬。这种新的人文道德理念的出现是社会文化革新的象征，并与孔子有关。萧公权对此有极精辟的论述：“君子一名，见于《诗》、《书》，固非孔子所创……惟《诗》、《书》‘君子’殆悉指社会之地位而不指个人之品性。即或兼指品性，亦兼地位言之。离地位而专指品性者绝未之见。孔子言君子，就《论语》所见观之，则有纯指地位者，有纯指品性者，有兼指地位与品性者……孔子所言君子之第一义完全因袭《诗》、《书》，其第二义殆出自创，其第三义则袭旧文而略变其旨。旧义倾向于就位以修德，孔子则侧重修德以取位……孔子所以袭用‘君子’之旧名者，似欲在不显明违反传统制度之范围内，实行其改进政治之主张。以宗法身份之旧名，寓修德取位之新意。”[8](P65)他指出，君子旧义在“就位以修德”，新意为“修德以取位”，孔子推陈出新，提出君子人格的新概念，其背后是孔子改革社会文化及政治的信念，立论可谓精辟。无论新、旧义，君子属性的根本在“德”，这是很重要的，也是中国古代君子文化精神一以贯之的要义。春秋时代，贵族阶层在整体上衰落了，但君子人格“德”的属性则由此向社会蔓延普及开来，这是新的人文道德思潮兴起的一个条件。
　　孔子代表了春秋时代新的人文道德思潮的兴起，并有意表彰先于他及与他并世的贤哲风范，将其总结为君子人格而称述发扬。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遽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藏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9](卷67)这些人均可称为是当时君子人格的代表。在《左传》中，亦可见春秋时对君子言行的各种称扬，如：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
　　《左传·昭公八年》：“君子之言，信而有征，故怨远于身。”
　　《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
　　君子不仅有德，而且博闻多识，如子产曾广引掌故旧闻论析晋侯之病，被称为“博物君子”[4](《昭公元年》)。总之，君子在言语、行事各方面皆有可称，足以为人表率，故成为人们称羡和追随的对象。如《国语·晋语五》：“阳处父如卫，反，过宁，舍于逆旅宁嬴氏。嬴谓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今乃得之。’举而从之。”[10](卷11)君子不仅成为大多数人追随效法的典型，而且君主们对其也极力表彰。如晋侯论楚囚钟仪为君子，盛赞他具仁、信、忠、敏诸德义，因而做事必成[4](《成公九年》)。鄢陵之战，郤至三逐楚王，见王必下奔，楚王以为其乃君子，使人问慰以弓[11](《晋语六》）。对君子的这些表彰，是孔子能成功提出新的君子人格概念的历史依据。最主要的是，孔子关于君子、小人概念的厘定，从观念上开始颠覆原来的贵族社会制度。关于社会阶层的划分内涵，由于孔子此举而发生了重大改变。君子、小人在春秋以前是中国古代社会阶层划分的基本概念标志，二者处于完全不同的权益地位。如：
　　《左传·成公十三年》：“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
　　《左传·襄公九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
　　《国语·鲁语上》：“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在这里，君子、小人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二者在社会地位上有不同分工，又有器物、服章上的表现，而且成为制定和推行贵贱尊卑礼制的等级依据，故《左传》又曰：“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4](《宣公十二年》)但自孔子开始，君子、小人已不再主要是社会地位上的不同标志，而成为道德人格上的不同称谓。这可举《论语》中的例证：
　　《为政》：“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述而》：“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子路》：“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宪问》：“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卫灵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作为旧意识的遗留，不能说这里的君子、小人概念完全没有社会地位上的对应内涵，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主要是从道德人格的差异上概言君子与小人之别。这对后世的影响极大，从本质上说，它是传统贵族社会瓦解之后，承其思想遗传而开出的新的、且影响更为普遍的道德信念及相关的人格理想标准。此后，中华文化始终以道德信仰作为立基成人、号召社会的原则，确是因孔子的表彰提倡之功，才使之垂遗昭显于后世。而且，经孔子提倡之后，道德不再像昔日那样作为人格特权仅属于贵族社会，而是人人皆可经人格修养的努力而达成的，道德信仰从此得以影响全社会。这实在是孔子儒学思想对中国社会文化的一大贡献。I

　结语：儒家的君子之学 　　在《春秋》三传中，《公羊》、《谷梁》二传除以君子云云解经外，还引有子某子、某子及“传曰”等形式阐述《春秋》大义，从而凸显出《公羊》、《縠梁》二传的经学属性。《左传》“君子曰”从根本上讲，是就《左传》所载人物或史事所发的史论。尽管有杜预为把《左传》说成是传《春秋》的经学著作的种种努力，但《左传》作为史学及“君子曰”作为史论的本质并不能因此被改变。但同时，也不能因此否认《左传》与儒家学说的关系。因为“君子曰”中引《诗》、《书》及贤达语以为论议之助的表达方式，尤可突出其儒家属性。所以，无论是《左传》“君子曰”，还是《公羊》、《縠梁》二传的君子解经语，都彰显出它们的儒学色彩。因此，它们应同属儒家君子之学的构成内容。儒家的君子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孔子受春秋以来与卿大夫贤哲们相关的理性思潮的启发而形成的，其中包括先前积累、传承而来的德礼思想因素。所谓儒家君子之学，则是对儒家道德伦理期望的集中概括。I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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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见到君之子奚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