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部面临的现实威胁在境外，西部遭遇的潜在威胁在境内；消除东部的威胁可以靠传统的军事和外交手段，面对的只是单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的结盟；消除西部的威胁则更多需要依赖双边和多边合作，面对的是多个国家、国际组织乃至非政府力量的压力。在中国未来拥有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后，更需要重视西部边界的安全，除了油气资源外，还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的侵扰。

一、美军撤离可能导致的阿富汗局势
就整体而言，中国的西部邻国包括四个中亚国家(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以及五个南亚国家( 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 。但考虑到自然地理的屏障作用、上海合作组织的有效运作、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根深蒂固及中印关系的稳定发展，中国西部的九个邻国中，唯有安全局势动荡的阿富汗最有可能会成为从陆地通过人员渗透而影响中国西部地区安全的国家。“9·11”事件后，在美国领导的阿富汗战场上，就俘虏了拥有中国国籍的恐怖分子，中国政府也自那以后陆续公开了1990年代以来西北地区发生的数起恐怖袭击案件，从而使外界对中国境内外恐怖主义势力相互勾结和利用的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在美军和国际安全部队的军事打击下，曾经活跃在阿富汗及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势力一度趋于溃败，中国西部边界安全也得到有效保障。

历史上中东和中亚地区地区的政治变革，往往经历三个阶段: (1) 发生推翻旧政权的人民革命；(2)新政权展开政治清算和确立统治基础；(3) 宗教政治运动兴起，政局陷入动荡胶着状态。自1990年代初独立以来，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大体已经历上述三阶段的政治变革，目前处于伊扎布特等政治伊斯兰力量与政府对峙的阶段。阿富汗则极有可能会步这两国的后尘，巴基斯坦的部落地区已是恐怖主义的温床。极端主义思潮及其在上述国家内的政治实践，显示了中国所面临的西部境外地区的安全局势不容乐观。

三、中国在西部边境地区面临的安全挑战
环顾全球，欧洲各国在面对来自穆斯林移民的骚动时普遍反思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美国面临拉美裔移民对其传统的“瓦斯普”(WASP) 国民性的稀释和冲击时亨廷顿会发出“我们是谁?”的质疑。这些现象似乎表明，国家内部的文化差异，正超越1993 年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范式，而有可能成为未来制约国际政治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世界各种不同文化，特别是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正通过个人及社会团体角色的增强而加大对当前国际政治发展走向的影响力度。美国在过去的11 年来并没有打赢阿富汗战争，主要原因并非其没有坚船利炮，而是未能清除极端主义思潮存在的社会基础，未能彻底消灭作为非国家面目出现的极端主义分子。对于恐怖分子、极端主义分子，或者深受其影响及其所存在的社会基础来说，国家军事和经济力量不足以在短期彻底根除这些问题。因此，观察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及中亚地区面临的国际环境时，我们可以看到东部基本上是以国家为对象，是传统国际政治的互动方式，大国外交似乎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但是，西部地区更多是个人和社会团体为主要互动对象，反应出来的往往是文化或是宗教方面的差异性，面对的是一些中小国家的挑战。土耳其、沙特、卡塔尔在叙利亚局势演变过程中扮演的积极角色，以及给中国外交带来的压力，就说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通过“阿拉伯之春”的进一步观察，我们也能看到年轻人口的激增，经济发展的持续边缘化，同时包括网络的便捷和推动，都使得个人和某些社会团体、宗教组织成为当前国际政治发展中的新兴行为单位。

2012年11月2日，在北京论坛的主旨发言中，英国科学院院长、牛津大学荣休教授亚当·罗伯茨也指出，寻求文明的和谐共存、共同繁荣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当人类对全球性问题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共同认识时，寻求共同的政治、文化、社会基础是实现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显然，中国西部邻国围绕各自文化而展开对话的时代尚未到来，不同文化、文明和宗教的差异在短期内不会减少彼此间的摩擦、隔阂与对立，相反，极端主义势力会利用这些异同而诉诸政治反对与武力对抗。如何避免境外的敌对思潮与组织向境内西北地区的渗透，应是中国政府确保西部边界安全的重要课题。

美国自阿富汗撤军，将使阿富汗及其周边安全局势变得更加不可测。当中国面对2014年美军从阿富汗撤离的基本局面时，中国在西部边境地区面临的战略安全上的挑战会大过美军驻扎时所带来的安全威胁。所以，这也是我比较同意王缉思教授所说的有关中美在中国西部境外地区可以合作的原因，更不用说两国在伊朗核问题或者中亚地区反恐问题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必要性了。中国已经与中亚多国在当地建立起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多边框架，但是这个框架仍然是建立在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互动之上。对于恐怖分子、极端主义分子，或者深受他们影响及其所存在的社会基础来说，国家力量不足以彻底根除这些问题。

因此，中国面向西部地区的外交战略谋划，需要更多注重与有关国家的政府、人民、地区组织和社会团体的交往，而不能仅满足于国家间、政府间关系的维系。因此，针对西部地区的特殊国际环境，中国应积极参与阿富汗的战后重建，与周边国家各阶层代表广泛接触，加强和发展中巴传统友谊和友好合作关系，改善和增进中印在地区问题上的磋商与协调，确保阿富汗国内局势平稳过渡。在伊朗核问题上，既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又坚持正当合法的双边贸易不受美国的干扰和阻挠。总之，在西部地区，对中国核心利益构成挑战的是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这三股恶势力。中国需要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同时借助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积极与周边国家开展行之有效的合作，大力巩固西部地区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边界安全，共同致力于一个稳定发展、合作共赢的西部安全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