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 年后,孙中山在宣讲解释三民主义时,几度提及有人用世界主义反对其提倡民族主义。关于此事,后来的研究者从反对帝国主义的角度解释演讲的内容,指出反对世界主义是孙中山在他后期活动中为了宣传民族主义而进行的思想批判之一。① 不过,孙中山当时回应的直接对象,并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泛指一般的世界主义。近年王尔敏先生的《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正解》,照孙中山的演讲指其说是警戒国人不可醉心于新文化运动②,亦未明确其对内对外的具体所指。追究孙中山的回应对象,可以了解世界主义在近代中国发生发展的渊源脉络,尤其是对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思想界各派受此影响的实际状况,有所把握。这不仅有助于理解近代中国知识人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缠绕之间所做的两难选择,更对今日平衡民族主义与全球一体化的矛盾有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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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学人认为:“古老的‘世界主义’也与现代的‘国际主义’不同,前者是关于天下一家的一种思想态度,后者则更落脚于超越民族界限制度。”① 如果回到历史现场,上述分析可以显示后来的发展趋势,但相对于当时的状况,或许过于清晰了。
孙中山对于世界主义的了解不一定全面系统,他所关注的主要是对中国的新文化青年发生过重要影响,并通过后者的转述,引起人们质疑其民族主义主张的人物和流派,所以他批评的对象不包括美国和法国,而突出英国与俄国,尤其是英国,具体所指,当为1920 年10 月至1921 年7 月来华讲学的罗素。罗素一贯信奉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反对民族主义与民族战争,尤其是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来的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严重问题做出反省,对民族、国家、宗教等进行深入探讨和深刻批判。来华期间,在“实业制度国家主义互相影响”等“社会结构学”的系列演讲中,罗素批评“民族主义的崛起拦腰斩断了工业大生产自然地国际化的去路。而且,根源于‘非理性的本能’的爱国心和民族主义在现代世界与工业大生产奇异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民族主义激发着工业大生产以国家为单位进行残酷的竞争,另一方面,工业大生产中激烈竞争又使民族主义这种‘合群/ 敌对本能’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世人如果没有及时醒悟过来,共同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人类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在民族战争中自我毁灭。”② 罗素一般性地反对民族主义的鲜明态度,使得后来学者在概括其来华的全部演讲内容时,甚至将“宣扬帝国主义的世界主义”列在首位。③I

罗素的演讲词刊登于1921 年4 月5 —6 日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同年分别由北京大学新知书社和《晨报》社出版单行本。1923年,罗素在来华五大演讲的基础上,加写了《向国际主义的转变》、《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等8 章,合为《工业文明的展望》一书在伦敦出版,书中罗素指“民族主义的本质是人们将本民族与他民族对立起来的一种敌对情绪”,他既反对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即帝国主义,也反对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即民族自决,认为民族自决原则下的爱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原则下的爱国主义界限相当模糊,一旦依靠爱国主义激情获得民族自决,这种激情很容易转化为对外侵略和谋求霸权的动因。同时,世界各民族很难达到或保持长期的均衡,诉诸民族自决原则只会使各民族之间无休止地战斗下去。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归根结底是有害的,医治民族主义的惟一药方就是消灭民族主义,使人类的精力和情感不再服务于民族对立。理想的办法是人类自觉地组成一个具有最高权威的“世界政府”,按照工业大生产本身的需要,合理地解决原料和能源的分配问题、移民问题、民族之间的领土问题,为此需要大力提倡国际主义。
罗素来华及其演讲,在青年学生中引起很大反响,1924 年北京大学以学生为主要对象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作为“中国之外谁是最伟大的人”,罗素仅在列宁和威尔逊之后,排列第3 位,比先其来华演讲、名列第11 位的杜威(J . Dewey) 高得多。① 其反对民族主义、鼓吹世界主义的主张,在崇尚西方文明并开始向往社会主义的青年学生当中引起不少共鸣。孙中山几度针对世界主义反对民族主义论调的公开演讲,与罗素来华演讲及其相关著作的出版在时间顺序上如此吻合,恐怕反映了一定的因果联系。I

二、内部响应
世界主义进入中国,需要中介,无论是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都不会直接与中国发生联系。孙中山所说现在提倡新文化的新青年,当是通过各种中介接触或接受世界主义,并由此了解到民族主义相比于世界主义的局限。
清末民初,受过无政府主义影响的知识人相当广泛,不要说新文化运动前后组织各种无政府主义党团的活动家和宣传家,许多并不一定参与相关组织活动的人士,无政府主义的烙印也相当深。早在1902 年,蔡元培在评论日英联盟时就认为:“此举或当为世界主义之发端,而黄白二种激剧之竞争且由是而潜化”,希望中国“破黄白之级,通欧亚之邮,以世界主义扩民族主义之狭见”。① 同年他为《中等伦理学》作序,又标举原书作者日本元良勇次郎的《伦理讲话》,将“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东洋思想与西洋思想,凡其说至易冲突者,皆务有以调和之”②。他反对以种族观念提倡排满,也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表现。留学德国期间,蔡元培编著了《中等修身教科书》,批评“爱国之士,屏斥世界主义者,其未知人类相待之本务,固未尝与国家之本务相冲突也”③。他提倡科学与美术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最完全不受他种社会之囿域,而合于世界主义者,其惟科学与美术乎⋯⋯故曰:科学、美术,完全世界主义也。”④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蔡元培对协约国用《互助论》对抗德国表示好感,认为今日为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过渡时代,希望青年学生同时抱爱国心与人道主义⑤,并在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发表演说,响应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主张,呼吁消灭种族偏见,发展大同主义。I

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认为教育随时代及人类智德进步,已经历了家族主义、国家主义、国民主义和军国民主义等阶段,正在进入世界主义阶段,因而认为“战前教育偏于国家主义,战后教育必当偏于世界主义”①,并告诫创办《国民》杂志的北大学生:“勿提倡极端利己的国家主义”,“而置人道主义于不顾”。②
联系与接待罗素来华,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起了主导作用。梁启超早年追随康有为讲“大同”,对社会发展未来的设计有“万国大同主义时代”,后来接受德国伯伦知理等人的国家学说,放弃大同思想,信仰国家主义。他在1899 年12 月23 日《清议报》第33册《饮冰室自由书·答客难》一文中,对于有人诘难其本来祖述春秋无义战和墨子非攻,“今之言何其不类也”,回答道:“有世界主义,有国家主义,无义战非攻者,世界主义也;尚武敌忾者,国家主义也。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今中国岌岌不可终日,非我辈谈将来道理想之时矣。”他承认从前讲世界主义是清谈误国,而不以为今日提倡国家主义是思想退步,并进而论道:“今日世界之事,无有大于中国之强弱兴亡者”,所以中国人讲国家主义,即等于世界主义。这与孙中山的认识大体相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失败,梁启超游历欧洲,知道经过国家主义的全盛时代,世界主义重新抬头,于是回到世界主义的立场。③I

不过,胡适的世界主义在留学界反而不受欢迎,他在反抗外强侵略时主张不争主义,往往使之“陷入十分麻烦的地位”①。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时胡适公开表达其不争立场,令留美同学大为反感,也使胡适本人一度陷入心理矛盾。胡适归国之始即发愿20 年不入政界,20 年不谈政治,主要是针对当时国内政坛的黑暗复杂,背后恐怕也有自己信奉的不争主义与举国上下的爱国激情对立冲突的担忧。后来胡适在对日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不仅再度遭到国人的抨击,同道乃至弟子也大为不满。
胡适不讲政治,并非言不由衷,而是情非得已。对于当时教育家“以不谈政治为高”,孙中山公开有所批评,斥为“谬说”,并指出这一谬说由两种原因而生,一是专制官僚,二是西洋留学生。② 戴季陶、朱执信等人也分别撰文予以劝告,呼吁新文化派关注政治问题。据陈独秀说,中国主张不谈政治的有三派人,学界的代表就是张东荪和胡适。③ 其实胡适虽然不谈政治,却始终关注政治,并且不时向社会直接间接地传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其中也包括世界主义思想。1918 年他撰文介绍《易卜生主义》,就特别指出:“易卜生从来不主张狭义的国家主义,从来不是狭义的爱国者⋯⋯易卜生晚年临死的时候,一定已进到世界主义的地步了。”④I

1921 年5月,胡适以提议废止国耻纪念开始讲政治,他主要关注改造内政,以为“对外的纪念不如对内的努力”。凡涉及对外方面,胡适并未公开宣传其世界主义观念和主张,但基本立场是反对夸大列强侵略的危险,防止民族主义的排外情绪。1919 年,他还应芮恩施( P.S. Reinsch) 之约,计划撰写《中国人的和平理想》,并拟出目录。①所传达给新青年的信息,无疑带有很强的世界主义色彩。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一度也可以说是世界主义的赞成者。1917 年8 月,他作书答陶孟和关于世界语的来函,对后者“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的观点“极以为然”,而对其“世界主义是一事,世界语又是一事,二者未必为同问题”的看法则“微有不以为然”。他认为:“世界语之成立,非即为世界主义之实现。且世界主义未完全实现以前,世界语亦未能完全成立。然世界人类交通,无一公同语言为之互通情愫,未始非世界主义实现之一障碍。二者虽非一事,而其互为因果之点,视为同问题亦非绝无理由。此仆对于世界语之感想,而以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也。”② 在《偶像破坏论》中,陈独秀又将国家视为偶像,希望用世界大同的真理破除国家偶像,让大同和平的光明照耀中国和世界。③ 他反对一班半通不通自命为新学家的人“, 开口一个国家 ,闭口一个爱国;这种浅薄的自私的国家主义爱国主义,乃是一班日本留学生贩来底劣货。”④ 呼吁抵制这种精神思想上的日货。不过,陈独秀的观念中世界主义始终是民族主义的未来,就此而论,他与孙中山的观念相当接近。后来他转向马克思主义,讲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对抗,又主张阶级的国际联合,则与孙中山同中见异了。I

S. Reinsch) 之约,计划撰写《中国人的和平理想》,并拟出目录。①所传达给新青年的信息,无疑带有很强的世界主义色彩。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一度也可以说是世界主义的赞成者。1917 年8 月,他作书答陶孟和关于世界语的来函,对后者“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的观点“极以为然”,而对其“世界主义是一事,世界语又是一事,二者未必为同问题”的看法则“微有不以为然”。他认为:“世界语之成立,非即为世界主义之实现。且世界主义未完全实现以前,世界语亦未能完全成立。然世界人类交通,无一公同语言为之互通情愫,未始非世界主义实现之一障碍。二者虽非一事,而其互为因果之点,视为同问题亦非绝无理由。此仆对于世界语之感想,而以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也。”② 在《偶像破坏论》中,陈独秀又将国家视为偶像,希望用世界大同的真理破除国家偶像,让大同和平的光明照耀中国和世界。③ 他反对一班半通不通自命为新学家的人“, 开口一个国家 ,闭口一个爱国;这种浅薄的自私的国家主义爱国主义,乃是一班日本留学生贩来底劣货。”④ 呼吁抵制这种精神思想上的日货。不过,陈独秀的观念中世界主义始终是民族主义的未来,就此而论,他与孙中山的观念相当接近。后来他转向马克思主义,讲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对抗,又主张阶级的国际联合,则与孙中山同中见异了。I

三、分歧与一致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世界主义的流行,虽然可能导致部分青年对孙中山民族主义主张的怀疑,实际上双方在许多方面相似相近,甚至基本一致。
孙中山认为世界主义不适用于当时中国的重要原因,是中国早已进入世界主义 ,并且饱受其害“, 从前中国知识阶级的人 ,因为有了世界主义的思想,所以满清入关,全国就亡⋯⋯中国大多数人很提倡世界主义,不讲民族主义,无论什么人来做中国皇帝都是欢迎的。”① 在近代世界,失去民族思想是导致中国遭受外国列强侵略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历来没有民族主义,只有天下大同思想,这是不少近代中国知识人的共识。如梁启超就说:“‘全人类大团体’的理想,我们中国是发达很早的,我们向来并不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我们中国人所宗尚的,一面是个人主义,一面是世界主义,中间却不认得有什么国家主义。”②“我国民大成功之根本理想,则世界主义也。‘国家’一语,有若何特别重大之价值,我国民殆不甚理解。”③ 陈独秀也断言:“中国古代的学者和现代心地忠厚坦白的老百姓,都只有‘世界’或‘天下’底观念,不懂得甚么国家不国家。”④I

从胡适所列《中国人的和平理想》一书的目录看,他显然也认为中国人早有类似世界主义的观念。不过,对于历史上所谓世界主义的作用,以及近代转向国家主义的得失,意见则不尽相同。孙中山认为,过早地进入大同主义,导致国人缺乏爱国心和团结力。梁启超一度也认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是救亡图存的良方,但后来却说:“此种世界主义的理想,我国民五千年来,皆恃此为成功之一大根原。及至十九世纪,国家主义成为天之骄子,我国民舍其故步而谋学步焉,与我固有之国民性不相容,学焉未睹其利而先承其弊,于是演一大失败。”① 则国民性或民族性的秉赋虽是客观存在,如何认识引导却看法相异甚至相反。
承认弱小民族有实行爱国主义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是孙中山与新文化派精神沟通的又一要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虽然显示人类只有合作才是出路,国家主义实行的依据即民族竞争的时代并未过去,尤其是弱小民族,如果不能摆脱被侵略受奴役的地位,在世界主义的旗帜下必然丧失生存的权利。一度沉迷于世界主义的胡适,仍然具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关怀。② 他对于世界主义的界说是:“世界主义者,爱国主义而柔之以人道主义者也。”他认为:“今日之世界主义,非复如古代哲学家所持之说,彼等不特知有世界而不知有国家,甚至深恶国家之说,其所期望在于为世界之人,而不认为某国之人。今人所持之世界主义则大异于是。今日稍有知识之人莫不知爱其国。”这也就是所谓“世界的国家主义”或“世界主义的国家”,亦即学人所称与古代世界主义不同的近代国际主义。在此观念下“, 爱国是大好事 ,惟当知国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团体在,葛得宏斯密斯( Goldwin Smith) 所谓‘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是也”。③I

孙中山以后国际形势的发展,似乎处处印证了他关于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论断的正确。日本侵华步伐的步步紧逼,刺激中国人的爱国和民族情绪一再高涨。而在对外关系上不少人寄予希望的国际联盟,不仅显得软弱无力,反而对侵略者有纵容之嫌。结果,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暂时抛开世界主义的憧憬,回到民族国家的立场。蔡元培自清末以来一直是世界主义的忠实信徒,可是后来他似乎也接受了孙中山的主张,认为:“中国受了世界主义的欺骗,所以把民族主义失掉。所以,我们不谈世界主义,谈民族主义;民族达到了,才好谈世界主义。”① 他拟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既主张“恢复民族精神,发扬固有文化,提高国民道德,锻练国民体格,普及科学知识,培养艺术兴趣,以实现民族主义”,又“提倡国际正义,涵养人类同情,期由民族自决,进于世界大同”。② 只有胡适等少数人,始终不渝地坚持其世界主义立场,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也不曾根本动摇。
或许与世界主义的影响有关,孙中山晚年宣讲民族主义,重心也有所调整。开始他着重强调汉族对于其他少数民族的中心地位和同化作用,确有种族主义之嫌。这也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从来或明或暗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回应世界主义批评的过程中,孙中山虽然没有放弃汉族中心的观念,至少在正式宣讲的场合,这种对内的种族倾向有所减弱。他主要是针对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家族、宗族主义发达,天下思想强而民族观念弱的汉族立论,增强其民族意识以对抗强权,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这一目的一旦实现,早已进入世界主义的中华民族自然会以和平与平等精神待人。孙中山的良好愿望和中国古已有之的天下意识,能否防止在民族自觉过程中出现种族偏向和霸道倾向,不无可疑。不仅当时国人对此疑信参半,后来的外国学人也不断质疑中国古代的文化至上观念,批判近代民族主义复兴过程中种族复仇意识膨胀所滋生的流弊。尽管如此,中国人很早就用不同于近代西方人的观念和态度处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当是不争的事实。这对处理当代有关民族、宗教、国家关系的众多复杂事务,确有可资借鉴之处。实际是以西方标准建立起来的世界体系,能否协调与融合西方以外的因素,反而是对世界主义的最大考验。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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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这篇文章是以孙文以及多位同时代的社会活动家、学者等为镜面，折射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关系。
个人观点：民族主义并非仅仅可用“狭隘”定论，民族主义可支撑民族自强意识，只要不极端化和盲目化，便能发挥其积极意义。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