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治制度史的研究，30、40年代的主要成绩是资料疏释和整理，代表性作品有吴廷燮《唐代藩镇年表》以及岑仲勉对郎官石柱题名、御史台精舍碑、翰林壁记等的考证文字。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主要从文化史的意义讨论隋唐礼乐刑政主要源于南朝的梁陈和北朝的魏齐（其中包括中原文化在永嘉之乱后移存凉州者），而不是一般所想象的西魏北周。70年代以前出版的力作则有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6）、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科学出版社，1957）、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严耕望对唐代尚书省及其职权的研究、陈仲安《唐代的使职差遣制度》（《武汉大学学报》，1963第1期年）都有一定影响。这个时期大陆没有通论性的政治制度史著作，台湾地区出版的若干部政制史，总体水平都不高。
70年代末叶以来隋唐五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职官、军事、法律等方面都有一些高水平的论著发表。就总体情况而言，学者们主要致力于制度史的历史学研究，也就是说，主要把政治制度史问题作为一个历史学而不是政治学的课题来进行描述和考释。这在职官制度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张国刚《唐代官制》（三秦出版社，1987）对唐代官制的一些基本内容做了简明的概述，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93）分中央官制、地方官制、选举制度、俸禄制度四章，主要是梳理了迄今的研究成果，同时在使职差遣、九品中正制度等问题也做了较深入的探究。谢元鲁《唐代中央政权决策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指出唐代中央有皇帝御前决策、政事堂宰相会议决策等不同层次的决策形式和运行机制。王素《三省制略论》（齐鲁书社，1986）论述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在魏晋南北朝的酝酿、隋代建立、唐初发展成熟和唐五代遭到破坏的历史过程。吴宗国《三省的发展和三省制的确立》（《唐研究》3，1997）对三省体制作出了新的探讨。袁刚《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研究了从三省制到翰林学士、枢密使和中书门下组成的新的中枢决策体制的变化。雷家骥《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试图从行政学的角度，探讨隋朝及唐初人事结构、权力运作及其与政治演进的关系。赵永乐的两本论文集对唐五代宋初变革时期的内廷机构做了多方面的探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1994）

前已提及的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从官制方面看主要研究了尚书都省和财务系统对文书的勾稽检核工作，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胡沧泽《唐代御史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全面论述了御史台及其属官的监察职能，并且列表揭出了大夫、中丞和三院御史的任职人员与年代。李锦绣《唐代直官制》、《唐代的视品官制》、《唐代的勒留官》、《唐代“散试官”考》所探讨的都是过去治官制者比较忽略的一些问题，反映了作者的敏锐和读书的细致（《唐代制度史略论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叶炜《试论隋与唐前期中央文官机构文书胥吏的组织系统》(《唐研究》5，1999)梳理了都事、录事、主书、令史、书令史、府、史等胥吏的结构体系，颇有新意。

科举与选官制度。科举制度起于隋，还是始于唐？一般的论著都说起于隋。何忠礼《科举制起源辨析》（《历史研究》1983-2）提出进士科创始于唐，引起一些商榷（金旭东《〈科举制起源辨析〉之商榷》、周东平《关于科举制起源的几点意见》，均见《历史研究》1984-6）。但是最近仍然有人认为，从科举制度的特征看，应该起源于唐代（王丽君《科举制度的重要特征及其起源标志探究》，《河南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98年第6期）。吴宗国《唐代科举制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在考证制度基本内容的同时，对科举制度的运作作了精湛的论述。高明士《隋唐贡举制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在详细介绍隋代及唐代贡举及武举制度的同时，还用专章讨论唐贡举制度对儒学研究的影响以及对韩国和日本的影响。翁俊雄《唐代科举制度及其运作的演变》（《中国史研究》1998-1）试图揭示唐代科举考试科目、内容、生源、风气与授官情况在前后期的演变。大多数论著都肯定科举制度在选拔优秀人才、冲破门阀制度上具有积极作用，任爽《科举制度与盛唐知识阶层的历史命运》（《历史研究》1989-4）则分析了盛唐知识阶层因为科举而与统治集团同流合污，丧失了独立的批判能力，为专制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任士英《唐代流外官研究》（上下篇分别刊于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5辑，三秦出版社，1990；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对流外官的设置与铨选初步作出了系统的钩稽。对散官问题人们也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宁欣的《唐代选举制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参见刘后滨书评《唐研究》第3卷， 1997）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少数有价值的专著之一。

军事制度与军事史。唐长孺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唐代西域地区的军事问题。（《唐代差兵文书跋》，见《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1983；《唐先天二年军事文书跋》、《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西州府兵》，并见《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孙继民《唐代行军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参见张国刚的书评（《唐研究》第一卷，1995）运用同样的方法对于唐代前期战争动员状态下的军队及其集兵、作战制度做了深入的研究。他最近出版的《敦煌吐鲁番所出躺带军事文书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虽然主要是对文书的考释，但是涉及关于府兵、兵募、健儿等兵制的一些细节，颇见功力。王永兴的论文集《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主要研究了河西、北庭、安西、朔方等节度使的军镇设置，对出土文书中涉及军制的内容也进行了疏释。程喜霖《汉唐烽堠制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0；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1）对唐代军事警报系统--烽堠的研究系统而详尽。张国刚《唐代政治制度论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府兵、兵募、健儿、防丁等兵员的研究以及对北衙六军、神策军、藩镇军队体制及其出征制度的探讨。王援朝对于唐代兵器和兵法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推出的多卷本《中国军事通史》的隋、唐、五代部分占有四卷，不仅比八十年代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军事史》篇幅要大，而且其按照断代分卷的方法与后者按专题内容（如兵器卷、兵制卷）分卷的方法也不同。马俊民、王世平《唐代马政》（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视野比较开阔，不仅讨论了马政，还广泛地论述了马政与边防、内政和外交的关系。卢向前、王冀青则利用出土文书研究了交通通讯用马的问题《唐交通通讯用马的管理》（《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2期；1986年第2期）。

法律制度。法制史的研究是历史学和法律学相结合的交叉学科。倪正茂《隋律研究》（法律出版社，1987）对隋律制订的背景、内容和阶级本质、历史地位进行了专门探讨。杨廷福《唐律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以论文集的形式讨论唐律的制作年代、社会基础和阶级本质以及唐律的渊源与内容等。韩国磐《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93）也部分地论及隋唐的法律问题。它们与程树德早年的《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63）一样，都是典型的运用历史学方法研究法律制度的著作。乔伟《唐律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上篇主要研究唐律的立法原则，下篇探讨《唐律疏议》中规定的犯罪种类和诉讼程序，是典型的法律学研究方式。台湾的戴炎辉六十年代在《法学丛刊》、《法律评论》等各种杂志上发表20来篇论述唐代各种法律和刑罚的文章，并出版了《唐律通论》（台北，正中书局，1964）、《唐律各论》（台北，三民书店，1965）。9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王立民、钱李群等在《法学研究》、《法学》、《比较法研究》等专业法学刊物和学报上也发表许多从法学角度研究唐代法律的论文，出版了《唐律新探》（王立民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3）、《唐律与唐代法律体系研究》（钱李群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唐代行政法律研究》（钱李群、艾永明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等著作。与历史学家主要擅长文献和史实的考订与说明不同，从事法律研究的学者力图运用现代法学概念和范畴去梳理古代法制史内容。关于治安、贪污、自首、狱政以及审判监督机制、刑讯责任制度、刑事起诉制度和刑事审判制度、经济立法、商事立法、市场立法等专门的法律问题，近年也都有论文发表。刘俊文《唐代法制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是其多年研究唐代法律的总结性成果。

礼制研究。高明士在发表《从律令制度论隋代的立国政策》之后，又把《隋代的制礼作乐》作为隋代立国政策之二来探讨（分别见《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1；《隋唐史论集》，香港，1993）。姜伯勤《唐贞元、元和间礼的变迁》和《沙洲傩礼考》结合敦煌文书的研究，提出了唐代后期礼的日用化和世俗化的重要论点，这两篇文章的扩展，加上对《大唐开元礼》与敦煌书仪以及高昌祭礼的研究，构成了其专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中的《敦煌礼论》篇的主要内容。最近他又发表了《王涯与中唐时期的令与礼》（《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详细讨论了王涯对礼和令的改革，认为改革的失败象征着盛极一时的礼和令已经走向“后开元礼”和“后开元令”时期。刘俊文《唐律与礼的关系试析》、《唐律与礼的密切关系例述》为中国文化中的礼、法合一论提供进一步的具体论证（分别见《北京大学学报》1983-5、1984-5）。任爽《唐代礼制研究》（东北师大出版社，2000）论述了唐代吉凶兵嘉军五礼的一般内容。

亲，能不能给个题目呢，我不考研，随便一个能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