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见义勇为，也要法治环境，以及舆论和道德支持。
相比之下，近年来“洋人做好事”的新闻却不断出现在媒体里。西安、杭州、东莞等城市都曾将“见义勇为奖”颁给外籍人士。为什么老外特别爱见义勇为？这是个伪命题。当然老外见义勇为更受媒体和公众瞩目，容易成为新闻。但细究其背后的因素，却还是让人觉得很可玩味。
去年5月在东莞，巴西籍人士Mozen因挺身而出制止扒手，而遭扒手和他的两名“同伙”追打，头部受伤缝10针。
据媒体报道：“殴打老外的小偷团伙盘踞在海雅百货沿线已经好几年，这些小偷都随身带刀，而且整个团伙差不多有十来个人……”他们不仅可以公然上街行窃，而且可以向任何阻碍了他们“发财”的人报复式袭击，这使了解内情的当地人自然会捏一把冷汗，众人的“不敢”似乎情有可原。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曾报道，美国一家银行出纳员尼科尔森在银行遭遇抢劫时，猛地扑上去抓住疑犯。但结果却是：尼科尔森的英勇行为并没有为他带来奖励，相反地，他被开除了。
事实上，许多欧美国家的银行都有相关规定，遇到银行抢劫，工作人员以保护自己和客户的生命为首要任务。因为工作期间，银行要对职员和客户的生命安全负责，一旦银行职员在抓捕劫匪的过程中负伤，甚至送命，都得银行担负赔偿责任。这就是银行不提倡自己的职员见义勇为的原因。
争论中国人还是老外更爱见义勇为毫无意义，再慨叹有多少国人充当了冷漠看客也已是老生常谈。我们要讨论的，应当是该为“见义勇为”培养什么样的土壤。远离风险，保证自身安全，是每个人的本能。在各种社会治安案件里，警方若不积极作为，有效打击小偷等犯罪分子，营造出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其结果，只会让见义勇为者付出不必要的牺牲，许多人被迫成为不作为的、让人诟病的看客。
要改善社会风气，需要的，不只是空洞的道德说教，除了要重奖见义勇为者外，还要为他们构建必要的法治环境，以及社会各方共同营造的舆论和道德支持。

对公德的熏陶融入在日常生活的每个瞬间里。
2012年，《新周刊》记者采访已远离台湾政坛的电视主持人陈文茜时，有着20多年政治生涯训练的她，说年轻时她相信革命，但在年老时却更相信一点一滴的改革，“我宁可花很多力气从培养公民意识做起”。
作家龙应台说，在台湾所有的小学，你一进校门，当头就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进入教室，墙壁上也有四个大字：“礼义廉耻”。台湾小学里这样对孩子解释：礼，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清清白白的辨别。耻，切切实实的觉悟。 “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万的“格言”里找出那个最最基本的价值的基座，大概就是这四个字。”
在从点滴开始培养公德和公民意识方面，日本是楷模。日本人的守时、遵守秩序和讲卫生世界闻名。一个注重社会公德的民族是值得尊敬的。
我在东京住酒店时，在日本的朋友帮我订了标准间，她一再嘱咐我，如果固定睡右边的床，左边的床就不要动，免得服务员整理。日本人的思维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是：避免麻烦别人，遵守人与人相处的规矩。
在日本各个公司的洗手间，都有两种拖鞋，洗手池处是一种，进入里面卫生间是另一种。若是你搞混了两种拖鞋，随便穿着进出，会很受鄙视。在日本甚至发生过警察追捕小偷时，因为要遵守入室的规矩，脱下鞋后才进屋，结果耽误了时间让小偷跑掉的事情。还发生过一位老教授晚上在家里突发心脏病，太太因为担心救护车的声音会干扰邻居休息而没有求救，使老人就此撒手尘寰。中国人会觉得这些事太荒唐，但在日本人看来却是值得的，理由是：不能让社会没了规矩。
与中国经常在某个时间点搞大规模运动，比如“学雷锋”、“五讲四美三热爱”之类的不同，日本政府对国民的公德培养都融化在日常生活的点滴里。我采访千叶县的一个农户时，他说到他们会定期去东京的一些小学和小朋友一起收集学校食堂垃圾。让小朋友和他们一起将这些垃圾制作成蔬菜的粪肥。在堆肥的过程中，小朋友不仅学会了农业技能，还深刻培养了他们不浪费食物的意识。东京地铁里有一些海报，向人们提示“向人微笑以示谢意”、“站直身子保持眼神接触”等。这种公德熏陶是潜移默化的，融入在日常生活的每个瞬间里。

原文出处：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0075660102e2sz.html?tj=1

人间正道是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