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最通俗的解释就是何时来临与何种后果均无法确定的对人类安全的某种威胁。风险并不直接就是危险或灾难,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比如开车上路是有风险的,但这不是说开车本身就是危险或灾难,而是说,只要你开车从家里出来,就具备了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尽管你不违反交通规则,尽管你开车技术很好、你反应敏捷、你小心谨慎,但也不能保证你不会遭遇车祸,因为你不去碰别人,别人也很可能会来碰撞你。
　　传统风险主要来自大自然的不确定性,而现代意义上“风险”的不确定性则主要体现在风险的“人为化”。科学技术就像一柄双刃剑,它既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同时也蕴藏着对人类社会的各种威胁,成为现代社会风险的重要根源。

摇摇欲坠的技术神话：
　　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成功模式,造就了一个美丽的技术乌托邦神话,使人们把解决社会危机的希望寄托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上,每逢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就发明一种新的技术来解决,新的发明又带来新的问题,于是人们又发明出一种解决新问题的新技术……由此导致技术越来越精细,生产越来越专业,程序越来越复杂,机器套着机器,技术控制着技术,潜在的危机也越来越多,陷进了一个走不出去的怪圈。
　　诚然,今天的人类已经无法拒绝技术,技术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内在维度。但是,当前,工业文明的发展已经陷入一种悖论,几十亿人的欲望经市场力量的整合,形成了巨大的榨取自然、盘剥自然的合力,使人类不仅在生态危机中越陷越深,而且风险无处不在。
　　也许,大自然就是用这种危机和困境,呼唤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式再一次改弦更张。

原博文：刘亚伟：从日本核泄漏危机看风险社会
　　针对人类为了解决人口剧增带来的食物压力，消灭危害庄稼生长的所谓“害虫”，人们开始研发并大规模生产使用化学杀虫剂这一事实，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在她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中推断到：“这是令我们担忧的不幸，这样一门仍然稚嫩的学科，在装备了最现代和最恐怖的武器后，于消灭昆虫的同时，也将枪口对准了我们的地球。”卡逊指出，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发生：某些地方已经发生的化学中毒，使得即将到来的春天变成再也看不到鸟儿归来，以前充满鸟语花香的清晨将是一片死寂。
　　　这种困境呼唤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再一次改弦更张：由社会伦理扩展为生态伦理，由扩张性、侵略性技术转为发展生态技术和绿色技术，由工业文明转型为生态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