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泥潭，但这里的中国人却在展示韧性和耐力：一家店倒闭了他们就再开家新的;拉低物价，跟其他族群争地盘，直至全面接管这个地方。 在家乡神秘消失17年后，2012年8月8日，我在马德里见到了郑建茂。36岁的郑身材健壮、肤色黝黑，他留着短发，头略前倾，言辞恳切岁月完全洗净了他亡命天涯的痕迹。 郑建茂是沿着乡人开辟的路线进入欧洲的。浙江青田共50万人口，有25万人侨居海外，其中约60%采用郑这样的非法途径出国。郑建茂在意大利黑了6年，2001年他来到西班牙，并取得永久居留权。郑显然是这个家庭的希望所在。随后，他相继带出了家乡的6个哥哥姐姐。如今，这个家族已经有近百人散居在西班牙、意大利、法国。

喜欢选择这种交通方便、房价便宜的边缘地带聚居。那些耳熟能详的“中国制造”：裹着金色锡纸的圣诞节小饰品、山寨版的任天堂游戏机、比竞争对手总要便宜几分的移动电话卡，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运输出来。西边街角曾经有一家专卖盗版的影碟店，那是郑建茂在西班牙开的第一家店。东行500米有一家“青田肉铺”，继续往东是“海外情缘俱乐部”和玻璃上贴着“好消息：新到特白面粉”广告的万通商场。街区北面，Noviciado地铁站附近一栋古旧建筑物的半地下室，还隐藏着一家中国人开的地下服装厂。晚上我经过那里，发现几乎找不到入口，玻璃窗上蒙着白色的高丽纸，里面传出机器马达沉重的轰鸣声，伴有热浪从窗口喷涌而出。

西班牙正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潭，但这里的中国人却在展示韧性和耐力：一家店倒闭了他们就再开家新的;拉低物价，跟其他族群争地盘，直至全面接管这个地方。西班牙劳工部2012年3月31日发布数据称，西班牙取得合法居留的华人有17.3万人，比起2011年6月30日的统计上升了5000人。此间普遍认为西班牙的华人数量在25万到27万之间，差额部分—将近10万人—是仍然没有取得合法身份的“黑人”。 “警察会经常突击此地检查身份。”郑和我行至一个青石板铺就的丁字路口时说。 西班牙的失业率已经攀至25%，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52%。西班牙政府加大了对非法劳工的检查。一方面，随着消费减少、销售乏力，华人社区的失业率也在攀升。在一家中国超市的门前，一个肌肉结实的消瘦男子正蹲在地上读一份华文报纸。从他的五官看，是典型的南方人。他盯着报纸，用余光打量着来人身体的某个部位。这是我所熟悉的中国人的交流方式，充满间接和迂回。 “他们经常来这里的华人商店转转，看看出售的中文报纸上有没有招聘信息。”郑建茂说。我们在商店门前站住脚，那人听到陌生人的交谈，不知道什么时候溜走了，原地留下了一股中国烟草的味道。 沿着Alamo街走到尽头，白色

故乡与他乡 郑茂建说：“所有人都梦想到国外，随便哪个国家都行。特别是当你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时，你不会太担忧未来，因为未来只能越来越好。” 到西班牙之前，2012年6月，我造访了浙江青田，想探寻25万青田移民向海外大规模流动的秘密。郑建茂的老家青田，隶属丽水。从青田客运站搭车，东行30分钟约40公里，就到达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温州。1963年之前，青田一度划归温州，早期在海外的青田人都以温州人自居。 青田地势狭长，细窄黄浊的瓯江从两座翠绿色的山中穿过。青田90%是山，5%是水，只有5%耕地。很多乡镇以山为名—阜山、方山、山口。特产是青田石，可以加工成石雕卖钱，这是本地为数不多的资源。因为地处边缘，较少正统礼仪的束缚，青田人一直有向外闯荡的传统。1935年，英文《中国年鉴》记载在17、18世纪之交，青田人经过西伯利亚深入欧洲贩卖青田石。《华侨史概要》记载，“18世纪末期，在塞纳河中心的圣路易岛上，已经有中国人开设的澡堂”。这说明包括青田人在内的早期欧洲华人，已经建立了社区概念。1949年前后，一批青田籍军人撤离中国大陆之后侨居欧洲。当时欧洲华侨约5万，青田人有1.7万。对于后来的青田移民来说，

这些前辈乡人早在四五十年前就在欧洲建立了一张可以依赖的关系网。 青田人第三次大规模移民始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至今未有间断。改革开放使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逐年增长，同时也涉及到移民问题。随着农业与非农业活动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农民及其家庭成员涌向城市，中西部移向发达的东部，这种内部移民只是走出国门成为国际移民的第一步。 《国际移民》一书的作者Khalid Koser说，导致移民的并不一定就是发展不足、人口过多或者统治不善本身，而更应该是世界各地的差别。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使用最广的、表示国民收入的经济指标，发达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发展中国家高66倍。出生于非洲布基纳法索的儿童比出生在日本的儿童少活35年，出生于印度的人比出生在美国的人要少活14年。 郑建茂的正式教育结束于青田方山镇初中。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母亲是家庭主妇。郑兄妹8人，7个没有文化，全都在温州周边方兴未艾的制造业作坊中做工。偷渡前的1995年前后，郑在温州的私营皮鞋厂和眼镜店打工，月收入只有300元人民币。他偷渡欧洲后，第一个月工资折合人民币8000元左右，相当于他在老家3年的工资。在郑的老家方山镇，村里最好的房子都是欧洲华侨盖的。很多人跟郑抱有同样的想法：去欧洲可以更好、更快地积累资本，等于延长了自己的生命，一如彼时的中国，开始对外展示成长的野蛮力量。 郑茂建说：“所有人都梦想到国外，随便哪个国家都行。特别是当你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时，你不会太担忧未来，因为未来只能越来越好。” 很难考证，究竟是谁开启了青田人的偷渡潮。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夏凤珍认为：浙江南部至少有60%的人是通过非法途径出国，有的乡镇中90%的人是偷渡出去的。 青田人走的是先合法(探亲)，再逾期不归的路。欧洲签证官发现，来自一些中国的入境者(以浙江和福建居多)，一旦进入目的地，就随手扔掉护照消失，于是收紧了对这两个地方的签证发放，拒签率极高。

. 正常的移民路径不通，刺激了偷渡业的兴旺。郑建茂上路那年，青田人的偷渡网络至少已经运转了10年。他们开辟了多条进入欧洲的秘密路线。南线经云南、泰国、尼泊尔、中东到南欧;东线经南美转道西班牙进入南欧;北线由俄罗斯、乌克兰、意大利，进入南欧。 郑建茂走的是风险较小的北线。蛇头就偷渡路线和风险细节、付款方式与家属进行协商，早于郑建茂先到欧洲的大嫂，已经在米兰守候，见到郑建茂就会把13万元人民币偷渡费用支付给蛇头。蛇头也是青田人，作为偷渡产业链条上最为活跃的部分，蛇头这个行当在青田相当受人尊重—特别是不用担惊受怕把蛇客安全顺利送抵境外的蛇头更是被视为能人。 西班牙过去在中国人眼中是个边远的国家。苏联解体，欧盟扩张，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长。西班牙1999年加入欧盟，2002年欧元发行后，西班牙在这个强大的集团中能获得低息贷款—这就引发了地产业的繁荣，房地产开发商和普通家庭大量借贷，推动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扩张。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西班牙当时的经济扎实稳健，排名欧元区第四。宽松的移民政策吸引了大批北非、南美及中国移民。 在位于马德里闹市区的一间办公室，蓄着短须的西班牙青田同乡会会长王凌宙说，青田人大规模

偷渡西班牙始于1985年前后。“1985年，大概2万3万青田人利用假签证到了西班牙。”一位叫朱晓海的青田人告诉我，1985年，在他来西班牙的航班上，“有67个青田人”。

1987年又通过在巴西做假签证涌进来一批。”王凌宙说，“1991年西班牙大赦，欧洲所有没有合法身份的人都往西班牙跑，中国人的人数一下子增加了。” 王凌宙1983年利用学生签证到了西班牙，当年他28岁，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来到西班牙没做过一天学生，而是到青田人开的餐馆打工。所有青田人的梦想都是先打工还清到欧洲的费用，然后自己有摊生意。如今王在西班牙南部海边拥有一家中餐馆“泽云楼”—他给我看自己手机里存的照片，蓝天白云，餐馆背依青山，大门面朝碧蓝的直布罗陀海峡。如果留在青田，他猜想自己多半会在原单位农机厂终老。 季奕鸿是西班牙第一个拥有正式执照的华人律师，1987年跟随母亲来到西班牙。他的父亲是青田人，他去过父亲的老家两次，印象十分深刻。他说：“青田没有什么工业，也没有什么资源。很多年轻人不想创业，一天到晚梦想哪一天能到国外去。” 1985年，也就是王凌宙到西班牙的第3年，西班牙通过了《外国人法》。从1986年到2005年，西班牙有过6次大赦。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前夕的大赦，赦免了境内300万非法移民，其中约有10万中国人。2005年底，又有约100万非法移民申请大赦，其中中国人大约为5.6

. 之夭夭。” 49岁的程建平个子不高，清瘦，讲一口柔软的南方普通话。在西班牙，程建平开过两家餐馆，后来转而寻求上帝的庇护。1990年他信了基督，在伦敦学了三年神学，参与创建了西班牙华人基督教会。现在程是乌塞拉华人社区的精神长老。这个社区里的教会也分两个，程建平所在的教会以青田人居多，另外一个以温州人为主。“西班牙华人基督教会1995年正式向西班牙司法部注册成立，当年只有三个地方100多人。现在，已经买下14个房产作为宗教场所。礼拜天最多有4000人参与活动，其中18岁以下的小孩子2500人，加起来有6000多人。” 为什么孩子这么多?他笑着回答说，因为“中国人在这边蛮会生的，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三个孩子”。 在这个名声不佳的边缘地带，仍然呈现一种蓬勃的商业景观。有出售冷冻猪蹄的大型中国超市，有冠以孔子之名的中文学校，有出售过期《知音》杂志的中文书店，还有修改手机程序的小店、方便男女搭铺(家人不在身边的单身男女临时搭伙同居)的小旅馆以及大量专卖中国廉价商品的百元店、中式餐馆。 近年来，更多的山东人、东北人涌进了这里。新移民不用担心住处，街心花园的小广告上写着“祥和之家：新房新床新被套，服务享受很周到，干净卫生找不到，没有一点假广告”，下面还标注详细路线“温青商场隔壁，18号3层C，请先按1，最后按红色门铃”。乌塞拉区甚至集中了十几家律师所，专为语言不好的华人打官司做账。这里完全形成了生老病死一条龙服务，自给自足、封闭且高效。 傍晚，在教会附近的一条街巷，我走进青田人出资修建的长青俱乐部。三个中年男人正在打乒乓球，两个在附近的餐馆做工，一个开百元店。其中一个很客气地让我也加入进来玩。另外一边，7名漂亮的穿着花裙的女士，岁数在30上下，对着一面巨大的镜子练习摇摆舞，动作整齐划一。听她们的口音分别来自浙江和东北，音响里传出的是中国流行歌曲—这个场景跟在国内某个中老年人聚集的免费活动中心没什么两样。 程牧师估算，华人在西班牙的职业构成中，30%做餐饮，30%开食品店和糖果店，20%开服装店和百元店，20%从事进出口贸易。牧师相信，还有部分灰色行业在运转，比如色情业和黑帮。他说：“从教会往下走，有一间中国人开的理发店，假如你走进去理发，老板娘会特意关照你是否需要性服务。这种打着理发店名义开的色情小店在巴塞罗那更多。但是基本没有青田人，因为青田人互相熟知。”

坐在教会光线昏暗的角落里，程牧师语气沉重地回忆起3年前自己曾经主持过的一个华人黑帮分子的葬礼。尽管那人不是基督徒，但他奶奶是基督徒，要求为孙子举办一个体面的告别仪式。“此人也是青田人，靠走私香烟挣了几百万欧元，黑社会派人搞他，他开枪干掉了2个西班牙人，然后在警察围捕的时候吞枪自杀了。值得欣慰的是，他的骨灰最后送回了青田，也算是叶落归根。” “很奇怪，我遇到有些新移民死掉了，也一定要回青田埋葬。即便是获得了居留的那些人也是如此。” 程牧师若有所思。我问他：“要是你，会怎么选择?”他毫不犹豫地说：“那当然还是要回去。但是我的孩子恐怕回不去了，对在西班牙成长的这一代来说，中国只是个概念。” 事实上，我眼前的程建平是青田“偷渡界”的传奇人物。1987年，在青田银行工作的程建平和新婚不久的妻子偷渡到南美，在厄瓜多尔和巴西滞留了9个月。他来到西班牙驻巴西大使馆面见签证官，声称“我要回北京，能不能申请办理一个西班牙的过境签证，归国途中带妻子去逛逛”。 签证官没能看穿程的想法，很干脆就盖上了通行章。那个红戳就像南美夜空一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程建平后半段的人生。过境签证只有一个星期，但是程建平进入西班牙后在接

应的亲戚家“黑”了下来。 取道巴西前往西班牙的偷渡路线启动了新的青田人口转移系统。1987年后，从北线和南线偷渡欧洲受挫的青田人纷纷效仿程建平，开始利用假签证转道南美前往西班牙。 想到无数同乡根据自己走出的路达到了彼岸，实现了欧洲梦，程牧师的内心无比宁静。 转型之路 当青田人从贩夫走卒纷纷转型为经营业主，开始形成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时，西班牙人惊奇地发现，近20年的资本与经济的全球化，已经完全改变了中国移民原本弱小的特性。 在GranVia大街一间西班牙人开的酒吧，我再次见到郑建茂，他讲述了更多自己的故事。他说：“家乡人只看到华侨的风光，但是却不知道背后经历了多少血和泪。” 1995年，郑建茂初到欧洲，在意大利米兰一家青田人开的制衣厂做了3年工。初来乍到的青田人很多都像郑一样在同乡经营的地下作坊做工，青田人网络帮助新来者找到工作，后来者则成为先来者的廉价劳动力。他们中多数人心存感激，为刚到异国就能找到一份工作庆幸不已。 郑的嫂子也开了一家黑衣工厂，为意大利人加工皮包。没有任何合法手续，工人也都是偷渡来的青田人。5台机器彻夜轰鸣。这种辅助性的作坊生产，只涉及简单的拼制箱包、成衣等中间环节，华人依靠的就是低廉的加工价格赚钱。这种价格优势，建立在工人较低的报酬、工作时间严重超过行业标准的限度以及偷漏税费的基础上。 郑建茂当年服务的地下工厂有15个工人，一天需要做工18个小时，有时候坐着就能睡着。“中国人的勤快程度是欧洲人想像不到的。什么合同、保险，能干吗用?全都不懂，给钱就好了。” 2012年2月，在位于西班牙东南沿海的城市瓦伦西亚，国家警察在马尼塞斯仓库区打掉一个加工校服的华人地下衣工厂，抓获了两名分别为35岁和46岁的华人男子，还发现了4名没有居留证的华人在工作。警方指控两人涉嫌犯有侵犯劳工权益罪：“我们监视时发现华人进进出出，同时还能听到缝纫机工作时的声音从里面传出，甚至在夜间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们住着拥挤的双层铺，居住环境非常脏乱，根本不适合住人。” 季奕鸿律师说，他代理的黑衣工厂案里，其实很多工人不认为自己的人权受到了侵犯。“假如上班时间只有8小时，这些工人还不愿意在这里做工，他们宁愿做10个小时、14个小时，这样才能早早赚够钱，还清偷渡费用，然后自己开店。”在实际检查中，西班牙警察也意外地发现，这些工人的确出于自愿。 作为地下经济的一环，华人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竞争，这个群体具有强烈的与外界隔绝的倾向，也不懂通过合作争取更大的利益，自然也无法形成一个独立的生产体系。郑建茂的嫂子开始几年靠开地下工厂赚了些钱。撑不了几年，中国人之间互相压低价格，生意就被抢没了。他嫂子又去法国开餐馆，因为税费问题被重罚，从略有积蓄再度沦为一无所有。

郑建茂在意大利嫂子开的工厂里住了6年。新婚之夜有老鼠爬过妻子的脚。这个集生产和生活于一体的狭小空间令他感到窒息，最后他觉得自己简直要麻木了，不想干了。但是哥哥不同意，因为郑偷渡的费用很大一部分是向嫂子借的，当时还没还完，“要走就留下一条胳膊”，哥哥说。 但是不久，郑建茂就受到一个华人黑帮的威胁和敲诈，他不得不离开工厂，开始拿着瑞士小刀和中国伞沿街叫卖。直到2001年来到西班牙后，他开始和西班牙人合作销售面向华人的电话卡才彻底摆脱困境，积累了第一桶金。从2002年到2007年，是郑建茂生意最好的黄金5年，他销售的电话卡占到了马德里华人市场80%的份额。 最早的偷渡客，如郑建茂及其嫂子，一般从事最底层的工作，很难从经济体系中获取利益，也无法成为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季奕鸿律师回忆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马德里警察局一天抓40个左右的非法移民，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抓10个左右的中国人，其中很多是卖盗版电影的。马德里的移民遣返中心为此聘请了一个台湾人做翻译。但中国人不会涉及偷抢和暴力犯罪，而是喜欢靠工作赚钱。“现在，你在街头基本看不到卖盗版碟的了，网络太发达，这个行业已经走下坡路了。最初卖碟的这批人

都成功转型开店了。” “田字不出头，工字不出头。”郑建茂的梦想就是争取成为一个独立经营者，因此他顽强地要在加工作坊之外寻求新的立足点。1999年，郑建茂行走在欧洲街头销售山寨版中国货，躲避检查、遭遇羞辱和欺骗，这个时候正逢“中国制造”异军突起，廉价的中国商品大量涌入欧洲。 在距离马德里市区18公里的Fuenlabrada工业区，西班牙华人企业联合会负责人陈晓莲对我说，就在1999年前后，西班牙华人的经营模式发生了一次重要转型：“开始的中国移民在餐馆打黑工、经营地下衣厂，在取得合法身份之后，他们发现直接进口和销售便宜的来自中国的货物，比自己加工更赚钱，于是从事进口批发的华商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开始做中西贸易。” 陈晓莲是我此行遇到的唯一一个非青田籍华商，她来自与青田毗邻的温州。她驾车领我参观Fuenlabrada工业区，这里延绵10几公里，遍布着300多家华人批发仓储式工厂。最大的面积达到1万平方米。此时正值中午，西班牙人喜欢享受一个悠长的午休时间，但是中国人却像筑巢的蚂蚁般进进出出。 像陈晓莲这样的人都有初来西班牙在餐馆打工，继而开餐馆的经历。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后，仅巴塞罗那一个城市就有约400家中餐馆，生意越发难做。1994年，陈来工业区寻找商机，Fuenlabrada大部分都是西班牙的批发企业。陈从义乌批发货物到西班牙。此后，“中国制造”的产品，从礼品陆续扩展至服装皮鞋、玩具、小家电。到2006年，工业区中最大的西班牙礼品批发商“欧米够”被中国人击败，撤离此地，目前，工业区只剩下两家葡萄牙人和印度人的店铺，其余300多家都是中国人开的仓储式工厂。 “他们没有想到，中国人这股力量能够改变市场。”陈晓莲说。 20世纪90年代前后出来的新移民，90年代中期开始频繁往返于西班牙和中国，从中国进口商品并进行批发。与之前旅居西班牙的移民截然不同，他们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意大利普拉托移民研究与服务中心研究员安东内拉·切卡尼奥在一篇文章中描述说，这些人代表了事业有成的华人新形象，体现了中国人的新观念，即华人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在经济上站稳脚跟，“并为他们的祖国做出物质和思想上的贡献”。 陈晓莲并不讳言，华商基本是靠销售廉价的中国商品起家，其中也含有部分山寨和仿制品。“我们这一拨华人，基本是借助中国制造和祖国崛起这个大势。”我注意到她使用了“祖国”这个词。这批新移民，千辛万苦逃离家乡，但是仍然相信自己是“海外赤子”，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在为中国增强实力做贡献。我在西班牙遇到的很多青田商人都潜藏着类似民族主义的特质和责任感。 1999年，海外青田人向世界各地销售了近31亿美元的中国商品，从事外贸的海外青田人有3万多人。到了2001年，从业人员增加到5万人，创汇50多亿美元。当青田人从贩夫走卒纷纷转型为经营业主，开始形成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时，西班牙人惊奇地发现，近20年的资本与经济的全球化，已经完全改变了中国移民原本弱小的特性。很难找到准确数据估算这个青田人的商业王国的规模究竟有多大，但仅在2009年，海外青田人寄往家乡的侨汇就达到了2亿多美元。

一个关于神秘中国人的段子说：西班牙人只看到中国人放下窗帘生产孩子，日夜拼命挣钱，但是很少看到中国人死掉—他们怀疑中国人自己把自己吃掉了。 我站在Fuenlabrada工业区的边缘，看到倪林光驾驶的黑色奔驰跑车一个急停出现在面前。 倪林光身穿一件南欧风格的粉红色衬衣，身材魁梧，烟不离口。倪算得上事业有成，他开了4家餐馆，11家服装店，在Fuenlabrada工业区还经营着一间9800平方米的大超市。他在富人区有一栋别墅。最近他买了一块地，因为经济危机还没有想好怎么处理。西班牙人在失业边缘挣扎，只有华人仍然在一家又一家地开店，特别是建材和装修行业逆势而动。马达轰鸣，他摇开车窗，迎面吹来地中海的清风。 经历了20年的积累，倪就是西班牙人眼中那些富裕起来的青田人的形象代表。 根据西班牙劳工部数据，有30%的华人拿到了老板居留，这个比例是西班牙移民中比例最高的。1万家华人企业囊括了从酒吧到公司的所有行业。 倪林光已经在西班牙生活了28年，育有6个子女。除了长子在老家出生外，其余都生长在西班牙。他的一个女儿在哈佛读书，毕业后在西班牙最大的银行工作，是做父亲的骄傲。另外一个儿子帮他在超市打点生意。除了喜好好车豪宅，经历过苦日子的倪也尝试着像一个西班牙人那样享受生活，但是他最大的爱好也许只有抽烟。 倪林光的超市里回荡着嘈杂的音乐，这里出售的商品90%都是中国制造，大部分都比西班牙货便宜1/3。青田人采用了一种大胆的融资模式，他们很少(也很难)从当地银行贷款，而是与供货商约定一个延迟的时间结算，所有的商品都不需要他立刻付进货款。倪林光用低价迅速销售商品，然后利用还款的时间差将资金投向其他生意，加速资本周转。 我到访的时候，超市的气氛略显狼狈：财务室的墙上被砸了一个大洞。两名神情严肃的西班牙便衣警察正在检查超市的监控设备。倪林光的弟弟把摄像的监控日期调到7月21日，元凶出现了：两个蒙面人凌晨3点用气锤砸开了墙壁，爬进财务室，继而拖走了沉重的保险箱。整个过程只持续了半个小时。警察认为，盗贼十分专业，显然有备而来。 我问倪林光“损失了多少?”他不太情愿讲，只是笼统地说“3万欧元”，然后转移话题说，“我们出去喝杯咖啡吧”。 或许，在西班牙人看来，这又是一条罪证。不少人觉得华人喜欢把钱放在家里而不是存进银行，是因为他们很少交税，惯于隐匿自己的收入—瞧瞧，现在就连混迹马德里的窃贼也掌握了中国人的作弊手段。 程建平牧师曾忧心忡忡地说过：“1992年之后，西班牙人对华人的负面看法逐渐多起来，他们认为华人把赚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给员工上5个小时的保险却让他们上十几个钟头的班，说白了，这就是偷税。我经常在聚会的时候呼吁华商应该上税，但是这一趋势没有办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