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整个学说中，“仁”是伦理道德范畴；“礼”可以说是政治范畴，它包括所有的社会规范、典章制度。“仁”和“礼”的关系，也就是道德和政治的关系，两者密切结合，溶为一体。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是孔子伦理思想的一大特色。
孔子不仅要求统治者把奴隶当作人看待，还提出了一套仁政、德治的现实政治主张，要求对他们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减轻剥削、压迫，缓和阶级矛盾。后来孟子的“仁政”学说，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
原来，在殷周社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目睹“礼”的破坏和“刑”的滥用，社会出现大动乱的局面，他提出了新的改革主张，一面用“仁”来充实“礼”的内容，要求统治者们“克己复礼”，作出让步，从道德感情上促进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并主张“齐之以礼”，使“礼”也下到庶人，以扩大其作用范围；一面用“仁”来削弱“刑”的作用，提供仁政、德政，而不专靠镇压，以缓和敌对阶级的矛盾和冲突。孔子伦理政治思想中这些寓有重现实、积极进取的主张，一经后来进步思想家的批判地发展，就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成了反抗统治阶级专横残暴和揭露政治黑暗的“经典”根据，成了他们坚持人民立场向当权者作斗争的思想武器。
孔子提出“民无信不立”(伦语·颜渊)这一开明主张，认为如果人民对政府缺乏信心，国家是站不起来的。在他看来，一个国家“民信”是至关重要的。怎样作才能“取信于民”呢?孔子的回答是，这个国家要讲道德，要言而有信。为此，他提出了“为政以德”(论语·为政)和“为国以礼”(论语·先进)。他赞尝自己的学生南宫适能总结出历史上，尚力者不得善终，尚德者终有天下的经验教训。
由此可见，孔子是看到了道德和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的。孔子及儒家所主张的“德政”就是主张剥削轻点、压迫轻点的“王道”和“仁政”，反对剥削重、压迫重的“霸道”和“苛政”。这种主张诚然有助于缓和那个历史时期的阶级矛盾，维护当时相对的社会稳定，使得那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得到充分发展，这就具有进步性。

孔子把伦理、教育、政治三者结合起来，形成为统一的整体。《论语》中所记的孔子教育，大量的是伦理道德教育。孔门四科中也以“德行”为先。孔子认为这是培养“士”、“君子”的首要条件。就政治与教育的关系来说，孔子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教以人伦”，培养为封建政治服务的“士”、“君子” 。孔子揭示出政治、教育、伦理三者的密切关系，注意到政治除了刑、政以外，还有道德教育。这方面今天对我们还是一个重要的启示，我们不仅要搞经济建设，同时还要重视道德教育。
道德和法律不同，它不是依靠外力的强制，而是主要依靠自我觉悟。因此，孔子十分注重自我修养。他关于道德的自我修养问题，概括起来，主要讲了“学”、“思”、“行”。“学”即学习。孔子很强调学习的重要，《论语》作了精到的论述，如“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论语·学而)“学而不厌”(论语·述而)，“博学而笃志”(论语·子张)，等等。这里的学主要是指学“礼”，但也不排斥学“文”(知识)，“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君子博学于文”(论语·雍也)。他认为虽然有生而知之者，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圣人也要学。不学古代的礼、文，道德就会产生各种流弊。

“思”即思考。孔子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民)。看的时候，考虑看明白了没有； 听的时候，考虑听清楚了没有； 脸上的颜色，考虑温和么； 容貌态度，考虑庄重么； 说的话，考虑忠诚老实么； 对待工作，考虑严肃认真么； 遇到疑问，考虑怎样向人家请教； 要发怒了，考虑有什么后果； 看见可得的，考虑我是否应该得。 总之，要用心里的道德观念来检查，反省自己。一方面，通过思的活动，考察立利，如违背道德观念，就是错的，就要改正，“过，则勿惮改”(论语·述而)；另一方面，通过思的活动，如果发现自己的言行符合道德规范，你就无所忧，“君子不忧”。 “学”与“思”的关系是：“学而不思则罔(无所得)，思而不学则殆(危险)”(论语·为政)，二者不能偏废。
“行”是指言行、立行。这是道德生活的实践活动。孔子把“行”看作教育学生的科目“文，行、忠、信四教”之一。因此，孔子很注重道德修养中的“行”，他自己则身体力行。 他主张，“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他要求“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 他甚至用千里马来比喻要人们赞美品德，他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论语·宪向)。他反对“色取仁而行为，居之不疑”(论语·颜渊)的伪君子。他反复谴责，“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

孔子从正反两方面都反复强调了统治者以身作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多次强调过：“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以及“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 孔子在回答季康子的问政时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 他对自己的自我修养过程，也作了概括和描述，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中跄距”(论语·为政)。三、四十岁是学习、领悟阶段；五、六十岁是安身立命、守道阶段；七十岁古稀之年是自我修养最高阶段。经过不断自我修养过程，最后达到道德的最高境界。这说明，孔子承认人的道德境界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个循序渐进，不断修养、不断进步的过程。孔子的学、思、行的自我修养的“三字”方法，对后世影响很大。由于孔子很注重自我修养，后来的儒家道德就大力提倡“修身”，“养性”和“慎独”等。
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其作用是用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使之符合于“礼”。他认为通过以下行为才能达到“仁”的标准。首先，孔子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论语·阳货)。哪五种呢? 他说：“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 一个“仁人”，要具备这样五种品德：“恭则不侮”，即保持一定的尊严和恭敬，就不会招致别人的侮辱； “宽则得众”，宽厚就会得到大众的拥护； “信则人任焉”，诚实，言出令从，具有威信，就会得到别人的任用； “敏则有功”，善于思考，行动果断，这样在工作中可以取得具体的成绩； “惠则足以使人”，善于布施一些恩惠，而自己却无所耗费，就能够使唤人。这说明仁的作用和礼的作用一致。所以，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

其次，孔子认为求仁完全是靠自己的自觉、主动，并不依靠他人的行为。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孔子强调实现仁的自觉性，目的是要人们自觉地去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规范。于是，就把“礼”这种外在的制约，通过“仁”的德性修养，转化为一种内在的，自觉的道德规范。孔子还提出了一个人自觉实现仁的简易方法：“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还有，仁的行为必须在视、听、言、动诸方面全面地符合礼，这是仁的品德的全面性。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孔子对其弟子子路、冉求、子华的政治才能，令尹子文的忠诚、陈文子的清白，都不称许以仁的品德。他认为能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才算“为仁矣”，能做到“刚(刚强)，毅(果断)，木(朴实)，讷(言语谨慎)，近仁”，能够“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则“仁在其中矣”(论语·子路)。 因此，他要求每一个人不论在怎么仓卒匆忙和颠沛流离的情况下，都要时刻追求这种成果：“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这个意义上的仁，孔子也叫做“道”，所以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论语》还提出若干道德行为的准则，作为道德评价的标准。首先，孔子提出“仁者安仁”(论语·里仁)，讲的是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问题，这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孔子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困难环境)，不可以长处乐(长久居于安乐中)”(论语·里仁)。又说，“士志于道”(论语·里仁)，然而粗衣粗食未足评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孔子指出德、福不一致，这种观点是对西周以来的“福善祸阴”天命观的一个否定。 这种观点为汉代王充发展了，他提出“祸福不均”，作为对达官贵人的批评的一种武器。诚然，孔子这种观点也有消极的一面，因为它使受压迫的人“安贫乐道”。
其次，孔子提出义利问题，作为道德评价的根据之一。所谓义利问题，主要是指道德行为与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孔子认为，评价人的行为善恶，主要看义，而不是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他重义轻利，把追求个人私利的人视为小人。他主张先义后利，以义统利，“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要做到“见利思义”(论语·宪向)。
此外，孔子还提出了“中庸”问题。他认为“中庸”既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又是道德评价的重要标准。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 什么是“中庸”?孔子本人下过确切的定义，即“过犹不及”(论语·先进)。 孔子能透过“过”和“不及”这两种绝然相反的表面现象，而看出它们完全相同的本质。这个思想很深刻，包含了辩证法因素。孔子关于“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无论当作道德准则，或是当作方法论，都产生过很大的历史作用，今天看来也仍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为什么“中庸”也是道德评价问题呢?《礼记·中庸》一书解释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即所谓“执两用中”，在矛盾的两个对立面之间，采取既不“过”又无“不及”的“中道”，从而使矛盾得到调和，免于激化。宋儒解释说：“中庸，是不偏不倚，平常，正常之道。” 孔子认为，道德品行、气质，不应偏于一个方面，而应互相牵制。“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学而)。 孔子评价他的弟子时说：“师(子张)也过，商(子夏)也不及”，“过犹不及”(论语·先进)。两人都不符合中庸之道。
孔子的学生有若，用“中庸”思想解释“礼”，说“礼之用，和为贵”，又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有若阐明了“中庸之道”的一个重要原则，即不能无原则地为调和而调和，必须以“礼”为准绳。无原则的调和，四方讨好，八面玲珑，无是非原则，孔子斥之为“乡愿”，认为“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孔子所以讨厌“乡愿”作风，就是因为这种好好先生貌似中庸，实非中庸，是败坏中庸的小人。

当然，“中庸”所强调的是对立必须统一(这是对的)，关于统一里面也有斗争，则没有讲到，这就使“中庸”这一具有深刻辩证法的思想，还留下了一条形而上学的尾巴。但是“中庸”绝不是什么“折中主义”，“调和主义”。它对于从实际出发，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在一定条件下，使工作做得适度，使矛盾保持平衡，使合理的状态不向反面转化，使良好的社会秩序保持稳定，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总之，孔子是封建道德的奠基人，他的伦理思想，不但注意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而且承认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可见孔子尊重人的人格。正因为如此，他的伦理思想，把伦理与政治、教育紧密结合起来，重视人，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并且阐明了道德原则、规范和道德评价问题，从而为培养新兴封建政治服务的“志士仁人”和“君子”的封建教育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开辟了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