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同时读杨绛的《我们仨》和内藤湖南的《日本历史和日本文化》，中午在班上读内藤湖南，晚上回家后读杨绛。
日本到一百年前，就是内藤做学问的时期，是一个内在上升的阶段，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要确立日本的独立性，要证明日本虽然是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发展的，但是从始就是立足自身的，比如天皇的一脉相承，有学者甚至证明说日本是神的国家。日本的自我美化是与中华大地的沉沦相映衬的，可以说是日本的自省也可以说是与中国的切割。日本对于中华文化的怀疑始于忽必烈攻日，在此之前，应该说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是比照中国的样式进化的，但是当他们看到央央的中华文明被马背上的蒙古人击碎的时候，巨大的怀疑就产生了。随着蒙古人攻日的战船被海上的台风吹的七零八落，日本就开始了自我发展的路子。二战时的神风敢死队的名字就是取自于此。
后人在重新注解历史时，往往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正在展开。美化天皇的行为就像是抓住了救命的稻草，结果日本人的精神真就像稻草一样随风摇摆。当天皇宣布投降后，日本人由凶神恶煞立刻变成的奴隶，美国人也省掉了进攻日本本岛的牺牲预期。其实天皇只是一个符号，真正的日本精神绝不仅仅是效忠天皇，没有认真地研究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日本一定要以他曾经的老师为敌。想来可能是中国并没有一次真正的征服过日本，甚或就是中国还没有再现大唐帝国的辉煌。
青年人的优点是活力，老年人的优点是智慧，青年人总会变老的。
杨绛陪同钱锺书在英国留学时养成了喝红茶的习惯，喝的是一种印度产的红茶，回国后没有印度茶可以买到，于是就自己创制一种茶，“我们用三种上好的红茶掺合在一起做替代：滇红取其香，湖红取其苦，祁红取其色。”其实印度的茶源自中国，是英国人偷到印度种植来平衡与清朝的贸易的，钱锺书喜欢喝茶是自然的事，只是当喝不到习惯的茶后，能自己制作，并且是选自中国红茶的精品，这就很难得了，尤其让后辈小资汗颜啊！
《我们仨》讲述的是一家文人的生活场景，应该说这一家人是生活在文化中的，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他们在战乱年代苦于生活，而又坚忍不拔；解放后虽经过改造，精神的改造，变化不大。钱锺书写《围城》最多就是赚些外快，他本职是老师。解放后从五一年开始从事毛主席文集的翻译工作，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包括毛主席的诗词。
文人是一种生活状态。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