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30岁以前不是左派就没有良心，30岁以后仍是左派就没有大脑

从2005年6月起，我正式开始了专心复习考研的生活，每天进出中国农业大学西校区，睡在肖家河，读书在农大教室，逐渐对这个校园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经过半年的复习，我如期参加了年底的研究生考试，水到渠成地报考了中国农业大学的社会学专业。与此同时，我们三人小组的另外一位成员开始一边工作一边准备司法考试，我们的艰苦北漂生活就这样继续着……2006年春节之后，我们三人再次回到那间房租只要300元不到的小屋，又各自寻找着自己的新未来，很快我在东五环旁边的东方基业汽车城找到了新工作，并暂时搬家到那附近居住。正当我在为新的工作而发愁时，3月8日我收到了同学的短信，他告诉我查询考研成绩的结果出来了，我的成绩是：政治73分，英语69分，总分382分，他还安慰我说这个成绩一定没问题的。我于是很快就辞掉工作，专心准备复试，在离开一月之后再次回到肖家河的那间小屋，虽然率遇波折，我最终还是收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就这样，我在肖家河一直生活到2006年9月搬入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公寓，整两年的北漂生活才算基本结束；次年春，我们三人小组的另外一位同学也顺利通过了司法考试，成为了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并搬家到朝阳区居住，只剩下一位继续坚守肖家河阵地。时光在不停转动，我搬离肖家河的时刻已经恍然之间过去了七年，今年这位仁兄从北京告诉我说，肖家河也已经拆迁了，他已经于去年搬家到了离中关村更远的韩家川……可是我已经两年多没再回北京了，更没有机会再“瞟一眼”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肖家河！
二、结识“乌有之乡”
回想自己的北漂生活，其实最为重要的记忆恰恰不在于那些生活的艰辛，而在于那时候的精神世界，一个让我的人生观曾经激情四射又突然转向悲观失望的思想历程；这个历程与北京著名的“乌有之乡”（书店）紧密地缠绕在了一起。我还十分清晰的记得，第一次听说乌有之乡这个“名词”是通过我在心知堂文化交流公司的老板，她在2004年的秋季的某天告诉我说，“北航西门那边有个书店，每周都有讲座，免费的，你可能比较适合去那，我去听过几次，感觉他们的思想太极端，接受不了。”在他这一席话的指引之下，我趁周末时间满怀憧憬地来到北航西门寻找，果然很顺利地找到了，正好是下午两点如期开讲，我早到了近两个小时，于是随手翻阅那里出售的图书，不禁对自己的知识匮乏深感焦虑，同时心里也不断泛起一种对知识的憧憬之念。我当时所听到的第一个讲座是杨帆教授的，他声音洪亮，言谈风格泼辣，但对当时的我来说，那些思想绝对是精神盛宴，尽管演讲的内容我如今已经不记得了；从此以后，我就成为了“乌有之乡”的常客和坚定支持者。
结识乌有之乡让我的精神世界猛然间获得了超级能量，从而很好的填补了物质生活上的极度困乏，这一点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想明白，最初的热情和满足感其实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如何获得的。在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之同时，我在工作方面的表现则日益衰落，主要是不再对那些电话业务有太多兴趣，甚至讨厌；记得有一次周末老板要求加班，我以参加乌有之乡的讲座活动为由给予了拒绝，她的那种无奈表情至今还停留在我的脑袋里。还有同事曾这样调侃地说：“她介绍你知道乌有之乡，现在肯定很后悔，你的精力都跑那边去了”，随之就是其他同事的一片大笑，他们都认为我属于不太正常的人——连自己的吃饭都成为问题，却对那些虚无缥缈的所谓国家大事感兴趣，多少有点不可理喻。当然，在我考取了研究生之后，老同事的这种看法有所改变，更多地认为我不适合吃“企业的饭”，注定要去“读书”云云，我对这些评价都表示认可，认为自己可能注定难以成为我们老板那样的人。
我结识乌有之乡一年多之后，它从北航西门搬迁到了北大西南门口的资源楼，离我居住的肖家河和中国农业大学西区更近了，因此去那里就更加方便，我经常会利用去北大逛旧书市场的机会甚至去中关村图书大厦的时候，都会顺便到乌有之乡看看，不管有没有讲座或者是不是喜欢某场讲座，因此355支线即后来的333路公交成为了我最经常乘坐的路线。听说后来乌有之乡又搬迁到了海淀桥南的一个高层写字楼，但这个时候我已经发生了思想的重大转变，因此再也没有去乌有之乡的冲动，它的新家位置自然也不再属于我关心的事务。I

你快删除重发吧，太长。没人看。

懂得什么是生活的底线，面对虚伪的权贵人士和各种离奇的社会规则而泰然视之，既不谄媚也不对阵。

你快赶紧删除重发吧，太长了。没人看。

@123456云123456I

大脑要有，左派也是一种追求，否则你算个什么？ 说行尸走肉过分了些。

左右是党内的划分，我这群众，无所谓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