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作者：盈盈
本文尝试描述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三个基本特征，由此对金庸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男多女，众星捧月的爱情模式展开分析，并探求这一模式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揭示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没有真正获得独立人格这一事实的缘由。最后就新派武侠小说在两性关系问题上的困境进行初步思考。
关键词：爱情动物仙化“浊男”与“清女”众星捧月金庸的十二部长篇，两部中篇，一部短篇小说，除短篇《越女剑》外主人公全部是男性，女性形象的数量，深度，厚度都远远不及男性形象。
然而金庸仍然创造出了一系列呼之欲出，各具神韵的女性形象，这就为本文提供了合适的分析对象。
和其它文学种类相比，武侠小说是典型的男性写给男性看的书。在近年来越来越深入扎实的金庸小说研究中，探讨两性关系/爱情/女性的文章不多，最有收获的是三方面：一是探讨侠义进精神和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重塑，二是反思正统文学史对金庸和武侠小说的偏见，进而就“雅俗之辨”进行思考，三是归纳和评价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手法。
第一方面的研究收获最丰。陈墨在《金庸小说与汉民族的文化批判》巧妙地指出金庸“往往不自觉地褒扬少数民族，贬抑中原汉人”，从早期“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中跳出来”，批判汉族文化中虚伪，柔弱的方面。
严家炎的《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指出和传统武侠小说相比其现代精神表现在否认“快意恩仇”，滥杀无辜；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用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民族问题；放弃正邪两分观念，“以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考察各派斗争”；人生观兼顾“社会责任与个性自由”；特别可贵的是“潜藏独立批判意识”，尤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冷成金认为金庸小说“以充沛的现代意识为主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和阐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与此相似，周宁发现众多男主人公的父亲“阙失”，他们的“身世之谜是民族命运的象征”，而“武侠小说创作和阅读使华人在幻想中完成文化认同式”。严伟英详细梳理了《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顺时间考察金庸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感情变化。他（她？）推测写《侠客行》前金庸经历了骨肉惨剧，李敖《我的自白书》中说金庸曾夭折一子，大恸。佩服严伟英敏锐。
第二类题目有林焕平的《关于文坛重排座次问题》，孔庆东《金庸小说的文化品味》，刘炳泽《金庸的末班车与文学观念的变革》，陈墨的《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的来说金庸小说价值和地位正在得到越来越明确的肯定，传统的“学院研究”对金庸和整个通俗文学采取了越来越开放、理智的态度。
第三类题目数量较少，宗源把金庸与英国间谍侦探小说家勒卡雷进行比较，侧重艺术手法。认为二者旨达到“雅俗共赏”的高境界。
张《浅谈金庸古龙的创作方法和风格》主要在求二者之同，没有指出二人自的特点。严家炎从金庸小说为什么吸引人切入，总结其情节上的继承，借鉴与创新。冯其庸借《论书剑恩仇录》，指出金庸小说的风格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现实主义基础上的浪漫主义精神，大写意的手法，重在塑造人物的精神气质。”作为红学专家、著名学者，冯先生著文本身就是对金庸小说的褒扬，证明学术界对金庸小说的接纳与肯定--当然，仍有不同意见，但不改变总的态度。
特别突出是陈墨的金庸研究系列著作，《金庸赏评》、《金庸小说赏析》、《金庸小说之谜》、《金庸小说人话》、《金庸小说艺术论》和《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共近200个字的书稿”。此外金庸的散文和及论亦散见各处，如《韦小宝这家伙》。深入浅出论述了韦小宝和中国人的性格，《金庸论侠》是他在北大回答学生提问的记录。金庸一手写小说一手写政论，想来他的政论在大陆出版应该不会遥远，这将成为金庸小说研究重要材料。
和本文一样专门论述女性形象，两性关系的专题文章少，主要散见于第一类论述“小说--文化”的文章之中。陈墨在《金庸小说中的爱情景观》里指出金庸笔下爱情的特点是“广泛性多样性”和“深刻性独创性”，写出了“爱与人性，命运，道德、伦理”的关系。古代的郭靖、杨过和张无忌的形象中实际上注入了现代意识，他举“陈家洛、石清不敢爱‘女强人’的故事”为例，指出金庸揭穿了“男人强大的神话”，“写出了某种真相”。韦小宝娶了七个老婆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男女关系的文化景观”。
作者：盈盈
本文尝试描述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三个基本特征，由此对金庸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男多女，众星捧月的爱情模式展开分析，并探求这一模式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揭示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没有真正获得独立人格这一事实的缘由。最后就新派武侠小说在两性关系问题上的困境进行初步思考。
关键词：爱情动物仙化“浊男”与“清女”众星捧月金庸的十二部长篇，两部中篇，一部短篇小说，除短篇《越女剑》外主人公全部是男性，女性形象的数量，深度，厚度都远远不及男性形象。
然而金庸仍然创造出了一系列呼之欲出，各具神韵的女性形象，这就为本文提供了合适的分析对象。
和其它文学种类相比，武侠小说是典型的男性写给男性看的书。在近年来越来越深入扎实的金庸小说研究中，探讨两性关系/爱情/女性的文章不多，最有收获的是三方面：一是探讨侠义进精神和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重塑，二是反思正统文学史对金庸和武侠小说的偏见，进而就“雅俗之辨”进行思考，三是归纳和评价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手法。
第一方面的研究收获最丰。陈墨在《金庸小说与汉民族的文化批判》巧妙地指出金庸“往往不自觉地褒扬少数民族，贬抑中原汉人”，从早期“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中跳出来”，批判汉族文化中虚伪，柔弱的方面。
严家炎的《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指出和传统武侠小说相比其现代精神表现在否认“快意恩仇”，滥杀无辜；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用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民族问题；放弃正邪两分观念，“以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考察各派斗争”；人生观兼顾“社会责任与个性自由”；特别可贵的是“潜藏独立批判意识”，尤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冷成金认为金庸小说“以充沛的现代意识为主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和阐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与此相似，周宁发现众多男主人公的父亲“阙失”，他们的“身世之谜是民族命运的象征”，而“武侠小说创作和阅读使华人在幻想中完成文化认同式”。严伟英详细梳理了《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顺时间考察金庸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感情变化。他（她？）推测写《侠客行》前金庸经历了骨肉惨剧，李敖《我的自白书》中说金庸曾夭折一子，大恸。佩服严伟英敏锐。
第二类题目有林焕平的《关于文坛重排座次问题》，孔庆东《金庸小说的文化品味》，刘炳泽《金庸的末班车与文学观念的变革》，陈墨的《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的来说金庸小说价值和地位正在得到越来越明确的肯定，传统的“学院研究”对金庸和整个通俗文学采取了越来越开放、理智的态度。
第三类题目数量较少，宗源把金庸与英国间谍侦探小说家勒卡雷进行比较，侧重艺术手法。认为二者旨达到“雅俗共赏”的高境界。
张《浅谈金庸古龙的创作方法和风格》主要在求二者之同，没有指出二人自的特点。严家炎从金庸小说为什么吸引人切入，总结其情节上的继承，借鉴与创新。冯其庸借《论书剑恩仇录》，指出金庸小说的风格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现实主义基础上的浪漫主义精神，大写意的手法，重在塑造人物的精神气质。”作为红学专家、著名学者，冯先生著文本身就是对金庸小说的褒扬，证明学术界对金庸小说的接纳与肯定--当然，仍有不同意见，但不改变总的态度。
特别突出是陈墨的金庸研究系列著作，《金庸赏评》、《金庸小说赏析》、《金庸小说之谜》、《金庸小说人话》、《金庸小说艺术论》和《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共近200个字的书稿”。此外金庸的散文和及论亦散见各处，如《韦小宝这家伙》。深入浅出论述了韦小宝和中国人的性格，《金庸论侠》是他在北大回答学生提问的记录。金庸一手写小说一手写政论，想来他的政论在大陆出版应该不会遥远，这将成为金庸小说研究重要材料。
和本文一样专门论述女性形象，两性关系的专题文章少，主要散见于第一类论述“小说--文化”的文章之中。陈墨在《金庸小说中的爱情景观》里指出金庸笔下爱情的特点是“广泛性多样性”和“深刻性独创性”，写出了“爱与人性，命运，道德、伦理”的关系。古代的郭靖、杨过和张无忌的形象中实际上注入了现代意识，他举“陈家洛、石清不敢爱‘女强人’的故事”为例，指出金庸揭穿了“男人强大的神话”，“写出了某种真相”。韦小宝娶了七个老婆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男女关系的文化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