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对明代“官钧”做简要的介绍。文章之后展示明代钧窑瓷器的图片。
官钧主要是指故宫所藏钧窑中制作最为精良，底刻数目字“一”至“十”的一类花器。以往在中国大陆一直将其列为北宋五大窑之一（而台湾日本欧美则认为是金元时期烧制）。
然而，当年证明官钧“北宋说”的关键性证据，即1973-1974所谓在钧台窑发现的“宣和元宝”钱范，其实是制作粗劣的赝品，应该是为了证明北宋说而伪造的证据。对於钱范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借此来证明「官钧」年代的局限性，李民举、罗慧琪已分别从其形制、书体、宋代铸钱业的管理及宋钱的铸造工艺等方面作了较全面深入的探讨。由於最初发表「宣和元宝」钱范的文章过於简略，以至於这枚钱范作伪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破绽被暂时掩盖了。在2003年出版的《中国古陶瓷标本河南钧台窑》一书中，作者赵青云首次发表了大量钧台窑资料(即1973一1974年钧台窑址发掘资料)，其中「宣和元宝」钱范的背面图片也首次披露。令人称奇的是，钱范背面竟模印有「崇宁年制」四字。众所周知，崇宁为宋徽於公元1102年至1106年间使用的年号；而宣和亦为徽宗年号，其启用於公元1119年。这枚背面印有「崇宁年制」的钱范，其钱文年号竟是晚於崇宁10余年才启用的「宣和」。其作伪之拙劣令人瞠目。
至於对“北宋说”所依据宋徽宗“花石纲”与钧窑的关系，研究者遍查宋元有关文献，始终未发现二者之间有任何关联，所以把“官钧”瓷器与徽宗修建“艮岳”与“花石纲”之役相联系，纯属主观想象与推测。钧窑不见于宋元时期的文献，在所见最早记载的明代文献中，通常列于宋代名窑之后，似乎有把它列入宋代名窑的暗示。如：明万历十九年（1591）高濂《遵生八笺》卷14 “论诸品窑器”中将钧窑列龙泉窑、吉州窑、建窑之下；明张应文（1595年卒）《清秘藏》卷上 “论窑器” 中则在“柴、汝、官、哥、定”诸窑之后，接着记述“均州窑”的特色。 但对明代文献的考察来看，“官钧”地位在明代的文人品鉴体系中地位一直不高，与“柴汝官哥定”不能等量齐观。况且，没有任何明代文献断言“官钧”瓷器烧造于宋代。只有明末伪书《宣德鼎彝谱》，首次将钧窑排名在定窑之前，暗示钧窑为宋代名窑。这也就为后来的“北宋说”埋下伏笔。清初孙承泽（1592－1677）在《砚山斋杂记》中论窑器“窑器所传柴汝官哥均定可勿论矣”，乃承袭《宣德鼎彝谱》中钧窑的排名，并首次提出“宋钧”概念。乾隆年间的《南窑笔记》更将 “官钧”年代明确为北宋，认为钧窑为“北宋均州所造”，器形“多盆、奁、水底、花盆器皿；颜色大红、玫瑰紫、驴肝、马肺、月白、红霞等色；骨子粗黄泥色，底釉如淡牙白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