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兴筑台湾铁路的背景
世界上第一条铁路于1825年首先诞生在英国，大约十多年后，有关铁路、火车的知识方陆续传入中国，但铁路在中国的命运远比在英国曲折艰难得多。早在清朝同治中叶便有人主张效法西洋，修筑铁路，但此议一出立即遭到顽固保守的封建臣僚们一致反对，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再无人提及。台湾铁路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而兴筑的。
　（一）李鸿章、丁日昌积极倡导
19世纪50年代以来，英、美、俄等国为了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纷纷扩大对华侵略，把铁路作为侵华的工具，企图在中国修筑铁路，引起朝野一片哗然。当时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以自己多年办理对外交涉的经验，洞察时局的变化，他深切地体会到铁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禁止修筑铁路是不明智的。他“赞成铁路电报及许多外国的发明，并承认它们的用处”(P337)。当时外国洋行也希望能在华修筑铁路。李鸿章看出外国在华修路的企图，他冷静地分析道：“与其让洋人在内地开设铁路电线，又不若中国自行仿办，权自我操，彼亦无可置喙耳。”李鸿章在抵制洋人在华修路的同时，主张自己修建，把铁路与主权有机联系起来，其思想远高于当时的朝臣之上，而朝廷上下纷纷阻挠，和者寥寥。
就在朝廷为是否修筑铁路争吵不休时，在上海的英商怡和商行却擅自组建公司修筑了吴淞码头至上海的窄轨铁路，全长近30里。此举引起清廷的强烈不满，清政府于1876年10月不惜花去白银285000两将其赎回并当即拆毁。这一事件使李鸿章看到铁路这一新生事物要想在中国大陆诞生，阻力太大，只能从长计议。
19世纪70年代，日本在我国东南沿海不断进行武装侵扰，清廷感到加强台防已迫在眉睫，便及时起用淮军将领丁日昌为福建巡抚，以巩固和加强台湾的战略地位。丁日昌到任后，亲自到台湾实地考察，精心筹划台湾防务，很快便向清廷提出在台湾修筑铁路和电报的建议。丁日昌分析说，“台湾四面环海，内山未及开辟，无铁路既难以防敌，亦难以安内”。“目前情形，不在兵力之不敷，而在饷需之不足；不患番洋之不靖，而患声气之不通”。“该处路远口多，非办铁路、电线，不能通血脉而制要害，亦无以息各国之垂涎”(P27)。丁日昌还进一步分析说，如果台湾不办轮路（铁路）、矿务，对台湾防务存“十害”，办之则存“十利”。对丁日昌的此番道理，李鸿章极为感兴趣。李鸿章大力支持丁日昌在台湾兴建铁路，正所谓“轮路（铁路）宜于台湾而不必宜于内地”(P346)，指出“铁路、电线相为表里，无事时运货便商，有事时调兵通讯功用最大”(P83)。不久丁日昌奏请在台湾修筑铁路建议很快得到清廷的“密旨准行”，这是近代史上清廷最早批准的建造铁路计划。清廷要求丁日昌“审时度势，妥速筹策”，并决定从1877年下半年筹办台湾铁路经费。然而清廷虽号称每年拨银200万两，但实际不过40万两，建路经费严重不足。为此李鸿章曾试图向上海英商丽如银行借款60万两，终因利息太高而作罢。在1877年，丁日昌已将清廷赎回的的吴淞码头至上海的铁路拆毁，将可用设备都运到了台湾，只因台湾铁路建设经费无着，至1881年这些“铁路设备机件，车厢仍然堆在台湾府，现在几乎成为废料。枕木已逐渐被白蚁蛀空，机件和路轨很快地盖上一层铁锈，车厢正在朽烂”(P105)，李鸿章、丁日昌大力倡导的台湾铁路只得“俟矿利大兴再行举办，拟先设马车路以利师行(P372)，台湾铁路计划以无果而终。

二、刘铭传与台湾铁路的兴建
1880年，刘铭传上折请修铁路，终以“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的罪名为清廷所拒绝，但他并未放弃自己的主张。1887年，当刘铭传出任台湾巡抚后，他又一次奏请在台湾修建铁路，终于获得清廷的允准，兴筑铁路的计划正式启动。台湾铁路于1887年兴筑，分为南北两路：北路由基隆至台北，1887年动工，穿山渡水，工程十分艰巨；南路由台北至台南，1888年开始勘测，1893年当铁路修至新竹时，因资金及技术等原因停工，未能直下台南，全长约99公里，共耗费1295960两。刘铭传在台湾铁路的修筑中，沤心沥血，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为铁路建设立专门机构，严格管理
台湾是一个多山的海岛，山地约占全岛的2/3，平原约占1/3。在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下，“山路崎岖，溪流梗阻，凿山开道，筑路建桥，费巨工艰”。因此在台岛修铁路困难颇多，刘铭传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他首先从建立专门的机构开始，加强对铁路建设多项工作的管理。1887年7月，刘铭传一方面上奏清朝廷批准在台修路，另一方面着手在台北成立“全台铁路商务总局”，他委派台北士绅和巨富林维源为督办。当时，林维源帮办台北抚垦事务，在商人士绅中威望甚高，刘铭传也说，“内阁学土臣林维源，端谨忠诚，久为商人钦信……其于理财一道，心计尤精”(P202)。但因林维源忙于扶垦事务而未就，又改派杨宗瀚为铁路商务总办；记名提督刘朝干督率官勇参与铁路的铺设；台湾富绅林朝栋负责铁路所需枕木的备办；德籍工程师毕克尔被聘为监督并担任设计工作；英籍专家马礼逊被聘为稽查路线主任，负责路线的测量工作。
刘铭传不仅为台湾铁路建设成立了专门机构，指派专人负责，而且制定《台湾商办铁路章程》，完善制度，明确职责。他规定在铁路建设中，所有铁路并火车、客车、货车、桥梁，统归商人承办，议定工本银100万两，分7年归还，利息每年6厘；所过地方之地价，由官府出面代商人发放，修筑工价，由商人自给；修路时由官府派勇丁帮同工作；车房由官修建，站房、码头由商人建造；铁路由商人承办，将来归官；铁路筑成后，由官督办，由商经理，所有运费，官方收9成偿还铁路本利，商得1成并在搭客费用中得1成，以作铁路用度等。这些章程的制定，对保证铁路顺利建成有着重要意义。

（二）为台湾铁路建设集资筹款
台湾铁路在建设中有两难：一是资金短缺，二是技术力量不够。刘铭传解决资金短缺问题的办法有三个：一是引进外资，二是吸收侨资，三是募集内资。刘铭传为了台湾铁路的如期铺设，不惜动用原本建设省城的经费，但缺口仍很大。于是他想到“议借洋债”的办法。早在1880年，刘铭传便看到“议借洋债以济国用”之妙，因为他看到当时国库经济拮据，“官款难拨”，“商款维艰”，而兴办铁路这一宏大工程，各国“无一非借债以成”，议借洋债修铁路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刘铭传这一主张以清廷的极力反对而告终。洋款不让借，但华侨的资金另当别论。刘铭传对岛内居民作过调查，发现很多居民都有亲朋好友寓居海外，华侨中不乏巨富，而且素有爱国报国之心。刘铭传一方面让岛内居民与海外侨民亲友取得联系，转达政府筹款之意；另一方面于1886年在新加坡设立招商局（后改名为通商局），派亲信属官李彤恩和革职道官张鸿禄前往招募侨资。当台湾将修筑铁路的消息在南洋一公布，立即得到当地华侨的积极响应，新加坡、西贡等国福建籍侨商陈新泰、王广余等人热情尤高。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便从南洋招股70万两，收现金30万两。侨民还建议刘铭传将募集的30万两购买两艘轮船，开设一个轮船运输公司，以航运所得补贴筑路经费不足。刘铭传采纳了这一建议，在华侨的关心与支持下，从英国哈汤造船厂购置了两艘先进的汽轮，航行于上海、香港之间，远至新加坡、西贡、吕宋等地，在营运中取得良好效益。刘铭传在《台湾商办铁路章程》中还提到拟集民间资本，解决兴建铁路 60%的资金，因此，他十分重视招集民间资本为铁路建设服务，在台湾发行了铁路股票，以其利润摊还本息，一时购买股票者甚众，反响良好。刘铭传集资筹款计划的顺利实施，有效地保证了铁路建设经费急需，对台湾铁路的如期动工提供了及时有效的经费保证。

（三）亲聘专家和技术顾问
刘铭传为了解决修筑台湾铁路的技术难题，采用“中外合作经营”的方式，“借才异国为台湾树人”，通过聘请洋人专家和华侨专家两个途径解决修筑台湾铁路技术力量的不足。在聘请洋人专家方面，如工程总督墨尔希、专任检查线路工程师瓦特逊、设计工程师碧加、营业顾问玛礼逊、机关监督密辙尔等都是富有铁路经营与管理经验的欧洲专业技术人员。刘铭传在聘请洋人技术人员的出发点是“借才”、“师夷长技”，决不是依赖洋人，洋人只是技术专家与顾问，而总办与总督之职仍由中国人担任，“权操我手”，以免受制于人。在聘请华侨专家方面，刘铭传特派李彤恩、张鸿禄到南洋各国招聘确有专长的侨民。只要他们愿意来台湾作贡献，台湾地方政府拨专款作为华侨专家赴台的旅费，并豁免船费。刘铭传还用其所长，极大地提高了华侨专家赴台的积极性。如广东籍华侨工程师张家德在美国侨居多年，以造桥技术精湛而闻名。他来台湾后，刘铭传便将铁路沿途大小桥梁的建造任务交给了地。张家德通过实地考察后，克服“土地松浮”、“随见崩塌”的不利地貌地况，从基隆至新竹主持修建大小桥梁74座。其中跨度448米的淡水河大桥以其上通火车、下通舟楫，随时起闭而闻名远近。此外还有很多华侨路工也为台湾铁路的兴建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乃至宝贵的生命。

（一）台湾铁路是中国第一条自行集资兴建的铁路
铁路在中国的出现是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876年英商在上海修建的吴淞铁路是洋人在中国土地上铺设的第一条铁路，1881年为开平煤矿运煤而修建的唐山——胥各庄铁路是清政府批准的中国第一条自行兴建的铁路，而1887年兴建的台湾铁路是中国第一条自行集资兴建的铁路，有民间股资、侨资、外资等，在管理上由官督商办到官办，具有近代中国特色，符合台湾岛情，使台湾铁路的命运“权操我手”。台海铁路兴建的消息传出后，美国旗昌洋行曾派代表施密德赶赴台湾，向刘铭传请求承办台湾铁路。但刘铭传深知铁路是国家和民族血脉所系，一旦建筑权与经营权让洋人，必然导致铁路所及则洋人侵略势力随至的后果，断然拒绝了施密德的请求，从而奠定了台湾铁路在中国铁路史上的特殊地位。中国自1881年唐胥铁路建成，成为世界上第56个拥有铁路的国家，而铁路总里程不足400公里，只占当时世界铁路总长度的0.03%。台湾铁路自基隆至新竹全长99公里，却占当时中国铁路总长的1/4，因此，台湾铁路的发展领先于当时大陆的发展水平，这与刘铭传的积极倡导与实践是分不开的。

（三）台湾铁路传递了近代化信息，加速了台湾近代化的步伐
铁路是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之一，是近代工业社会的重要标志。台湾师大郭廷以教授在评价刘铭传兴办的铁路等事业时说，刘铭传在台湾的各项举措奠定了台湾近代化的基础，加速了台湾近代化的步伐。长期以来，台湾虽物产丰富，但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致使商品贸易不发达，经济发展缓慢。刘铭传以铁路为经，其它举措为纬，茶和樟脑为经，其它物产为纬，为台湾编织出近代经济联系网，促进全面发展。刘铭传兴办铁路、轮船、煤矿、电报、邮政等产业，平均收入99万两，占刘铭传抚台6年年均财政收入399. 8万两的1/4。铁路兴建后，台湾对外贸易额由1886年的800万两上升到1890年的900万两，同时与大陆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曾任台湾海关税务司的马士也说过，台湾铁路的修筑，“并非纯然为了军事的原因……而是为了有助于台北——大稻埕——艋舟甲三区合成的商业中心地的贸易，这三个地区共同构成了淡水港的贸易基础”。因此，台湾铁路虽历经艰难曲折，但其成功铺设对台湾近代化却有着积极意义，有效地促进了台湾的开发，加速了台湾近代化的步伐。
刘铭传治台6年，视铁路为台湾近代化的根本措施，倾注满腔心血。他于1891年6月因病辞职回家，不久铁路经费告急，“自强要策”难以为继，台湾铁路建设只得草草宣告收工。台湾铁路建设虽然未达到预定目标，但其历史意义已超出铁路建设的本身，台湾在满清统治的二百多年里，在治理台湾和建设台湾方面，刘铭传是最成功的一位，正如郭廷以先生所言，刘铭传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的丰功伟绩，“实不在郑成功之下。郑成功光复台湾，刘铭传保全台湾，复予以建设；近代台湾的政治、国防、经济交通、文化教育，均在他手下树立下规模，奠定了基础”。刘铭传是眼界远大的台湾近代化设计师，他为台湾近代化绘制了宏伟蓝图并开创了千秋基业，其丰功伟绩当永载台湾史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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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本政.清实录台湾史资料专辑[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李政堂.宜秋馆诗词[A].台湾先贤集（八）[C].

帮帮忙，可以告知陈九如是何许人也，三坊七巷廖毓英故居进士匾好像是他书写的，万分感谢，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