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是清朝集诗、书、画“三绝”于一身的艺术家。虽也一度做过两任县令，但终因性格的孤傲和怪僻不为官场所容，1753年，郑板桥六十一岁，因为民请赈触忤上司而被罢官，从此结束自己十二年的为官生涯。此后在扬州卖画为生，乾隆三十年(1766年)十二月，终于走完了他坎坷曲折的人生之路，病逝于兴化城内升仙荡湖畔拥绿园中，享年七十三岁。
　　郑板桥在为官上、在诗书画的艺术追求上极具个性，在家庭教育上同样很有独到之处。
　　郑家人丁不旺，郑板桥又是长房长孙，他出生后家人欣喜之余又有些担心，生怕夭折，以至于给他取个乳名“丫头”;因脸上有几颗淡淡的麻子，故又俗称“麻丫头”。
　　郑板桥自己也子息艰难，五十二岁时，继室饶氏才为他生一子。郑板桥当时做着县令，家中有田三百亩，在当时算得上一个不大也不小的地主，他的儿子因此也可以算是“富贵人家”的“爱子”了。但郑板桥的爱子之道，却冷静、睿智而超凡。这种睿智和超凡从他在山东潍县做知县时写给他弟弟的两封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先来看看郑板桥的两封家书。
　　《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
　　余五十二岁始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然爱之必以其道;虽嬉戏玩耍，务令忠厚悱恻，毋为刻急也。……我不在家，儿子便是你管束，要须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不得以为犹子(侄儿)而姑纵惜也。家人(家中的佣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他。凡鱼飧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嬉跳跃。若吾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而去，岂非割心剜肉乎!夫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
　　《潍县寄舍弟墨第三书》：
　　富贵人家延师傅教子弟，至勤至切，而立学有成者，多出于附从贫贱之家，而己之子弟不与焉。……或百中之一亦有发达者，其为文章，必不能沉着痛快，刻骨镂心，为世所传诵。岂非富贵足以愚人，而贫贱足以立志而浚慧乎?我虽微官，吾儿便是富贵子弟，其成其败，吾已置之不论;但得附从佳子弟(作者原注：陪着自己儿子好好念书的好孩子)有成，亦吾之大愿也。
　　从信中内容看，郑板桥的爱子之道至少包含以下这几点超凡之处：
　　一、爱子是父母的人之常情，但爱子的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培养孩子的忠厚之性、怜悯之心，努力帮助孩子克服心胸狭窄、性格急躁的毛病和残忍不仁的性格;这种培养，并且是要从早做起，在孩子日常生活的“嬉戏玩耍”中就给予贯彻落实。因为郑板桥当时家中有佣人，所以他特意举例说明：不管是主人的孩子，还是仆佣的孩子，在人之为人的根本上是并没有什么区别的，因此要严禁主人的孩子、也就是自己的儿子依仗“权势”欺凌、虐待仆佣的孩子。郑板桥还从人之常情的角度进行分析：比如孩子的饮食和零食，应该所有在场的孩子见人有份;如果只分给主人的儿子，而让仆佣的孩子眼巴巴地在一边瞅着，而让仆佣们不忍看着自己孩子眼巴巴的样子，不得不把自己在旁边眼巴巴瞅着的孩子拉走到别的地方，仆佣们的心里该是怎样一种滋味呢，感觉不是像“割心剜肉”一样啊!更重要的还在于，大人们在饮食和零食分配上的“不公”，其实是对孩子“残忍之性”的培养和助长，真正最终受害的、也是受害最大的，不是吃不到“好东西”的人家的孩子，而恰恰是独自吃着“好东西”的自己的孩子!相对于孩子长大后的中举人、中进士、做官这些“小事”来讲，从小时候就培养孩子通达人情事理、具有恻隐之心，是要显得重要得多的大事!
　　二、富贵人家延请好的老师教授自己的子弟，可谓是抱了极殷切的期望的。但最后学有所成的，却常常是那些来陪读的贫贱之家的孩子，主人的孩子倒不一定能学出个什么名堂;而即使有些主人家的孩子有学业优秀、并后来在社会上发达成名的，他们写出的文章，也总让人觉得不够诚挚感人，有时能让人产生刻骨铭心的印象。那么原因何在呢?主人的孩子是无辜的，该负责任的是他们的大人。这些大人们一味地在物质生活上给孩子所有能够给予的满足，使他们在进取上失去了锐志，同时也使他们丧失了更深刻地更全面地体会生活和生命中的各种滋味的机会;倒是那些饥寒交迫的贫家子弟能够珍惜学习的机会，把自己的潜力和智慧比较好地开发出来。郑板桥认为，如果生活中一点也不让孩子感受必要的磨难，那么家长即使抱了再殷切的期望，做出了再多的付出，不但不能使孩子成才，反而会贻误了孩子的成才。
　　三、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大人应该为孩子做出应有的付出，但孩子最终能不能成才，家长也应该抱有平常心。这样一份平常心既有利于大人过好自己的生活，也有利于孩子真正的健康成长。
　　如果自己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顺利成才，作为家长自然是都很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