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云归派”很可能也同时来自“飘一代”、小资、中产、乐活等任何一个族群，但到目前为止，“云归派”应该是继以上符号生活之后，离生命真相的探求最先锋也最为返璞归真的一个。
看一个人是否“云归派”，最关键的标准甚至跟云南无关，这其实是一群试图与具像得失真的俗世生活保持一定距离，而在这个世界的“别处”寻找生活本质生命真像的人。云南或者其它跟云南气场类似的地方使他们得到身体的休憩、心灵的补养、灵感的激活。
自由作为远离朝九晚五和都市节奏的一方乐土，一旦踏上云南的土地，在云南人先天就宽松、闲散、自成一体的生活节奏中，一种无拘无束的气氛已然是四下弥漫，比起所有的拘谨、局促和身份限定，瞬间放松下来的自由和散漫才更像是某种“入乡随俗”的礼仪。也只有在这里，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像是获得了最高程度的默许或礼赞，不仅时间属于自己，空间上也尽可释放。
自然为了一众闲云野鹤般人物的自由聚集，云南简直就像是提前预备了一种最得天独厚、最不曾被惊扰和破坏的自然环境。一面是四季分明的变化，一面又是最适合人居的温度适宜；一面是山川景物的灵秀无俦，一面又是人与自然历来和谐共生的氛围与传承。总之，只要朝夕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的距离便不知不觉中变得亲密无间，与自然、天地的亲近也带给人无穷无尽的灵感。
多元正是在云南，无数彼此相异的文化和气质彼此交融，也在最自然而然、持续不断的交流和碰撞中缔造出最多的新意。这是最广阔的空间和舞台，这是一种最敞开和开放的胸怀，正因为成色丰富而复杂的三教九流、奇人异士在这里汇集，“云归派”的生活亦因为多元而无限精彩。
随性“云归派”的词典里最真实、最看重的唯有“性情”，这是性情中人的性情相交，无论是初识、邂逅还是重聚，无论在酒馆、餐桌还是客栈，只要性情相投便有一见如故，只要性情相投便有酣畅纵情，这是他们独有和迷恋着的魔力，这也是特定时空中的心照不宣、灵犀相通，足以打破一切人际隔阂、解除种种现代人所难于放下的戒备和疏离。
随缘先是随性，继而随缘，“云归派”的做派因此也有魏晋风度的洒脱和高迈。在这片土地上，每一天都有无数人为着因缘际会而相识相遇，或许正是一条绵延千百年的茶马古道已走了又走，或许也正是见多了昔年边陲之地的变乱频仍、风云际会，只要到了这里便处处都有着“与君相忘于江湖”的恬淡、洞悉世事的清明和“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安然。
风雅栖居在一块钟灵毓秀之地，“云归派”的日子早已与“风雅”二字结下了不解之缘。赏花赏鸟、登山临水、感风吟月、品酒茗茶??所有中国古人浮生悠游的乐趣在这里全面复归，比起喧嚣世界、营营役役，这里显然更注重心性的颐养和诗意的栖居。云南的少数民族和原住民风俗原本也多擅长歌舞，音乐赏心、歌舞怡情因此也成为云归派最丰沛的乐趣之一。
忘俗“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云南的青山秀水之间，“云归派”也尽得“涤尘忘俗”的真谛。对于“云归派”而言，“忘俗”从来就不是那一类消极极端的避世或弃世，而毋宁是：在自我界定、随心掌握的距离中独得静观尘世之妙。正是因为与扰扰攘攘的俗世生活先天拉开了某种距离，云归派也屡屡收获了自己忘俗脱俗的那一类“洞见”—如古语所云：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
纵乐无论美食美酒还是美人，无论良辰美景还是终终朝朝歌舞宴饮不辞频，在“云归派”生活最纵情恣意的层面上，总有如此酣畅淋漓的纵乐与贪欢，这是被酒神的灵光、被挥洒的义气干云所鼓舞、所燃烧的生命激情，这也是原始意味十足、野性十足的纵乐和欢庆。纯粹生命的欢乐第一次被如此不羁地推向极致。
寄情人们时常都很难界定某一种情结或某一些情怀的缘由和动因，但每一个人也恰恰都各自拖带着无处安放的情怀，云南是“云归派”的寄情所在，他们越是有着极丰富的个人情感、极细腻隐微的心曲也越是能在云南的山水人文之间找到最顺理成章、最恰如其分的寄托和安放，这一块地域亦因为如此厚重而充沛的个人寄情而变得日渐丰盈。
归真正如“云归派”们自己的感慨：在世界上生活得越久、经历的越多，越渴望真正意义上的返璞归真。这是心灵深处最真实而基本的欲求的回归，这也无疑最贴近生命的本原和生活的实质。正是在“归真”的驱动下，他们拾回了生活的实感，每一天都从此变得更加立体而有质量。
他们是最早的“云归派”
美国人洛克：丽江成了地球上惟一能唤起思念之情的地方
约瑟夫• 洛克（1884~1962），美籍奥地利植物学家、地理学者和人类学家。20世纪20年代以来，他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探险家、撰稿人、摄影家等身份在丽江生活了27年，是第一个向世界全面系统地介绍纳西族历史文化、潜心研究东巴象形文字的西方学者，因此被称为“纳西学研究之父”。
洛克对丽江雪嵩村一往情深。他自1922年5月到滇，5月9日在大理至丽江途中生平第一次看到玉龙雪山，便认定那是最具魅力的魂灵召唤和归宿。凭着他对地理探险的直觉，5月11日到达丽江后，不久就寻到玉龙雪山脚下的雪嵩村“定居”下来，在丽江等地从事滇西北地理探险和动植物研究，特别是纳西文化研究。在他的著述中，曾多次赞美这个银石山脚下开满杜鹃花的村庄：“若不是太僻静的话，那地点可是太诱人了!”
直到临终，丽江成了地球上惟一能唤起洛克思念之情的地方。他曾向友人倾诉：“与其躺在医院凄凉的病床上，我宁愿死在那玉龙雪山的鲜花丛中。”但是，他未能如愿以偿。洛克于1962年12月5日因心脏病突发，在檀香山独居的家中辞世，享年78岁。
鹿桥：把笔下最美好的记忆留给了云南
鹿桥本名吴讷孙，鹿桥先生是用英文写作的美术史论家，也是用中文写作的小说家。1919年生于北京，1942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大后，曾留校任助教，稍后赴美留学，获耶鲁大学艺术系博士。2002年3月19日，因病在美逝世，享年83岁。
“七七事变”之后，1938年4月，北大、清华及南开三校辗转迁至蒙自及昆明，合建西南联合大学。原本读生物系的鹿桥，赴滇后先进哲学系，后申请转入文学院，至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的外文系。鹿桥在西南联大的求学经历使他对云南有种偏执的热爱，把笔下最美好的记忆留给了昆明。从联大毕业后一年，他开始撰写《未央歌》，这是一部以西南联大和昆明为背景，描写抗日战争时期青年学生生活的小说，是部“以情调风格来谈人生理想的书”。初稿完成于1945年初夏，作者时年26岁，大学毕业不到两年，仍沉醉在充满诗情画意的校园生活中：“我一心恋爱我们学校的情意无法排解，我便把故事建在那里。我要在这里诚敬地向我们的师长，同学，及那边一切的人致意。”（《谢辞》）这种写作姿态，注定了其笔下的西南联大，与钱钟书的“三闾大学”有天壤之别。
1959年该书出版后，立刻风靡大学校园，莘莘学子争相购阅，坊间一度还出现盗版。三十年来，《未央歌》总计售出五十万本。被评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百强，还被海外华人青年选为最喜爱的中文小说排行榜第一。在台湾和东南亚华人社会，40余年来莘莘学子都是读着《未央歌》成长的，虽然对于他们而言，西南联大在时空上都相距已远，但书中那种青春的憧憬，却伴随着他们踏入各自的大学校门。
看一个人是否“云归派”，最关键的标准甚至跟云南无关，这其实是一群试图与具像得失真的俗世生活保持一定距离，而在这个世界的“别处”寻找生活本质生命真像的人。云南或者其它跟云南气场类似的地方使他们得到身体的休憩、心灵的补养、灵感的激活。
自由作为远离朝九晚五和都市节奏的一方乐土，一旦踏上云南的土地，在云南人先天就宽松、闲散、自成一体的生活节奏中，一种无拘无束的气氛已然是四下弥漫，比起所有的拘谨、局促和身份限定，瞬间放松下来的自由和散漫才更像是某种“入乡随俗”的礼仪。也只有在这里，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像是获得了最高程度的默许或礼赞，不仅时间属于自己，空间上也尽可释放。
自然为了一众闲云野鹤般人物的自由聚集，云南简直就像是提前预备了一种最得天独厚、最不曾被惊扰和破坏的自然环境。一面是四季分明的变化，一面又是最适合人居的温度适宜；一面是山川景物的灵秀无俦，一面又是人与自然历来和谐共生的氛围与传承。总之，只要朝夕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的距离便不知不觉中变得亲密无间，与自然、天地的亲近也带给人无穷无尽的灵感。
多元正是在云南，无数彼此相异的文化和气质彼此交融，也在最自然而然、持续不断的交流和碰撞中缔造出最多的新意。这是最广阔的空间和舞台，这是一种最敞开和开放的胸怀，正因为成色丰富而复杂的三教九流、奇人异士在这里汇集，“云归派”的生活亦因为多元而无限精彩。
随性“云归派”的词典里最真实、最看重的唯有“性情”，这是性情中人的性情相交，无论是初识、邂逅还是重聚，无论在酒馆、餐桌还是客栈，只要性情相投便有一见如故，只要性情相投便有酣畅纵情，这是他们独有和迷恋着的魔力，这也是特定时空中的心照不宣、灵犀相通，足以打破一切人际隔阂、解除种种现代人所难于放下的戒备和疏离。
随缘先是随性，继而随缘，“云归派”的做派因此也有魏晋风度的洒脱和高迈。在这片土地上，每一天都有无数人为着因缘际会而相识相遇，或许正是一条绵延千百年的茶马古道已走了又走，或许也正是见多了昔年边陲之地的变乱频仍、风云际会，只要到了这里便处处都有着“与君相忘于江湖”的恬淡、洞悉世事的清明和“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安然。
风雅栖居在一块钟灵毓秀之地，“云归派”的日子早已与“风雅”二字结下了不解之缘。赏花赏鸟、登山临水、感风吟月、品酒茗茶??所有中国古人浮生悠游的乐趣在这里全面复归，比起喧嚣世界、营营役役，这里显然更注重心性的颐养和诗意的栖居。云南的少数民族和原住民风俗原本也多擅长歌舞，音乐赏心、歌舞怡情因此也成为云归派最丰沛的乐趣之一。
忘俗“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云南的青山秀水之间，“云归派”也尽得“涤尘忘俗”的真谛。对于“云归派”而言，“忘俗”从来就不是那一类消极极端的避世或弃世，而毋宁是：在自我界定、随心掌握的距离中独得静观尘世之妙。正是因为与扰扰攘攘的俗世生活先天拉开了某种距离，云归派也屡屡收获了自己忘俗脱俗的那一类“洞见”—如古语所云：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
纵乐无论美食美酒还是美人，无论良辰美景还是终终朝朝歌舞宴饮不辞频，在“云归派”生活最纵情恣意的层面上，总有如此酣畅淋漓的纵乐与贪欢，这是被酒神的灵光、被挥洒的义气干云所鼓舞、所燃烧的生命激情，这也是原始意味十足、野性十足的纵乐和欢庆。纯粹生命的欢乐第一次被如此不羁地推向极致。
寄情人们时常都很难界定某一种情结或某一些情怀的缘由和动因，但每一个人也恰恰都各自拖带着无处安放的情怀，云南是“云归派”的寄情所在，他们越是有着极丰富的个人情感、极细腻隐微的心曲也越是能在云南的山水人文之间找到最顺理成章、最恰如其分的寄托和安放，这一块地域亦因为如此厚重而充沛的个人寄情而变得日渐丰盈。
归真正如“云归派”们自己的感慨：在世界上生活得越久、经历的越多，越渴望真正意义上的返璞归真。这是心灵深处最真实而基本的欲求的回归，这也无疑最贴近生命的本原和生活的实质。正是在“归真”的驱动下，他们拾回了生活的实感，每一天都从此变得更加立体而有质量。
他们是最早的“云归派”
美国人洛克：丽江成了地球上惟一能唤起思念之情的地方
约瑟夫• 洛克（1884~1962），美籍奥地利植物学家、地理学者和人类学家。20世纪20年代以来，他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探险家、撰稿人、摄影家等身份在丽江生活了27年，是第一个向世界全面系统地介绍纳西族历史文化、潜心研究东巴象形文字的西方学者，因此被称为“纳西学研究之父”。
洛克对丽江雪嵩村一往情深。他自1922年5月到滇，5月9日在大理至丽江途中生平第一次看到玉龙雪山，便认定那是最具魅力的魂灵召唤和归宿。凭着他对地理探险的直觉，5月11日到达丽江后，不久就寻到玉龙雪山脚下的雪嵩村“定居”下来，在丽江等地从事滇西北地理探险和动植物研究，特别是纳西文化研究。在他的著述中，曾多次赞美这个银石山脚下开满杜鹃花的村庄：“若不是太僻静的话，那地点可是太诱人了!”
直到临终，丽江成了地球上惟一能唤起洛克思念之情的地方。他曾向友人倾诉：“与其躺在医院凄凉的病床上，我宁愿死在那玉龙雪山的鲜花丛中。”但是，他未能如愿以偿。洛克于1962年12月5日因心脏病突发，在檀香山独居的家中辞世，享年78岁。
鹿桥：把笔下最美好的记忆留给了云南
鹿桥本名吴讷孙，鹿桥先生是用英文写作的美术史论家，也是用中文写作的小说家。1919年生于北京，1942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大后，曾留校任助教，稍后赴美留学，获耶鲁大学艺术系博士。2002年3月19日，因病在美逝世，享年83岁。
“七七事变”之后，1938年4月，北大、清华及南开三校辗转迁至蒙自及昆明，合建西南联合大学。原本读生物系的鹿桥，赴滇后先进哲学系，后申请转入文学院，至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的外文系。鹿桥在西南联大的求学经历使他对云南有种偏执的热爱，把笔下最美好的记忆留给了昆明。从联大毕业后一年，他开始撰写《未央歌》，这是一部以西南联大和昆明为背景，描写抗日战争时期青年学生生活的小说，是部“以情调风格来谈人生理想的书”。初稿完成于1945年初夏，作者时年26岁，大学毕业不到两年，仍沉醉在充满诗情画意的校园生活中：“我一心恋爱我们学校的情意无法排解，我便把故事建在那里。我要在这里诚敬地向我们的师长，同学，及那边一切的人致意。”（《谢辞》）这种写作姿态，注定了其笔下的西南联大，与钱钟书的“三闾大学”有天壤之别。
1959年该书出版后，立刻风靡大学校园，莘莘学子争相购阅，坊间一度还出现盗版。三十年来，《未央歌》总计售出五十万本。被评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百强，还被海外华人青年选为最喜爱的中文小说排行榜第一。在台湾和东南亚华人社会，40余年来莘莘学子都是读着《未央歌》成长的，虽然对于他们而言，西南联大在时空上都相距已远，但书中那种青春的憧憬，却伴随着他们踏入各自的大学校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