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澍的看法或有偏颇之处，但似乎不宜轻易地指责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史观”。应当更多地关注下层民众，早已成为包括不少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内的广大历史研究者的共识。然而只怕不能因为范文澜有一册《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刊行，就认为他只关注统治者。同理，也不能因为仅仅写了几篇有关富民的论文，便受到“不关注劳动大众”的批评。翦伯赞强调：历史“不能只写一面”。按照黎澍的观点，被统治者和统治者、受剥削者和剥削者、贫民和富民都是历史不可或缺的“剧作者”和“剧中人”。“研究有重点，学术无禁区。”宋史研究不宜画地为牢，富民问题应当属于宋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何况有关研究者一再解释，富民属于“民”，属于“编户齐民”，并不完全处于人民群众之外，某些富民甚至还在劳动大众之中。研究者强调：“不研究清楚‘富民’，就不能解构唐宋以来的社会。”“必须高度重视并大力开展‘富民社会’的研究。”或许又言过其实。
综观宋代富民问题的研究，在总体上并无“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史观”之嫌。其研究者正是继马克思主义前辈史家之后，从新兴阶层的崛起这一角度揭示唐宋社会的变革。不同的是对于这一新兴阶层的界定和称呼，侯外庐称之为“非品级性地主”[⑤]，白寿彝称之为“势官地主”[⑥]，漆侠称之为“庶族地主”[⑦]，而宋代富民问题研究者则称之为“富民阶层”。他认为：唐宋社会变革“是从汉唐的‘豪民社会’变革为唐宋以来的‘富民社会’。”“‘富民社会’上承汉唐的‘豪民社会’，下启近代的‘市民社会’。”“‘富民社会’就是在‘富民阶层’崛起的过程中形成的。”差别在于白寿彝认为宋代崛起了两个重要的新兴阶层，一个是取代“门阀地主”的“势官地主”阶层，另一个是取代“荫附农民”的“佃农”阶层。而富民问题的研究者仅论述了取代“豪民阶层”的“富民阶层”。此说是一种新视角，并有一定的史实依据。治史者大概都记得顾炎武所说：宋以上“犹谓之豪民，谓之兼并之徒，宋已下则公然号为田主矣。”[⑧]至于研究者的新论断是否比前辈史家的成说更确当则另当别论。

随着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财富的力量在唐宋社会明显增长， “至富可敌至贵”、“钱足以通鬼神”[28]一类的说法相当流行。然而包括唐宋时期在内的中国古代社会毕竟属于权力社会。如不凭权仗势，很难暴富。当时大发横财者并非普通富民，大抵不外下面两种人。
其一，贪官。南宋初年官至枢密使的将帅张俊，实属贪官暴富的典型。他以“喜殖产”而闻名，“岁收租米六十万斛”[29]，“家多银，每以千两铸一球，目为‘没奈何’。”[30]其财富的来源主要有二：一是厚禄与滥赏，宋高宗声称：“尽以西湖赐之，曾不为过。”[31]二是经商，他不仅动用军队在临安修建并经营取名太平楼的大酒店，还派遣士兵越洋过海，经营海外贸易，并“获利几十倍”[32]。当时人指责他“在钱眼内坐”[33]，给他取了个“铁顩”的绰号。所谓“铁顩”者，“无廉耻不畏人者也”。[34]张俊者流因大发横财而暴富，理当受到“为富不仁”的谴责。
其二，官商。所谓官商，指有官方背景的商人。用近代的语言来说，即是所谓“红顶商人”。富民问题研究者所论及的富商王元宝便是超级“红顶商人”。如果说张俊者流靠滥用权力而大发横财，那么王元宝之类则有利用权力而暴富之嫌。他以“好宾客，务于华侈”而闻名，“宅中置一礼贤室”，“以延纳四方多士，竞于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于门下。每科场，文士集于其家。”岂止“四方之士尽归而仰焉”，唐玄宗不时召入宫中，并有借用“龙皮扇”[35]一类的交往。由于“其势可以比封君”[36]，王元宝才得以成为“国中巨豪”、“王家富窟”[37]。难怪富室争相攀附权势，以便保护自己，乃至欺压他人。在宋代，富民入赀补官者为数甚多[38]；教子读书，以期科举入仕者大有人在。还有与高官显贵乃至皇亲国戚攀亲者，出现了“民争市婚（宗室）为官户”的情形，如开封富室“大桶张家”、“帽子田家”不惜花费大量钱财，再三娶县主为媳[39]。在这类攀权附势的富民当中，“为富不仁”者所占比例无疑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