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素行不良男子 夜行路上 遇上妖艳蛊惑的她 一夜温存之后 天际破晓 却发现昨夜美人 变作黑发白骨 恫吓到夺门而出
骨女披人皮 凡人女子也朱颜易老 她执着至此 宿怨不消 不过和寻常女子一样 想遇见一个人 真心爱她说灵魂

高婶，贴吧头像怎么弄？

距离的信念 八尾猫

你说，诗是什么？
我不是诗人，首先申明。但是，我要读懂字句中的情感。诗是形式感渐进的音乐，诗是一幅展开想象的写意画，真实的世界消失后，情感并不是瞬间坍塌。一个诗句片段可以延伸上千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泪下。是的，诗是不是理性的分析，就像我们都认为诗人是疯子一样。他把认识的世界变成幻想，诗句证明自己还活着。某种意义上说，诗延续的是一种神秘和未知，一代一代的诗人在努力登高望远，不仅是为了获得广阔的视野，也为反观内心超越尘世。

　　“那是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误会再也不会有了。”
“诗人多跟社会过不去，又无生存能力，免不了待业受穷有神经病嫌疑，被划入另类。不管怎么着，朗诵给诗人提供了证明自己不聋不哑、免费旅行和被世界认知的机会。”
（《朗诵记》北岛）
“对当代的资本主义世界来说，特别是对作为这个是中的‘大多数’和‘大众’的中产阶级来说，诗已经不再是一种重要或必要的东西，诗已经成了一种多余之物，可有，亦可无。自六十时代以来，资本主义为了安抚中产阶级大众，利用二十世纪提供的新科学技术手段，建构了从摇滚乐到电脑网络的一整套新的文化，而这建构过程，也正是诗被从艺术金字塔的顶尖上拽下来，变成当代文化景观中的行吟乞丐的粗暴过程。……至二十世纪末，一种新的中产阶级文化已经成熟，他们有自己值得追随模仿的英雄，有自己百听不厌的故事，还有电脑这个能把各种游戏都集于一本的百宝箱，他们要诗干什么？”
（《一颗温润明亮的珍珠》，〈蓝房子〉序言，作者：李陀）
“行人被红灯挡住了。他们肤色年龄性别不同，但眼睛极其相像：焦躁、空洞、不斜视。偶尔有几个东张西望的，没错，准是外地人，如我。绿灯亮了，他们急匆匆的连狗都得跟上那步调。艾伦的诗用的正是纽约的节奏，他像个疯狂的梭子，把一切流动的、转瞬即逝的都织成诗行。现在终于歇了。人们把梭子收进抽屉，再钉上。这是个不再需要诗歌的年代。很多年了，他的愤怒显得多余。”
“诗人之死，并没为这大地增加或减少什么，虽然他的墓碑有碍观瞻，虽然他的书构成污染，虽然他的精神沙砾暗中影响那庞大机器的正常运转。”
（《诗人之死》北岛）

　　有的人，就算绑在暖气管子上，还会离家出走。北岛至今仍处于出走状态。他不想回来么？他说，“到天涯海角，结识别的土地和居民，特别是和我一样从事写作的人，实在是一种幸运。生活如此命运如此。”我尝出一丝苦涩。就像把糖熬得有些糊。北岛最疯狂的时候，六年穿梭了七个国家，他像一根竹签，扎透了很多国家的诗，再把那些诗人裹上糖衣，举到读者面前，看，这就是诗人的世界。金斯堡、盖瑞、艾略特、帕斯、桑塔格…，对了，还有乔纳森，他的中文名叫史景迁。天哪，北岛居然提到了宋琳！二十多年前，我把宋琳的诗集放进书包，他使放学路上的一个少年自我感觉良好。那时，我已厌倦北岛舒婷们，开始喜欢读不懂的学院派的实验诗歌。
时光有时候黏在抽油烟机上，很难消除。有时候像拧开的水龙头，毫不可惜地哗哗流走。当我再次阅读北岛，他的诗歌退隐在散文里，他的身体和灵魂在异国流浪，文字却忽隐忽现地指向祖国。时光此时被胡同里的猫拖到午后的屋脊上，懒散但随时可以一下子出溜走。这是北京东四十四条和前拐棒胡同的时光，远隔重洋的北岛是否怀念？我始终以为他的很多诗没写完，我幻想等到诗人回来，亲自画上句号。
北岛唱着秘鲁人的诗，“我一无所有地漂泊。”他承认有厌倦的时候，“有时面对听众，我会突然心生倦意。” “内心深处隐秘的冲动”之下，是不是存在着诗人没有发觉或没有明言的情愫？北岛在《青灯》里说，“一个人行走的范围就是他的世界。”康德终身没走出过科尼斯堡，梭罗在著名的瓦尔登湖仅住了两年多，顾城命断激流岛和北岛暂住的戴维斯，这些仅仅是个地名，每个人都固守着一个园地，实体的、想象的、抑或是介于半梦半醒的状态。北岛并没走得过远，在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努力做一只互不伤害的刺猬。但从来没有标准的距离，哪怕将单位扩大到千米。所以北岛借助论述写作，说“写散文的诗人是不大容易疯的。”他调侃道，“不过疯不疯，自己说不算数。”
全世界的诗人都是一只刺猬，有时候扎伤现实，但大多时候，是被现实扎伤。在北岛的《青灯》、《蓝房子》里，他们无论以何种面目出现，也改变不了命运，永远流年不利。相反，我读国内作家写的作家，却没有那种特别的触动。比如在张立宪、朱伟的笔下，他们呈现晋代名士风范，令人神往和仰慕。而北岛所写的诗人、作家、画家或目的明确的淘金者，集体性焦虑、紧张。是心理的还是地理的原因？古代有个皇帝说，“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北岛游走异国，交结外国同行，在他乡遇见故人，他们的笑，会心否？作濠濮间想也否？
使命时代过去了。北岛那代诗人的身影渐渐拉长，比他们早一点的，像帕斯、金斯堡，已经彻底和影子告别，无论怎样的阳光，再也照不到他们了。漂泊在外的同龄人，比如画家彭刚，彻底和绘画告别。北岛的诗，越来越少，但他不会放弃手中的笔。我想起电影《梅兰芳》中的燕十三，面对空无一人的剧场，作唱念打，一板一眼，绝无走样。有些人的演出，结束在阳光照不到的时候。
我们是不合格的读者和观众，随着潮流去选择，比如我当年放弃北岛去读看不懂的实验诗歌。然而这又是历史的冷酷和规则，诗歌不会熄灭，哪怕地球只剩下一个诗人和一个读者。北岛回忆那个狂热的诗时代，“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商业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误会再也不会有了。”作为“辗转飘零的枯叶”的北岛们，那种美丽的误会并不是必需的，他们要做的就是坚守着“蓝房子”，“在人类的孤独深处扎根”，负隅顽抗，等着读者的目光支援。

当语言发疯，我们
在法律的一块空地上
因聋哑而得救
——《无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