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备昌盛与“文官”政府
宋朝对于武备的投入可以用夸张来形容。宋仁宗的重臣富弼曾说：“自来天下财货所入，十中八九赡军”（长编卷124），宋英宗时期的蔡襄也曾说“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蔡忠惠公集》卷18），陈襄有言：“六分之财，兵占其五。”（《古灵先生集》卷十八）；张载在《边议》中说“养兵之费，在天下十居七八”。
到了南宋，情况并没有好转：宋高宗曾说：“今天下财赋十分之八耗于养兵。”（《系年要录》卷187）；范成大也说过：“度支月给，诸军居十之九；三岁大礼，犒军居十之八。”（《黄氏日抄》卷67）；南宋理学宗师朱熹的《朱文公集》中记载“今日财赋岁出以千百巨万计，而养兵之费十居八九。”；《宋会要·食货》记载：“（户部月支）大略官俸居十之一，吏禄居十之二，兵廪居十之七。”
可见整个两宋军费开支长期维持在国家支出的60%—90%之间，这个数据维持时间之长、比例之高不但空前只怕也是绝后的，而维持这么高投入的朝代竟然是个“文官”政府。
很多人都认为宋朝的国策为“重文抑武”，理由来自于宋朝“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这一条。看似很有道理，但是似乎赵宋官家说一套做一套。宋代历史上被杀的“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并不少见。其中甚至包括南宋权相韩侂胄和广西经略使胡舜陟。
而另一方面，文人作为这个国家最受推崇的阶层（姑且这么说）享受到的国家资源不过“十之三”而国家资源中剩下的“十之七”竟然全部为其所“抑”的武人所有。一个国家重视的部分在国家资源的分配上竟然远远落后于其它的对立阶层，而后者长期享有国家一般以上的财政支出，这个显然不符合逻辑。

结论：
由此可见，“重文抑武”实际上是后世对于宋朝并不完全公正的评价，这个朝代非但极度重视武备，对于武职也赋予很高的社会地位，在外战方面表现也颇多惊喜，虽然当时人对于武人整体评价并不高，但是绝不是所谓的“积贫积弱”。

附录：宋朝对外战争节录（其中大部分史料出自《长编》）：
一、宋辽战争：
辽州之战：
北汉寻诱契丹步骑六万入侵，继勋复与彰德节度使罗彦緓、西山巡检使郭进、内客省使曹彬等领六万觽赴之，大破契丹及北汉军於辽州城下。
定州之战：
初，契丹以六万骑至定州，命判四方馆事田钦祚领兵三千御之。上谓钦祚曰：“彼觽我寡，但背城列阵以待之，敌至即战，勿与追逐。”钦祚与敌战满城，敌骑少却，乘胜至遂城。钦祚马中流矢而踣，骑士王超以马授钦祚，军复振。自旦至晡，杀伤甚觽，夜入保遂城。契丹围之数日，钦祚度城中粮少，整兵开南门突围一角出，是夕至保塞，军中不亡一矢。北边传言“三千打六万。
石岭之战：
郭进言契丹数万骑入侵，大破之石岭关南。於是北汉援绝，北汉主复遣使间道齎蜡书走契丹告急，进捕得之，徇於城下，城中气始夺矣。
雁门关之战：
癸巳，潘美言自三交口巡抚至代州，会敌十万觽侵雁门，令杨业领麾下数百骑自西陉出，由小陉至雁门北口南向与美合击之，敌觽大败，杀其节度使、驸马、侍中萧咄李，生擒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诲，获铠甲革马甚觽。
唐河之战：
继隆欲以卒分隶诸军，继忠曰：“不可，但奏升其军额，优以廪给，使之尽节可也。”继隆从其言，觽皆感悦，继忠因乞之隶麾下。至是摧锋先入，契丹骑大溃，追击逾曹河，斩首万五千级，获马万匹。己丑，捷奏闻，髃臣称贺。

三、其他
《宋史》：
其年，唃厮岩率众数万大入寇，玮迎战三都谷，追奔三十里，斩首千余级，获马牛、杂畜、器仗三万余。
《长编》：
丁未，曹玮言宗哥唃厮罗、蕃部、马波叱腊、鱼角蝉等率马御山、兰州、龛谷、氊毛山、淊河、河州兵三万余人入寇，至伏羌寨三都谷，即领兵击败之。逐北二十余里，斩首千余级，生擒七人，获马、牛、杂畜、衣服、器仗三万三千计，马波叱腊等遁去。官军被伤者百六十人，阵没者六七十人，其立功将校、使臣凡百三十九人，望赐酬奨。
《宋史》
（苗授）副李宪讨生羌于露骨山，斩首万级，获其大酋泠鸡朴，羌族十万七千帐内附，威震洮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