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开始读杜甫。那时我在美国读博士，模糊地感到一种压力，感到必须得想想什么是中国人、怎么做一个中国人的问题。读杜诗，见穷愁，感死生之变，我觉得时代和人生的窘境大概是常态，而二者的难度大概都在于寻找在窘境中振奋求正的意志与条理。但当时我读杜诗的经验与所谓“阅读的欢愉”离得不知道有多远——杜诗和诗人的人生都提出更多的问题，不太给答案，我在模糊触摸到一种浩瀚时，反而志气益微。这类似于读宗教文本的感觉，面前浩瀚无涯，每时每刻的体会反而更近于波涛不测。□书评人 淡豹　　是诗论，也是诗人论　　这本书各章节的标题不是体裁、诗歌或绝妙好辞，而是曹子建、阮嗣宗、陶渊明这些诗人的姓名。这或许正是因为，这本书写古诗，但更写每一位写诗人具有时代感的特殊生命，它是诗论，更是诗人论。
在那种情况下，我第一次读到张定浩谈古诗、诗意、诗人的文章，有一些如今收在《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中。这些文章写出了我零星体会到但无力表达的那种古诗悬若日月的明亮美感。更重要的是，它们不仅是诗论，而且还表达（并证实）了一种伦理学。这种伦理学认为古代诗歌可以滋养、治疗今人的生命，这种伦理学关于古诗，也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古诗，因此它同时也是一种历史观。
在“李太白”一章中，张定浩写到，对李杜的比较和评断，是中国历代文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这其中的奥秘，并不单归因于这二人诗才的杰出和广大，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真实的相遇中构成的关系，犹如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形容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时所说的，‘像是两块对立竖放的镜子，无限地反射对方、深化着对方’。李杜之于我们，并非赛诗会上两个顶着花环的胜利者，只是两个人执手相见，而整个中国诗的光谱，却就在这样的相见中，在无限的反射和深化中，完整地呈现出来。因此，比较和评断他们，也就是认识自己在整个光谱中的位置，这样的比较和评断，并不通往孰优孰劣的终极真理，只通向个人身心的安放。”
这种自我安放所肯定和追求的，是人与诗、古与今的心心相印。我以为，《既见君子》的记述是一种对诗生活的分析性叙事：首先，它认为，古诗也是古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而且是中国思想和生活方式中较高的那些，其次，它意在彰显，古代诗与古代生活、在当代的古诗与当代生活、当代对古诗的阅读与古代诗人的写作，这三者之间并不断裂，三种诗与生活可以、并且正在相互体贴，古代能够帮助或治疗当代。在这个意义上，张定浩的文章再一次说明，好的诗论往往也是隐藏的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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