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这句话是孔丘比较常见的政治空言中的一句，看似真理，其实是无法加以证明的。
“为政以德”就是“用道德来治理国家”。这个“北辰”倒是很有意思，其中牵扯到很多古代天文学的东西。关于“北辰”的训诂，古来争论较多，主要集中在有星无星上。一种意见认为“北辰”系指北极星，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持此说；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北辰”指天球北极而非指星，如郑玄引《尔雅·释天》注为“北极谓之北辰”，郭璞亦有“北极，天之中，以正四时。天中即天心。天体圆，此为最高处，名赤道极”之注。其实“北辰”所指究竟是天球北极还是北极星，对于我们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是无关紧要的。我们知道由于地球自转轴正对天球北极，所以在地球自转和公转所反映出来的恒星周期和周年的运动中，天球北极是不动的，其他恒星则环绕天球北极进行旋转。因此在我们看来天球北极是不动的。而北极星由于其距离地球大约七八二光年，实在过于遥远，我们也是察觉不出它是在动的。
“譬”，《说文解字》曰：“譬，喻也”，《墨子·小取》亦有：“辟者也，举他物而以明之也”（辟同譬）。“共”字同拱，杨伯峻先生引《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尔墓之木拱矣”，解为环抱、环绕之意。“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既就象北辰那样，在一定的位置上，别的星辰都环绕着它。
在孔丘看来，德的根基在于孝，将这个维护宗法血缘关系的纽带推而广之，用于国家社稷即是忠君爱国。孝和忠是统一的，孝于宗族长辈，就是忠于国家朝廷。孔丘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既统治者能身体力行孝悌一类反对父母亲族忠诚的品德，被统治的人民就竞相争取具备仁的品德，无形中就消灭了犯上作乱的现象。这就是有若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有之也”的原因了。曾参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也是如此。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这句话很简单：《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纯正”。这里的“《诗》三百”指的是《诗》有三百余篇，说三百是只说大数，这是古人的一种语言习惯。“思无邪”一句出于《诗·鲁颂·駉》：“思无邪，思马斯徂”，大意为：牧马确实是不坏，真能长行这些马。“思”字于其篇本为无意之发语词，孔丘在此用为“思想”之意，是断章取义之举。“思想纯正”既思想、感情的正常流露。
《诗》是否是“思无邪”呢？这个问题是很值得探讨的。讨论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就是《诗》的由来和《诗》的作用。
《诗》依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十五《国风》也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雅》是指“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亦是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如《毛诗序》所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因此，《诗经》的作者成分十分复杂，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关于这些民间歌谣的搜集有两种说法，一是周王朝有专门的采诗之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二是这些民歌是由各诸侯国的乐师进行搜集。这些说法都是有道理的。这些从各个时代、各个地区搜集而来的乐歌一般由周王室的太师保存。现存《诗》的语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也大体一致，有些套句更出现在异时异地的作品中。从这些方面来看，这些乐歌显然是经过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的。否则以古代交通的不便，语言互异，各时代、各地区的歌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因此，《诗》应是由官方制作乐歌于经过搜集和整理的民间歌谣的合称。《史记·孔子世家》所载的：“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丘，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孔丘删《诗》之说应不足信。先秦文献中所引诗句，大体都在现存《诗》的范围之内，此外的“逸诗”数量很少，如《诗》三百真为孔丘所删定，应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且“《诗》三百”在《论语》中也是反复提及。再者，学界所考《诗》编定之时，约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在孔丘出生之前。因此，传至孔丘之时的《诗》应已是三百余篇的定本。《史记·孔子世家》所言的，应是孔丘之时，《诗》的音乐有散失错乱的现象，孔丘对此作了改定工作，以使之合于古乐的原状。
《诗》中乐歌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其中也包括一些表达对于社会、政治问题的反应及娱乐的部分。当《诗》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之后，“赋《诗》言志”就成为了一种体现个人文化修养的重要体现了。这种情况在《左传》等史籍中多有记载，《论语》中也记有孔丘“不学《诗》，无以言”之语。因此《诗》不是一部单纯的诗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项文化积累，又是贵族日常诵习的对象，其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应都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这就是孔老夫子说其“思无邪”的原因了。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思有邪”的诗，既含有与社会公认的政治与道德原则正面冲突的内容的诗并不是不存在的，而是没有被收入《诗》中。这应当也是太师的工作之一。所以说“思无邪”是孔丘之时无邪，而非永远无邪。这个问题不能搞错。
这句话是孔丘比较常见的政治空言中的一句，看似真理，其实是无法加以证明的。
“为政以德”就是“用道德来治理国家”。这个“北辰”倒是很有意思，其中牵扯到很多古代天文学的东西。关于“北辰”的训诂，古来争论较多，主要集中在有星无星上。一种意见认为“北辰”系指北极星，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持此说；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北辰”指天球北极而非指星，如郑玄引《尔雅·释天》注为“北极谓之北辰”，郭璞亦有“北极，天之中，以正四时。天中即天心。天体圆，此为最高处，名赤道极”之注。其实“北辰”所指究竟是天球北极还是北极星，对于我们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是无关紧要的。我们知道由于地球自转轴正对天球北极，所以在地球自转和公转所反映出来的恒星周期和周年的运动中，天球北极是不动的，其他恒星则环绕天球北极进行旋转。因此在我们看来天球北极是不动的。而北极星由于其距离地球大约七八二光年，实在过于遥远，我们也是察觉不出它是在动的。
“譬”，《说文解字》曰：“譬，喻也”，《墨子·小取》亦有：“辟者也，举他物而以明之也”（辟同譬）。“共”字同拱，杨伯峻先生引《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尔墓之木拱矣”，解为环抱、环绕之意。“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既就象北辰那样，在一定的位置上，别的星辰都环绕着它。
在孔丘看来，德的根基在于孝，将这个维护宗法血缘关系的纽带推而广之，用于国家社稷即是忠君爱国。孝和忠是统一的，孝于宗族长辈，就是忠于国家朝廷。孔丘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既统治者能身体力行孝悌一类反对父母亲族忠诚的品德，被统治的人民就竞相争取具备仁的品德，无形中就消灭了犯上作乱的现象。这就是有若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有之也”的原因了。曾参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也是如此。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这句话很简单：《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纯正”。这里的“《诗》三百”指的是《诗》有三百余篇，说三百是只说大数，这是古人的一种语言习惯。“思无邪”一句出于《诗·鲁颂·駉》：“思无邪，思马斯徂”，大意为：牧马确实是不坏，真能长行这些马。“思”字于其篇本为无意之发语词，孔丘在此用为“思想”之意，是断章取义之举。“思想纯正”既思想、感情的正常流露。
《诗》是否是“思无邪”呢？这个问题是很值得探讨的。讨论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就是《诗》的由来和《诗》的作用。
《诗》依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十五《国风》也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雅》是指“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亦是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如《毛诗序》所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因此，《诗经》的作者成分十分复杂，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关于这些民间歌谣的搜集有两种说法，一是周王朝有专门的采诗之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二是这些民歌是由各诸侯国的乐师进行搜集。这些说法都是有道理的。这些从各个时代、各个地区搜集而来的乐歌一般由周王室的太师保存。现存《诗》的语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也大体一致，有些套句更出现在异时异地的作品中。从这些方面来看，这些乐歌显然是经过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的。否则以古代交通的不便，语言互异，各时代、各地区的歌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因此，《诗》应是由官方制作乐歌于经过搜集和整理的民间歌谣的合称。《史记·孔子世家》所载的：“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丘，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孔丘删《诗》之说应不足信。先秦文献中所引诗句，大体都在现存《诗》的范围之内，此外的“逸诗”数量很少，如《诗》三百真为孔丘所删定，应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且“《诗》三百”在《论语》中也是反复提及。再者，学界所考《诗》编定之时，约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在孔丘出生之前。因此，传至孔丘之时的《诗》应已是三百余篇的定本。《史记·孔子世家》所言的，应是孔丘之时，《诗》的音乐有散失错乱的现象，孔丘对此作了改定工作，以使之合于古乐的原状。
《诗》中乐歌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其中也包括一些表达对于社会、政治问题的反应及娱乐的部分。当《诗》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之后，“赋《诗》言志”就成为了一种体现个人文化修养的重要体现了。这种情况在《左传》等史籍中多有记载，《论语》中也记有孔丘“不学《诗》，无以言”之语。因此《诗》不是一部单纯的诗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项文化积累，又是贵族日常诵习的对象，其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应都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这就是孔老夫子说其“思无邪”的原因了。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思有邪”的诗，既含有与社会公认的政治与道德原则正面冲突的内容的诗并不是不存在的，而是没有被收入《诗》中。这应当也是太师的工作之一。所以说“思无邪”是孔丘之时无邪，而非永远无邪。这个问题不能搞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