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蜗居》当红的作家六六，分别以患者和医生的身份“卧底”上海的大医院半年，试图去揭开中国医患关系恶化的根源。
2007年对我是很糟糕的一年，母亲被检查出乳腺癌。
术后很久，我和母亲都在讨论这个手术的意义。母亲在手术后活动起来，经常胳膊疼。她甚至一度怀疑这个手术是否真的必要。
而我不仅仅跟母亲讨论，也跟不同的医生讨论。我惊奇地发现，不同的医生对这个手术的必要性有完全不同的见解。一部分人认为乳房对于我母亲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已经失去意义了，而生命高于一切，割除是最安全有效的方法。另一部分医生则认为，这么早期，近乎零的癌细胞，局部清扫一下即可，创伤小，人活着不仅仅是生命，还要注重生命的质量。
给予我不同信息反馈的两派医生，全部都是我的朋友，忠诚可靠，不涉及利益。
于是我知道，排除在床位、红包、回扣等等之外，医生本身之间在同一病例上都有不同的理解。医生是这样一个行业：它不是ISO9000标准管理系统，它全凭主观和经验。即使有先进的科技保驾护航，但在治疗上，依旧以个人判断以及对医学的认知水平为基准。不同的人，标准截然不同。
因此我有理由相信，我们对医生的了解，很肤浅，很片面，大多来源于报纸媒体等的宣扬，我们张口提及的都是医疗事故、掩盖、医药代表、过度医疗等。
2008年夏天，我母亲又被查出有脑瘤。这里我要提到一位医生，他姓孔，是在我母亲第一次动乳腺癌手术的时候结交下的医生。母亲对他几近于迷信，无他，他在母亲这里有权威，且愿意担当起医生的责任，是他替母亲做出决定不要化疗了，因为化疗对极早期癌症来说意义不大，还伤身体。他的一句：“你相信我，出事我负责!”让我们从此坚定地跟他走。
我母亲一次去见他，跟他说自己三叉神经疼，孔医生对母亲端详半天，建议母亲去做个脑部检测，他说：“我怕里面不好。”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母亲大约是几年前起，脑部生长良性肿瘤，现在长大压迫面部神经了。
母亲在上海华山医院接受了第二次手术。
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大名鼎鼎，赵本山的脑溢血就是在那里治好的。我又一次与医生打上交道。医生的共性是，如果你只与他们见一两次面，你会发现他们大多冷面，难开笑脸，“冷漠”是第一印象。他们说话谨慎，善用边缘词汇，诸如大概，可能，也许，百分比。当我开始设计《心术》这本小说的时候，曾经想将这所医院的院长设计为反面典型。他是我的朋友，只有朋友可以说了不被告。带着探究黑幕的心理进院，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从院长到所有的医生，敢于敞开门让我进去看的原因是，他们觉得能写的黑幕，早就被写完了。最差不也就写那些吗?
医生的委屈
在医院时亲身经历这样一件事。有个孩子，五岁，病毒反复感染角膜，视力迅速下降，一周前还0.8，到眼科的时候就只剩0.1了。那天接待他的医生是小波。小波和他素昧平生，一听说这状况就急了，带着这个小孩楼上楼下地跑，要最快时间做出各种诊断，尽早手术。
我是跟着后面楼上楼下地跑的。做到一个房角测试检查的时候，小波刚推门，有个七十多的老头就拿拐杖撑住门，说，你们医生就是这样腐败的，利用职权，老是插队!那要我们拿号干吗?他一说，群情激愤。小波只好解释说，这个小孩只有五岁，马上就要失明了，要抢时间。
老头说，我们这里哪个不是要失明的?我们为做这个检查，哪个不是排队好几个礼拜的?谁都不能插队。
小波解释说，你能等，小孩不能等。
老头说，谁都不能等!疾病面前人人都一样。
我当时真想煽他耳光。我一气之下一把拉过老头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看不见有什么关系?他才五岁，你七十多的老头跟个小孩计较?”
老头拿拐杖打我，要不是小波拉着我，我肯定就煽过去了。
你们没见到那个孩子，不知道他多可怜。你不拉他的手，他就会顺楼梯滚下去。后来小波跟老人说，你先看，你看完了我们再看。
老头一本正经地说，我就是维护正义的。我不看，我看在这里，大家都看完了我才看。
我的眼泪当场就下来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对小孩子这样投入情感。也许是自己有儿子，不忍心看小孩受罪。
小波说，以前就出现过这种情况，他为此难受了很久。有个小孩做手术，排队排得一点一点视力弱下去，手术前一天晚上还能数清楚几个灯泡，第二天上了手术台，又撤下来，因为完全没视力了。对小孩而言，时间就是视力。他到现在都在自责，如果当天晚上加班给他做手术……
所以我非常理解他这次为什么如此投入，其实是在弥补过去自己的内疚。
我们总拿放大镜挑剔别人的缺点和过失。
却对善良和恩惠坦然受之。
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感恩，就是这样毁坏的。
医院的信、望、爱
我在手术室遇到个我以为要死掉的男人，全部的人都觉得他不行了。
但医护人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后关头奇迹发生。这个人在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抢救后，救回来了。连医生都擦着汗说：“他命大!”
所以我希望病患家属，对医生要多些感恩，少些责难，要知道，神明再保佑，医生放弃治疗，管子一拔，啥都没了。
在医院呆的这一段，让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无论你病患家属什么态度，医生护士再委屈，内心里是有杆秤的，不会因为家属的不理解，纠缠，吵闹而放弃一条生命。《圣经》上说，这世界有三样东西对人类是最重要的，FAITH(信)，HOPE(望)，LOVE(爱)。我认为，我能看到的对这三个字最好的诠释，就是医院。
我曾在手术室里看见医生一针一针缝脑膜，这是一门几近失传的手艺，因为费时又费力，大多数人都用人工脑膜贴上当补丁完事。我问他你为什么做这样的活啊!他答我：“我练手艺，艺不压身。”后来熟了以后，我知这位病患来自福建山区农村，年收入都负担不起这台手术，一块脑膜要八百多元，他用自己的时间和手艺，替他省了。
他做这样的好事，躺在病床上的病人，永远不会知道，新闻媒体也不会报道他的善心。如果恰巧不是我站边上，又多话好问，这样的事就湮灭了。我知他也拿红包，也拿回扣，也推荐最贵的药给富豪，但同时，他和他的同事们，每个月都在为付不起医药费逃跑的人们垫资。
如果我们有非常完善的健保制度，药品公平竞争进入市场，由病患自己选择，医生只有处方权而没有推销权，国家提高医生问诊的待遇和专业技能的待遇，而药物因渠道畅通价格低廉，医保局不是只下拨医院固定的数额，余额让医院自己补齐解决;那么，我们或许就能从医生和病患的直接对抗中走出来，就不会再把原本属于制度的问题，直接推及到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上去。
如果，得不到医护人员的支持，所有医改都是一厢情愿，纸上谈兵。希望政府、法院、媒体、病人不要惹医护人员 ，当社会既不在名誉上尊重他们，又在生活条件上不给保障，政府拴对儿（引导媒体制造假象：医疗贵都是医生弄的，其实钱绝大部分都被药厂和医院剥削走了，然后钱再上交给国家），以平息老百姓的怨气。医生高风险、低收入、没尊严、法院联合医闹又在欺负医生护士。部分人渣病人对医生又打又骂又杀的时候，记住一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医生没有好下场，你们想病人会有好下场吗？
2007年对我是很糟糕的一年，母亲被检查出乳腺癌。
术后很久，我和母亲都在讨论这个手术的意义。母亲在手术后活动起来，经常胳膊疼。她甚至一度怀疑这个手术是否真的必要。
而我不仅仅跟母亲讨论，也跟不同的医生讨论。我惊奇地发现，不同的医生对这个手术的必要性有完全不同的见解。一部分人认为乳房对于我母亲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已经失去意义了，而生命高于一切，割除是最安全有效的方法。另一部分医生则认为，这么早期，近乎零的癌细胞，局部清扫一下即可，创伤小，人活着不仅仅是生命，还要注重生命的质量。
给予我不同信息反馈的两派医生，全部都是我的朋友，忠诚可靠，不涉及利益。
于是我知道，排除在床位、红包、回扣等等之外，医生本身之间在同一病例上都有不同的理解。医生是这样一个行业：它不是ISO9000标准管理系统，它全凭主观和经验。即使有先进的科技保驾护航，但在治疗上，依旧以个人判断以及对医学的认知水平为基准。不同的人，标准截然不同。
因此我有理由相信，我们对医生的了解，很肤浅，很片面，大多来源于报纸媒体等的宣扬，我们张口提及的都是医疗事故、掩盖、医药代表、过度医疗等。
2008年夏天，我母亲又被查出有脑瘤。这里我要提到一位医生，他姓孔，是在我母亲第一次动乳腺癌手术的时候结交下的医生。母亲对他几近于迷信，无他，他在母亲这里有权威，且愿意担当起医生的责任，是他替母亲做出决定不要化疗了，因为化疗对极早期癌症来说意义不大，还伤身体。他的一句：“你相信我，出事我负责!”让我们从此坚定地跟他走。
我母亲一次去见他，跟他说自己三叉神经疼，孔医生对母亲端详半天，建议母亲去做个脑部检测，他说：“我怕里面不好。”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母亲大约是几年前起，脑部生长良性肿瘤，现在长大压迫面部神经了。
母亲在上海华山医院接受了第二次手术。
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大名鼎鼎，赵本山的脑溢血就是在那里治好的。我又一次与医生打上交道。医生的共性是，如果你只与他们见一两次面，你会发现他们大多冷面，难开笑脸，“冷漠”是第一印象。他们说话谨慎，善用边缘词汇，诸如大概，可能，也许，百分比。当我开始设计《心术》这本小说的时候，曾经想将这所医院的院长设计为反面典型。他是我的朋友，只有朋友可以说了不被告。带着探究黑幕的心理进院，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从院长到所有的医生，敢于敞开门让我进去看的原因是，他们觉得能写的黑幕，早就被写完了。最差不也就写那些吗?
医生的委屈
在医院时亲身经历这样一件事。有个孩子，五岁，病毒反复感染角膜，视力迅速下降，一周前还0.8，到眼科的时候就只剩0.1了。那天接待他的医生是小波。小波和他素昧平生，一听说这状况就急了，带着这个小孩楼上楼下地跑，要最快时间做出各种诊断，尽早手术。
我是跟着后面楼上楼下地跑的。做到一个房角测试检查的时候，小波刚推门，有个七十多的老头就拿拐杖撑住门，说，你们医生就是这样腐败的，利用职权，老是插队!那要我们拿号干吗?他一说，群情激愤。小波只好解释说，这个小孩只有五岁，马上就要失明了，要抢时间。
老头说，我们这里哪个不是要失明的?我们为做这个检查，哪个不是排队好几个礼拜的?谁都不能插队。
小波解释说，你能等，小孩不能等。
老头说，谁都不能等!疾病面前人人都一样。
我当时真想煽他耳光。我一气之下一把拉过老头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看不见有什么关系?他才五岁，你七十多的老头跟个小孩计较?”
老头拿拐杖打我，要不是小波拉着我，我肯定就煽过去了。
你们没见到那个孩子，不知道他多可怜。你不拉他的手，他就会顺楼梯滚下去。后来小波跟老人说，你先看，你看完了我们再看。
老头一本正经地说，我就是维护正义的。我不看，我看在这里，大家都看完了我才看。
我的眼泪当场就下来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对小孩子这样投入情感。也许是自己有儿子，不忍心看小孩受罪。
小波说，以前就出现过这种情况，他为此难受了很久。有个小孩做手术，排队排得一点一点视力弱下去，手术前一天晚上还能数清楚几个灯泡，第二天上了手术台，又撤下来，因为完全没视力了。对小孩而言，时间就是视力。他到现在都在自责，如果当天晚上加班给他做手术……
所以我非常理解他这次为什么如此投入，其实是在弥补过去自己的内疚。
我们总拿放大镜挑剔别人的缺点和过失。
却对善良和恩惠坦然受之。
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感恩，就是这样毁坏的。
医院的信、望、爱
我在手术室遇到个我以为要死掉的男人，全部的人都觉得他不行了。
但医护人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后关头奇迹发生。这个人在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抢救后，救回来了。连医生都擦着汗说：“他命大!”
所以我希望病患家属，对医生要多些感恩，少些责难，要知道，神明再保佑，医生放弃治疗，管子一拔，啥都没了。
在医院呆的这一段，让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无论你病患家属什么态度，医生护士再委屈，内心里是有杆秤的，不会因为家属的不理解，纠缠，吵闹而放弃一条生命。《圣经》上说，这世界有三样东西对人类是最重要的，FAITH(信)，HOPE(望)，LOVE(爱)。我认为，我能看到的对这三个字最好的诠释，就是医院。
我曾在手术室里看见医生一针一针缝脑膜，这是一门几近失传的手艺，因为费时又费力，大多数人都用人工脑膜贴上当补丁完事。我问他你为什么做这样的活啊!他答我：“我练手艺，艺不压身。”后来熟了以后，我知这位病患来自福建山区农村，年收入都负担不起这台手术，一块脑膜要八百多元，他用自己的时间和手艺，替他省了。
他做这样的好事，躺在病床上的病人，永远不会知道，新闻媒体也不会报道他的善心。如果恰巧不是我站边上，又多话好问，这样的事就湮灭了。我知他也拿红包，也拿回扣，也推荐最贵的药给富豪，但同时，他和他的同事们，每个月都在为付不起医药费逃跑的人们垫资。
如果我们有非常完善的健保制度，药品公平竞争进入市场，由病患自己选择，医生只有处方权而没有推销权，国家提高医生问诊的待遇和专业技能的待遇，而药物因渠道畅通价格低廉，医保局不是只下拨医院固定的数额，余额让医院自己补齐解决;那么，我们或许就能从医生和病患的直接对抗中走出来，就不会再把原本属于制度的问题，直接推及到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上去。
如果，得不到医护人员的支持，所有医改都是一厢情愿，纸上谈兵。希望政府、法院、媒体、病人不要惹医护人员 ，当社会既不在名誉上尊重他们，又在生活条件上不给保障，政府拴对儿（引导媒体制造假象：医疗贵都是医生弄的，其实钱绝大部分都被药厂和医院剥削走了，然后钱再上交给国家），以平息老百姓的怨气。医生高风险、低收入、没尊严、法院联合医闹又在欺负医生护士。部分人渣病人对医生又打又骂又杀的时候，记住一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医生没有好下场，你们想病人会有好下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