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泥土在歌唱
我一直不赞成把“大衣哥”朱之文打造成一名职业歌手，或者由一家文化经纪公司来包装、经营他，甚至劝说他在北京买房子。朱之文的可贵，在于他是一位农民——歌唱得最好的农民、庄稼种得最好的歌手；朱之文的可爱，在于他本性质朴得像一抷泥土，憨厚善良得像一个老农，诚实天真得像个长不大的孩子，见到弱者大方得像个“土豪”，而对自己却抠门得像个“地主”；朱之文的可敬，在于他对声乐艺术的追求，从磁带学起，从跟唱起步，把寒舍当舞台，把庄稼当观众，从村里唱到城里，从自家门口唱到中央电视台、国家大剧院，一直唱到磁带里的真人金铁霖老师跟前。这是一位中国农民的事业心，一位庄稼汉的中国梦。
一个产品的价值不在于毛坯的价格，而在经过深加工之后的升值、市场的认可度。朱之文把一抷泥土抟成一尊雕塑，捏成一个中国普通农民追求文化权益、享有文化权利的“达人”形象，这正是他的社会价值和文化含量。城里不缺歌手，村里不缺农民，但我们这个社会缺乏有爱心的歌者，需要有文化的农民。朱之文的执著、勤奋、天赋、善良成就了他，亿万观众、网民的喜爱成就了他，中央领导同志和各级组织、文化机构的支持和帮助成就了他。朱之文的成功，说明了我们这个社会对奋斗的认可、对诚实的褒奖、对善心的呵护；说明了我们这个国家对农民的尊重、对草根的器重、对公平的看重。
每次朱之文来我办公室，我都有一种迎接兄弟的感觉，我得意着他的得意，笑话着他的笑话，天真着他的天真。请他唱，他张口就来，而且不只一首两首，好像要作一个全面的汇报演出，让我们感动得想落泪；请他坐，他就一屁股坐在我的座位上，四仰八叉、大模大样、舒舒服服，哈哈大笑；我们的《党建网》为他专门开设了一个“朱之文专题”，他来到网站的编辑间浏览他的照片，边赞叹互联网的魅力，边乐呵呵地讲着每一幅图片的故事。我请他跟我们去云南西双版纳，为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唱歌，他一见围上来的热心观众，也不管舞台不舞台的抹着汗一首接一首地唱，听说日本人要跟我们争钓鱼岛，他临时加唱一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还说了一段“决不答应”的话，表达了一位中国农民的愤慨；在日军曾经制造大惨案的河北唐山潘家峪村，他再次用超出寻常的力度唱起这首歌，3000多人的村子竟然来了10000多名观众，爬上树杈和厕所房顶的老百姓听得心暖暖、眼热热的。四川芦山地震刚一发生，他打来电话，要委托我们帮他转赠50万元给灾区，说着就让媳妇拿出存折跑到银行。我们说，兄弟你把你那个破破烂烂的家翻修一下吧，他说先把村里那条水泥路修好再说。每次来，他总要聊他家里的小黄鸡、聊他收集的破烂儿、聊他的媳妇儿和他的玉米地。
比我对朱之文感情更亲近的，是我们《党建》杂志三编室主任、高级编辑王锦慧大姐——一位几十年坚持深入基层、贴近实际、与普通群众有深厚感情的新闻工作者，中央领导刘云山同志曾批示要求中宣部机关全体干部向她学习。她对朱之文有着对亲兄弟一样的感情，20多次采访、迎送朱之文，陪同他拜师金铁霖、陪同他去基层为农民唱歌。接到上春晚的喜讯朱之文在第一时间告诉了王大姐，演出后他收到的第一条祝贺短信来自王大姐。在王锦慧的办公室，他又聊又笑又唱，一坐几个小时。
有时候，我也提醒他、建议他，甚至批评他，告诉他别让灯红酒绿、鲜花掌声迷了眼，朱之文总能虚心接受、立马就改。那天，朱之文来《党建》杂志做客，临走我送他到中宣部南大门，长安街上的行人们一下子认出了“大衣哥”，争相与他合影，他憨憨地笑一一应允，半个小时上不了车。这就是朱之文，一个土得掉碴儿、土得冒傻气儿，却散发着泥土芳香、走到哪儿哪里就热闹的“正能量”农民歌手。
当《一条流过故乡的河，记朱之文》这部作品发到我邮箱时，我一口气读完，感觉写得很真实，作者笔下的朱之文与我印象中的朱之文，是同一个人。原本想把这部作品推荐给一家出版社，可是其责任编辑来了一份审读意见，其意是一个农民歌手，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没有那么高的价值，结论是这本书没有太大的销量。
可是我不这么认为。不错，朱之文就是一位农民，一抷泥土，但他是养活13亿中国人的泥土一分子，滋养了我们的根、我们的枝、我们的叶。离开了土地，你我什么都没有。他是一抷会唱歌的泥土，在文字垃圾堆中，发着清新的声音。愿本色朱之文继续唱好！
——中央宣传部《党建》杂志总编辑
刘汉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