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王霸之道

中国：农业文明时代的王者
在农业文明时代，中华文明可谓兼得天时、地利。
中华文明的主体部分位于北温带。这个地区的生存环境既不恶劣，也不算安逸，较易于在春耕夏耘中养成一种坚韧耐劳的群体性格。同时，该区域四季分明，既有益于情感艺术的滋养，又可以在秋收冬藏中形成一种储蓄、规划的意识。中华文明遂于此间聚养生息，渐次发展为一个极具包容性的巨型国家。

这种包容性体现在地域文明差异上，可以体现为4种文明形态的碰撞融合：38厘米等雨量线以南的农耕文明38厘米等雨量线以北的草原游牧文明、西域的绿洲文明、青藏高原地区的高原文明。秦始皇的大一统，是标准的农耕文明区的大一统。其所修筑的长城，与38厘米等雨量线大致吻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该线以北无法大规模推广农耕经济，只适于草原游牧经济，而该线之南则相反。这个分野，追溯其源头，可以说是重点驯化动物的部族与重点驯化植物的部族的区别。

此后数千年间，中华文明由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再到珠江流域的渐次南推，大致可以看作是农耕文明的同质扩大。这种主要建植在植物繁衍基础上的文明，先天特性尤其温和。由此，才能在不断的同质扩大中，逐渐形成一种生活艺术化与艺术生活化交相促进之生活形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

于是，一面是生活即艺术、艺术即生活，一面是战斗即生活、生活即战斗，其冲突不难想象。但是，如果只是这样一种单纯的二元对撞，则中国人的世界观将趋于二元对立，中国也将成为一种单一文明构成国家，或者是纯粹的农耕文明国，或者是被征服的游牧附属势力。中华文明亦将因这种单一性而陷人贫血状态，并在长期斗争中持久处于不利。

打破这一格局的是西汉王朝。破局的关键在于两个关键战略区的发现和控制，这就是河西走廊与鄂尔多斯。
河西走廊处于四大文明的交会地点，可谓标准的枢轴地区。鄂尔多斯草原既是优质战马的牧养区，又是农耕、草原文明之间的关键战略前沿。无论是中原王朝北上，还是草原帝国南下，往往都要以此为基地和跳板。秦汉北击匈奴，皆看重鄂尔多斯地区的控制，实则缘于军事地理和地缘战略上的迫切驱动。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两个关键性的战略区域。谁能率先在这两个区域站稳脚跟，谁就能掌握斗争与融合的主导权，并变一元为多元，进而熔炼出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国家发展观。

如果说秦的统一是农耕文明内部的统一，则汉的统一是农耕、绿洲两大文明的统一，到唐的统一就升级为农耕、绿洲、游牧汽大文明的统一，到清则实现了四大文明的全面统一。其根基，奠基于西汉一朝之战略西进。其垂本指导方针，则是一种兼具现实主义智慧和理想主义原则的混合式战略。这就是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就遣出了中国战略传统的核心要义。

至明清时代，这种大战略设计的运用已经高度制度化、体系化。借助朝贡体系，中国已经将整个东亚地区纳入一个联系紧密的安全共同体之中。茶叶、丝绸、瓷器、家具等独创性商品的海外热销，则形成了对中国绝对有利的卖方市场，从而形成了中国主导的亚太和平体系。

但是，也就在明清时代，整个人类文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工业化、全球化之巨浪开始冲击世界各地。本来，在农业文明时代，中国有着丰富的资源和完整的国防形势。东南沿海长期是安全的战略腹地，只有西北内陆会周期性遭遇内陆游牧势力的冲击，基本不面临两线作战的问题。但是，工业化造成了中国与欧洲列强的国力代差，而海权文明的兴起，则直接将数千年的东南大后方变成国防脆弱的第一线。俄罗斯所代表的新陆权强国的战略东进，又使得中国开始被迫面对远超过游牧帝国的新威胁。一部中国史，也就在这两线作战、代际落差中迎来“三气千年未有之变局”。而大洋彼岸之美国，在此新时代的风云际会中，渐掌世界霸权之牛耳。

美国：工业文明时代的霸主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在本质上属于欧洲扩张浪潮与北美独特地理环境结合的产物。在国家战略层面，则全面继承了其母体大英帝国的战略传统。因此，要理解美国的战略
传统首先要理解英国的战略传统。

英国的战略传统形成于欧洲列强的持久斗争中，属于一种立足于恒定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以悲观主义视角看世界的现实主义大战略。由于在这个多元竞争体系里，主权国家是最高层级的政治实体，也就导致了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只能“自助”。强国追求权力，以让其他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图行动。弱国欲求自保，只能默认这种权力关系是国际关系的核心。所以，大英帝国的名言是，“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唯有永恒的利益”。保护其利益的方法，即在于充分发挥英国的岛国优势。由于海峡的隔断效应，英国可以与欧洲大陆上的冲突保持距离。又由于1500年以来，欧洲列强就在军事、经济、政治转型上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从而使得欧洲一隅逐渐成为世界的权力中心。于是，英国便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双重标准战略：对欧洲奉行均势法则，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独霸欧洲大陆，在海外则奉行单一霸权准则。从而，通过让欧洲大陆列强互相制衡，确保英国在更大范围内攫取初主地位。而争霸的一个重要保障，在于海权。

因为英国是一个岛国，一旦拥有海权优势后，进可攻，退可守，无须大型陆军也能捍卫国家安全。这一点不像西班牙、荷兰与法国，始终要面临陆海两个正面的压力，从而“逐二兔，不得一兔”。同时，英国又有幸赶上大航海时代的战略机遇期。在这个时代，海洋不再是各大文明间的障碍，而一转成为交通的坦途。只要成功控制海上航道，也就具备了宰制物资流向、军事运动、外交结盟的主导权。同理，这种制海优势决不能允许其他强国分割。故而，英国非常注重海外基地的获得，其价值不仅在于作为海军作战的中转站使用，更要借此前沿存在进而控制住全球商贸交通网络的关键节点，并随时准备封堵任何一个陆权强国进人大洋。

到19世纪中叶，大英帝闰主导下的地缘均势格局大致定型。诚如德意志著名的经济学家兼战略家李斯特所指出的那样：“英国掌握了每个海洋的钥匙，对每个国家都安置了一个岗哨：对德国的是黑尔戈兰，对法国的是根西岛和泽西岛，对北美居民的是新斯科舍和百慕大群岛，对中美洲的是牙买加岛，对所有地中海沿岸国家的是直布罗陀、马耳他和伊奥尼亚群岛（编注：又译作爱奥尼亚群岛）。它拥有通往印度的两条航线上的每一个战略要点，只有它正在努力争取的苏伊士地峡除外；它以直布罗陀控制地中海，以亚丁控制红海，以布什尔和卜拉齐控制波斯湾。它只需将达达尼尔海峡和松得海峡、苏伊士地峡和巴拿马地峡拿到手，就能够随心所欲地开放或关闭每个海洋和每条海上通道。”就这样，英国一步步缔造了日不落帝国，形成了“大英帝国治下的世界和平时代”。如果说，这个帝国还有什么缺陷，那就是其本土战略空间有限，必须通过宰制欧陆，进而间接控制世界，这一前提在于欧洲远远领先其他地区。因为一旦欧洲中心衰落，英国必须长期承担巨型大陆义务时，这个霸权的基础就开始动摇了。

上述不变之处在于，大英帝国的战略运筹本质己融人美国的战略传统之中，成为美国精英的主流共识。因此，当二战尚未结束之时，荷兰裔美国战略学者斯皮克曼，就开始构思美国如何立足地缘战略，形塑战后全球秩序。其思想又被乔治•凯南（编注：美国国家政策顾问、外交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围堵政策始创人）继承，指导了整个冷战期间美国的大战略。此后，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又进一步发展完善了这个战略。到冷战结束后，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纵论欧亚大陆的重要性及控制欧亚大陆的方法，本质上仍是前述战略传统的延续，即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多元闰际格局中，本着悲观主义底色，从最坏打算出发，形塑对自身相对最有利的权力结构。一部英美战略史，也就在这薪尽火传中，推动了整个西洋霸权的兴衰传承。无论我们在价值层面如何评价，都不能否认，此为历史之基本事实，且当下世界仍在此结构框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