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欢上海话，它跟日语太接近了。读大三时，就选修了上海话。
考大学时，我毫不犹豫选择了汉语专业，进了京都外语大学。那一年，我家来了几个外国客人，其中一位是杭州的公务员。父亲说我正在学汉语，她回国后，就让儿子和我通信。她儿子在杭州大学读书，我对中国大陆，开始有了兴趣，常常梦里去了杭州。
有一次我回信晚了，被他误解，才发现他心底对日本人有怀恨。这时，我才了解到日中战争在中国人心中的阴影。通信第三年，1990年吧，他来信很意外地说，他祖母是日本人，是1945年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孤儿。他说，他父亲也是才知道，这让他重新思考对日本曾有的偏见。
由此我感到两国之间交流的重要，当时我正参加“西日本大学生汉语演讲比赛”，我把我的感受在演讲中表达了出来，没想到得了冠军，受到上海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的邀请，去上海等地旅游一周，真是喜出望外。
在杭州我见到了笔友和他母亲，他们没说杭州话，说普通话，我口语差，只能笔谈。我还到了神往已久的西湖，尤其在“花港观鱼”的桥上喂鱼，无数的锦鲤张着大嘴，抢面包碎片，又饥饿，又可笑又可怕（曹：您说的是20多年前，现在喂得都成懒鱼了）。
我很喜欢上海话，它跟日语太接近了。日本人学汉语，最难的发音是〔r〕开头的“热”啊、“日”啊，很少有人能将汉语“日本”发音准确的。没想到，上海话的“日”，居然没有[r]的发音。在清浊音、入声上也有不少共同点。比如“店”、“电”，汉语普通话都是一个读音，日语和上海话就能分出声母的清浊音。“小笼包”、“杏仁豆腐”，“小”、“包”、“杏仁”都和日语相似。所以我读大三时，选修了上海话。

好友说，去萧山吧，和杭州就隔了条钱塘江，有很多古音留存。
1993年2月，我到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进修。半年后，考入复旦中文系现代汉语专业。我对上海的最大印象，人太多，什么地方都人山人海，到后来我都厌倦出去。有一次我走在淮海路的伊势丹百货前，有个男人突然撞了我，从我的手提包里窃走了钱包，钱包里有3000元人民币。一转身，人就不见了。平时我从不带很多钱，那次是回国前去买些礼物，我疏忽了。
还是说上海话吧，它属吴音，吴音是日语中三个汉字读音系统之一。曹先生，您说吴语的“江”、“拗”、“镬（锅子）”，和日语的语音、语义相似，但还是有些变化的。比如“水”，日语的“水”指凉水，“热水”叫“汤”。
我的导师是游汝杰教授。第三学期，游教授给我的研究课题是“方言语音调查”，要求弄清一个方言点的语音系统，了解它与古音的演变关系。
去哪里调查好呢？我犹豫着。当时我有一个好友冯蔚宇，是浙江萧山人，比我小几岁，性格开朗，非常可爱。她说去萧山吧，和杭州就隔了条钱塘江，有很多古音留存。以前我还不知道“萧山”呢，一听，很有兴趣。
我依《广韵》的声母、韵母、声调，排列出3700多个例字，做了《方言调查字表》，准备请合作人用方言将它一一念出，逐个记录。这工作很枯燥，多亏冯蔚宇帮助。但她读中学时就在杭州，萧山方言并不地道。
1995年2月，寒假，我去了萧山。

我发现，萧山话的“二”，与日语的语音、语义一模一样。
一踏上萧山，我很惊喜，自然环境、语音文化、风俗习惯，和日本很相似，有回家乡的感觉。萧山的马路上人不多，有三轮车，很舒服，汽车也开得较慢，很少听到大声的喇叭，商店也较少喧哗。萧山的湘湖虽没有西湖大，非常幽静，让我感到舒服，安慰。
杭州、上海、萧山，如果让我各用一词来形容，对应的就是“文雅”、“闹猛”、“舒服”。
（曹：有个笑话，一个萧山老板去北方某城，座车差一点和他车相撞，老板下车问：“喉哩磕哇？磕都呢扭磕哇，嘿都般侬嘿哇！”意思是，“哪里碰坏？碰都没有碰坏，吓都被你吓坏！”）
这个笑话我听过好几次，第一次好像是1995年初，萧山日报社，张剑秋先生说的。不过，萧山话的“二”，与日语的语音、语义倒是一模一样。在萧山那一个星期，我住在冯蔚宇家，她常常带我去附近的“笑眯眯酒店”吃饭，有时唱唱卡拉ＯＫ，非常愉快。冯的父母，和冯蔚宇一样的乐观开朗。我主攻萧山方言的决心，就是那时下的。
第二次到萧山是那年的7月，为了扩大调查范围，冯蔚宇带我去见她舅舅陈先信。
陈先生在萧山“地志办”，他帮我找了一位老萧山人洪雅英，1945年出生，当时洪正在编写《萧山姓氏史》，只能每天中午和我合作两小时。
洪女士热情和气，天气很热，没有空调，每次赶到，她擦一把汗，就开始读《方言调查字表》的例字。我一边录音，一边记。
1995年我第三次去萧山，是带了“连读变调”的问题，也就是单字进入词组后，调值的变化。比如“暑”与“书”，萧山话中声调是有区别的。但进了“暑假”和“书架”，它们都变成同音字了。

朱家并不富裕，却朴素、温暖，三代人与我合作，却始终不肯接受任何报酬。
1996年1月，为了调查不同年龄段人说萧山话的差异，我又去萧山，想找几个比洪雅英女士更地道的萧山人。洪女士虽然土生土长，父亲却是南京人，母亲籍贯杭州。于是陈先信给我介绍了萧山党史办的朱淼水先生，当年他50岁，三代世居萧山城厢镇，方言地道，不太会讲普通话。刚开始交流，我几乎听不懂他说的，他也听不大懂我说的，常问我：“呵西？”“哪格话？”。
他的女儿朱燕红，24岁，普通话说得好，萧山话也有魅力，像唱歌。老朱的母亲王文琴女士，72岁，更地道更纯粹。我将三代人的《字表》读音记录下来。回到住处，反复聆听，互相对照，找出萧山方言在声母、韵母、声调，及单字、词汇中的发展演变脉络。比如说声调，老派能分清8个；新派在6到8个之间，以7个为最普遍。
老朱常常带我去家里吃饭，朱夫人做的蒸臭豆腐、炒咸菜，油煎鲫鱼、红烧肉，还有黄酒我都忘不了。吃完饭，老朱送我回宾馆。当时我很感谢，说实话，也有点担心，怕老朱要我出更多的报酬。
其实，朱先生待人宽厚，始终不接受我任何报酬。朱家并不富裕，却朴素、温暖。这一点，与日本家庭崇尚简朴、健康很相近。萧山的年轻人就比较讲究。

刚刚收到刘宪康寄来的《知章故里话方言》，真是“说到曹操，曹操就到”。
萧山人对方言也很有研究，有意思的是，他们并不是专业学者。比如詹镛安先生的《萧山方言》，“求本字, 探语源，找书证”，列出了2574个冷僻字，9642条词汇，5019条谚语，192条俗语探源，105条缩脚语，全文180余万字。虽然运用的是传统训诂学的分析，没走出语文学的范围，但篇幅和所收词语的量，以及考证分析的广度、深度，远远超过了前人。詹先生本职是会计，1928年出生，80多岁高龄了，写作历时16个春秋，不得了。
有一位刘宪康先生，就不仅仅是传统训诂学的分析了。他的《萧山方言趣谈》，对音韵也有相当的见地。他说萧山人把“现在”、“此刻”叫做“格卯”、“格歇”，但是，萧山赭山人偏偏叫“乙卯”。在日语中，作为“现在”、“此刻”解的“今”字，也读[yima]，音与“乙卯”极为相近。日语多古吴音，由此刘先生推测，日语的[yima]，说不定与赭山土语的“乙卯”有点渊源关系。
我在萧山，见到刘先生，他也和我说起“乙卯”。我很钦佩刘先生，快70岁的人了，孜孜不倦。
到了2006年3月，我在宁波开会，顺便去萧山见老朋友，又见到了刘先生。当时他在做《萧山市志》的方言部分编辑，要我看看中国社科院张洁女士执笔的萧山方言部分，我发现有几处需要核对，给他写过一封信。真是“说到曹操，曹操就到”，接受您采访的这几天，5年没有联系的刘宪康给我寄来了一本《知章故里话方言》，很让我激动。

找发音合作人对牙齿有要求。一次他忘戴假牙，一张口，吓死我了。
为了解更早的老派方言，我请来了汤秉权老先生。汤老当时76岁，世居城厢镇，思路清晰，写一手漂亮的书法，打一手利落的算盘。他家条件不太好，一间房，我们在宾馆合作。
我只要求汤老念《字表》，他却对《表》中3700多个汉字一一解释出处。我总说“不用解释，请念字”，他始终不肯改。每次总是站着说话，一口水也不喝，一讲五六个小时，越说兴趣越高，也不休息，倒把我累坏了。
我找发音合作人，要求对方的牙齿必须完备、健康。要是缺少，往往会使发音受影响。第一次见汤老，看到了他完整的牙齿，很健康，我没想到那全是假牙。
有一次他来，忘戴假牙了，一张口，吓死我了。我几乎听不懂他说什么，也不好意思要他回去戴假牙再来，只好短短地请教了几个问题。想起来汤老和朱先生的母亲，应该对半个世纪前的战争记忆犹新，但他（她）们对我不计前嫌，合作无微不至。
以前研究萧山方言的资料较少，民国志书《萧山县志稿》只是提及。后来也有过几次调查，比如1959年油印的《浙江方音集》，1987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的《萧山县志》。这都是专业者的调查，其中的傅国通教授，就在杭州大学，我的导师游汝杰教授介绍我去拜见他。
那是个热天，傅教授戴一副黑框四方形大眼镜，笑眯眯，第一感觉就是很和善的老人。他谈了50年代的萧山方言调查，对我启发很大。13年后，在常州开会遇见傅教授，他还清楚地记得我，我很感动。
我去拜访杭州师范学院（现杭师大）的蔡勇飞教授时，有幸见到了1959年油印本《浙江方音集》中的原始资料。蔡教授英俊潇洒，看起来比傅教授年轻得多，但蔡教授因病听力衰减，需要带助听器和我谈话。他说成了聋子后，没有资格研究方言了，但绝不放弃对学问的追求，让我敬佩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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