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军的兵力。
　　杨镐兵力47万全系向努尔哈赤恫吓之辞。1619年战事前夕明兵部尚书黄嘉善言，辽东所有官兵共20万人，此数仍不可靠。所谓20万人，系在辽东镇原额9万之外又加由关内新调往11万。辽东编制数94,693员名载在《大明会典》系国初底数，16及17世纪曾未如额。即张居正执政时代经过极端整顿，时人谓之为“掊克”，犹只能维持至83,000人，况至此又已40年，又承新败之后，即不可能接近此数字。内地遣往之11万人亦多虚员。当明军刚一与满军接触，杜松立即惨败之际，大学士方从哲即向万历帝建言：奴酋之兵据阵上共见约有10万，宜以十二三万方可当之，而昨之主客出口者仅7万余，岂能相敌？
　　但满洲资料因袭明方传言，亦谓对方有兵力20万。彼方以弱敌强，以寡胜多，即照一般习惯亦乐意夸张敌方兵数。萨尔浒战役，满方称杜松率众6万，但当时明廷派往该路之监军御史呈奏杜松所领只25,000余员名。如以同样比率加诸所谓20万，则杨镐所率兵只83,000人。即再加朝鲜所派兵及叶赫一部参战兵员，其总数亦只能在10万上下，不可能接近20万。
　　努尔哈赤亦自称八旗兵马10万骑。以后杨镐各路兵败之后，满军于当年七月攻占开原，用兵4万，此为满军首作攻城战，系全力以赴，此4万数可以表现其兵力概况。又在击败杨镐军后，努曾以犒赏加诸220个“牛录”(骑兵连)。按每一牛录有编制数300名，220牛录应共有最大之战斗力66,000人。萨尔浒战役展开时满军仓促动员，兵马到达时随即加入战斗。所以从以上情形看来：在战斗最高潮时，可能投入5万至6万人，但并非经常如此。所以在纯粹数字上，明军仍占优势，但不如外传之甚。
　　以下尚要说明：在战场上满人集中兵力，常保持局部数量上之优势，但其记录经常高度估计对方兵力，而低估本方兵力，大概炫耀战功，不能放弃以寡敌众之立场。

大明作战战略计划

杨镐之攻略计划，自北至南兵分四路，马林、杜松、李如柏及刘綎各称“主将”，出边各有出发城堡地点，但未指明每路之攻击目标，只称其任务分别为“攻奴酋之北面”、“攻奴酋之南面”等。马林原定由三岔儿堡出边，经彼呈请改由靖安堡出，但攻击发动之前夕，马又请求仍依原案由三岔儿堡出，亦经批准，因此日后马林两路遇敌时，彼此相去不过数公里，但为浑河阻隔，杨镐未派前锋，未控制总预备队。但明军后方重镇如辽阳、广宁仍有专将专兵把守。
　　从军事眼光看来，杨镐之攻略计划甚鲜成功希望；统帅未遣派搜索部队，敌情始终不明；亦未指明左翼主攻、右翼辅助，而系平行并进，四路主将各不相属，战线广袤300公里；自部队开进后主帅即失去掌握，至兵败之后，杨镐始悉部队已与敌军接触。
　　明军攻势可谓“外线作战”，显然以敌都赫特阿拉为目标。此时努尔哈赤如采取被动，明军可望合围，否则即集中兵力兼程猛进，不顾对方野战军之出处，先以雷霆万钧之力夺取此牙城，亦或仍可奏肤公。再不然则依赖数量上之优势，不计时日，各路稳打稳扎，一面以守作攻，逐渐缩小其包围圈，亦应向各主将剀切表明统帅企图，指定中间预定之到达线。倘或其目的不在攻城，而在捕捉、歼灭敌之野战军，更当加强纵深配备，注意侧翼行动，不能赋予某路任务为攻奴酋之某一面。
　　看来明军缺乏参谋业务，只依袭故智，一面夸张兵力，一面构成张布罗网、四面合围之形象，希望对方未战先怯，望风瓦解。但努尔哈赤久经征战，非杨应龙可比拟，亦非丰臣秀吉手下诸将所能比拟。
　　满洲资料表示，努尔哈赤见到明军燃点火炬，夜间行军到达攻击准备地点，即利用满军骑兵之机动性，无时无地不造成局部的及暂时的数量上之优势，遂行各个击破，实际以攻作守。终全战役，其都城以极少之守军防御，有时无守兵。
　　明军纠集之兵员出自五花八门，来自南北，征派者有之，雇募者有之，此在统御经理上发生无数问题，况又千里裹粮，先已尽极劳惫。从其装备看来，此远征军准备以诸兵种协同之姿态作战，但从战役过程中之记录看来，其兵员甚少如是之训练。杜松与刘綎均以个人之武艺驰名，所恃者“家丁”。可见得其未放弃传统战法：主将出阵，家丁护卫。其他兵卒胜则蜂拥上前，败则部队瓦解。当刘綎到达辽东战场时，携有家丁736人，最后与之同殉难者有“养子”。
　　北京政局亦影响杨镐之决心。此时万历帝已多年不临朝，奏折留中(即拂意者不加批答)，六部堂上官遇缺不补，内阁大学士只有方从哲一人，此人成为众怨之尤，被攻击指摘无余力，希望杨迅速图功。传统历史学家谓其“发红旗日趣杨镐进兵”，想系事实。

明军全部兵力分成四路，各路主将、兵力、路线可概述如下：
　　 (1)西路即抚顺路，以山海关总兵杜松为主将，率官兵二万余人，由沈阳出抚顺关，沿浑河右岸(北岸)入苏克素浒谷，从西面进攻赫图阿拉。
　　 (2)南路即清河路，以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率官兵二万余人，由清河出鸦鹘关，从南面进攻赫图阿拉。
　　 (3)北路即开原路，以原任总兵马林为主将，率官兵二万余人，由靖安堡出趋开原、铁岭，从北面进攻赫图阿拉。
　　 (4)东路即宽甸路，以总兵刘綖为主将，率官兵一万余人，另有朝鲜助战官兵一万三千人，由凉马甸从东面进攻赫图阿拉。
　　非常明显，明军四路进兵乃凭借其数量优势，采取“分进合击”战略，以期一举面将努尔哈赤兵力围歼。在另一方面，努尔哈赤则采取“各个击破”对抗战略，即有如其所言：“凭汝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 注：傅国，《辽广实录》卷上。 ] 由于此一战略运用得当，遂使明军惨败，努尔哈赤大胜。
　　努尔哈赤一共只花五天时间，即赢得所谓“萨尔浒之战”，现在依照日期来对会战过程作一较详尽叙述。

实际战争过程

南路军兵出鸦鹘关，迟迟不进，逗留观望。
明军兵败后李如柏自杀谢罪，大概是无法交待自己在萨尔浒一役中的消极表现。
杨镐坐镇沈阳，掌握着一支机动部队，对三路明军未作任何策应
等到杜松、马林两路战败，他才慌忙调南路军的李如柏回师。
李如柏的南路军回撤，据说途中自相践踏，死伤千人。

们可以来分析一下明军的失误之处。
将帅方面，杨镐文人出身，缺乏战争经验，没有能力统筹全局，加上私心自用，故意陷害刘，而西路军杜松的轻举妄动，贪功冒进，南路军李如柏处境尴尬，用兵迟疑，都是直接导致明军兵败的原因。
杨镐懂一点军事，曾经夜袭蒙古军，也曾开荒种田立过功，后来远赴朝鲜与日本人作战，大败，不过朝中有人，保住了自己的位置。
萨尔浒大败之后，有御史弹劾杨镐，可是明神宗置之不理。没多久，开原、铁岭又相继失守。这时候言官再次弹劾杨镐，杨镐这才被逮捕下狱，于崇祯二年被杀。
战略方面，明军采用的是分进合击，四路会攻的战略，当然，这样的部署本身不足已成为致命要害，但是必须认识到，要分进合击，就必须对四路军马进行全面地把握，要求主帅能够及时了解战况，要求各部队能够相互支援，要求各部队之间保持信息的畅通，而这几点，明军都没有做到。
在明军主力西路军受到围歼时，杨镐远在沈阳，一无所知。没有对努尔哈赤的奇袭做出任何反应，也没有调度部队进行增援，更没有修改自己的分进合击计划。就这样任其各个击破。
三月三日，明军的西路、北路已经溃败，而东路军在三月四日竟然还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仍然按照原定计划行事，最后中伏惨败。
杨镐手中握有一支实力不弱的机动部队，并且还有一支实力完好无损的南路军，在整个战役中居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甚至连掩护兄弟部队败退都没有做到。
杨镐身在后方对战况茫然无知，而前线又没有人统一指挥和协调，以至先机尽失。文人领兵，多是如此，纸上谈兵，纵横无敌，实际操作起来却应对乏策。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女真的努尔哈赤雄才大略，用兵如神。
努尔哈赤对敌情了若指掌，充分利用了几路明军的时间差，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并且针对明军的情况作了及时而有效的调整，尤其是两日之内连破明军主力西路和北路大军，其战斗力之强、调度之机动灵活，令人叹服。
国之将亡，必出妖孽，明有杨镐袁崇焕；清有慈禧康有为，可惜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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