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树立了一种交换价值体系的系谱学：1.被交换的唯有（例如在古代和封建社会形成过程中）物质生产的剩余物。尚有一些庞大的行业处于交换与商品的范围之外。
2.“工业”物质生产的整体数量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交换中会自行异化。
3.即使是被认为不可异化（被分享而非被交换）的事物——美德、仁爱、知识、意识——都一一落入交换价值的范围。这是“全体腐化”的纪元，“普遍图利”的纪元，是“每件物品都被带入市场的时代，不管是物质的或精神的物品，都被视做具有商品价值，以便能准确地估计物品的价值“。
注释：《哲学的贫困》为马克思出版于1847年的一部著作，标题是针对普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1809~1865)《贫困的哲学》的一种倒置。这部著作具有很强的批判性，罗列《贫困的哲学》中的观点并逐一反驳。在马克思看来，应”离开“哲学，而在一种新的视野中分析世界，这一视野建立在改变社会的欲望基础之上。 178~179

继强制的工业化和直接剥削后，接替它们的便是延长的学制，直至25岁的资助学业，继续教育，职业进修：所有这些表面上用于提高和区分社会生产率的事物——事实上，制度用不着这么复杂，不用这么多功能，不用这种真正的继续教育，除非到了一个更高层次，而统计数字表明这很有限。说得极端一些，制度将在万能技术权威那非常动态的环境中完成——他们承担起所有的决策功能，而且就在一大群毫无技能者、被故意遗弃者、毫无责任感的人群之中，然而又给它们一种参与和受教育的幻觉。所有这些”先进民主“下的机构，所有这些”社会成就“，涉及教育、文化、个人及集体创新的成就，这一切如同昔日的私有财产权，属于某些人的实际权利，而剩下的机构，如幼儿园、托儿所、社会监测等机构，其生产力被无端地抵消。因为制度并不需要所有人的生产率，它只需要所有的人参与游戏。 P198

消费的例子最富有意味。封建制度因没能找到通往合理生产率的道路而消亡。资产阶级倒是善于让人们劳动，但它在1929年也差一点送了命，因为不懂得让他们消费。到目前为止，资产阶级满足于通过劳动强行将他们社会化并且剥削他们。但是1929年的危机标示了窒息点：关键问题不再是生产，而是流通。消费变成了一个战略要素，从此往后，人们被动员成为消费者，他们的“需求”变得与他们的劳动力同样重要。通过这个操作，制度将确保其经济的存活，保持在一个神奇的扩大层面上。但在消费战略中还有另外的事物在起作用：通过提供支出和消费的可能性，通过组织社会再分配（社会保险、家庭补助、不再以劳动力的经济再生产去严格定义的工资），通过发布广告和培养人际关系等，制度创造了一种象征性参与的幻影，这种幻影让人觉得，有某样东西被人持有和获得，它也能被重新分配、归还和牺牲。事实上，这一整套象征性拟真显示，它将走向一种收益和超级权力。与其整个的良好愿望（至少是一些觉悟的资本家的医院，他们意识到有必要缓和制度的逻辑，以避免制度在或短或长的期限内爆裂）相反，制度无法将消费变成一种消耗，一种节庆，一种支出，因为消费就是推动生产。一切所支出的东西，实际上又被投资了出去，从来没有任何东西真正丢失。 P220~P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