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流
松前氏本称蛎崎氏，据说出自甲斐武田氏的庶流若狭武田氏。按松前藩官方资料的说法，若狭武田氏当主武田信贤之嫡子信广，在与其兄弟国明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中落败后，逃到了东北。公元1454年，安东师季渡海前往渡岛半岛，而武田信广正是其随从中的一员。此人后来帮助当地的豪族蛎崎家击退了阿伊努人的进攻。正因为这一关系，武田信广做了蛎崎氏的女婿，而他的后代便是后来在渡岛半岛南部确立了支配地位的松前家。
也就是说，松前家乃新罗三郎义光的后裔。不过笔者私下觉得这一说法也仅能供参考。要知道在江户时代，诸藩都有请名士替自己编定家谱的习惯。所谓编定家谱，大多数情况下是要用来自抬身价。带了这一目的的编修成果，其可信度当然是要大打折扣的了（1）。
此外，也有关于蛎崎氏是南部家庶流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蛎崎氏源自南部，是南部氏的庶流。因居于蛎崎村所以改称蛎崎氏，后来渡海前往渡岛半岛。但是如果想一想南部家与津轻家之间那纠缠不清的家谱问题，这个说法似乎更可疑。与这一说法相近的是甲斐说。这一学说认为蛎崎氏其实是甲斐武田氏的后裔，后来因动乱逃离甲斐，投奔了南部氏。南部氏将其安顿在了蛎崎村，所以此后改称蛎崎氏。
从以上三种关于蛎崎氏源流的说法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些共同的东西。比如都说蛎崎氏乃源氏末裔，都说蛎崎氏在前往渡岛半岛之前曾在北陆奥停留一段时间。限于文章主题，笔者不想在这一问题上花费太多的笔墨。

和相原家一样，其余的十二馆豪族也在与阿伊努人无休止的战斗中濒临崩溃的边缘，只得一一投靠蛎崎家以求庇护。永正十一年，蛎崎光广将居城迁至大馆并改名德山馆。至此，蛎崎家对渡岛半岛的支配完成。虽然完成了对渡岛的压制，但与东北诸大名相比蛎崎家仍不过是一个土豪而已。为了寻求保护，蛎崎家在义广（光广之子）之时与安东家联姻，成为其一门及虾夷代官。获得了向前来渡岛半岛经商的诸国商船征税的权力。永正十一年、大永五年、享禄元年、三年、天文五年，阿伊努人多次起义，都被义广镇压下去。由此可见，领内不稳也应是蛎崎家甘愿向安东氏称臣的原因之一。
到了四代当主季广统治时期，蛎崎家开始对阿伊努人采取怀柔政策。具体的措施就是与两个阿伊努酋长达成协议，规定把从诸国商船处征收的税金抽出一部分分配给阿伊努人，同时诸国商船在经过阿伊努人的领地时必须尊重这两位酋长的权威。通过这一协定，蛎崎家终于与阿伊努人达成和睦，同时也保证了领内商业活动的安全。
松前藩的前奏
随着各地大小领主间兼并战争的进展，日本终于在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的带领下走上了再度统一的道路，而蛎崎家也顺应历史的潮流（不顺应行吗？），向新的中央政权表示臣服。
天正十八年在迫使固守小田原的北条家开城后，丰臣秀吉又继续北上,一直到达了奥州白河。在此期间他下令由上杉景胜、木村吉清、大谷吉继、前田利家、浅野长政等人负责推进奥州检地.这些受命的将领一边扫除地方上的反抗势力,一边向最北的津轻进发.同时秀吉还命令奥州各诸侯上洛朝觐,而蛎崎庆广则与安东实季一起参勤.他们一行先是在津轻遇到了前田利家,然后又前往仙北与大谷吉继,木村吉清会谈。此后，蛎崎庆广带领安东实季在京都聚乐第拜见秀吉。在这次拜会中, 蛎崎庆广以个人名义向丰臣秀吉奉献了虾夷地的特产鹰,而丰臣秀吉则推荐他担任了从五位下的官职。
需要注意的是, 蛎崎庆广原本只是安东氏下属的一个部将,而此次会晤却是蛎崎庆广与安东实季并列而坐,而且分别以个人名义进献方物,这等于是丰臣秀吉承认了蛎崎庆广的大名地位。从此以后, 蛎崎家终于迈入了大名家这一阶层的门槛.

藩政时代
松前藩的治所位于现在北海道松前郡松前町。藩主家在江户时代通称松前氏。后来的该藩在松前福山筑城。所以按居城的名称又被称为福山藩。明治元年（1868），该藩居城又移至领内的桧山郡厚沢部町的馆城。这就是明治时代馆藩称呼的由来。江户初期的松前家被给予虾夷岛主待遇。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时又被列为交代寄合，取得旗本待遇。1719年以1万石格位列外样大名，幕末时增为3万石格。
当时的农业技术还无法在高纬度地区种植水稻，因此北海道不产米，故而松前藩乃是无高大名。至于一万石，其实是幕府所给定的，仅用来表示其地位。庆长九年（1604）一月，德川家康向松前庆广颁发了安堵状，对松前家在虾夷地区的贸易垄断权给予确认。根据这份安堵状的规定，自此以后，虾夷地的领主（也就是松前家）自行派遣交易船与虾夷人交易。此外领主还必须派遣家臣到所有知行地、以及虾夷地的商场征税和确认交易船在当地贸易的资格。严格限制在松前家管辖下的渡岛半岛南部和人地与松前领之外的虾夷地之间的交往。由于有了这一规定，整个江户时代本州与渡岛半岛之间的来往和贸易都被严格禁止。
大约在庆长五年（1600）左右，近江商人开始成批地来到松前经商。他们在京都和大坂等地的市场推销松前的物产如鲱、海带、干鲍鱼等。然后又将米、味噌、酱油、渔具等运至松前出售，获取利润。同时，近江商人还为松前藩带来了京都文化。现在在当地寺院的庭园中种植的树木如樱花、山茶等名树都是那时引进的。
为了增强实力，近江商人组织了他们的商会——两滨组，与松前藩直接谈判。这批商人与藩的重臣结成了密切的关系，他们不仅帮助筹措松前藩所需要的物资，还为该藩的重臣们解决经济上的麻烦。而这也导致了近江商人和松前藩之间不寻常的关系，后来他们得到了对于一部分交易品的免税特权。
松前藩直接支配的和人地主要是以渔业为中心产业。由于附近就是世界著名的北海道渔场，虾夷地的渔业捕获量很大。城下的松前町在1833年时人口首次超过一万人，是当时北海道最繁荣的都市。而同期的土佐高知城，作为表高二十余万石、内高近五十万石的大名居城，其城下町的人口也不过二万。随着实力的扩张，松前藩开始了对其余虾夷人的征服。但就在宽文九年（1669年），在对西虾夷地的进攻中松前藩惨遭失败。这样一来，松前藩不得不放弃征服整个虾夷地的野心。也因为这样，松前藩的直接统治从来未曾延及整个虾夷地。

18世纪前期，虾夷地主要由松前藩的家臣负责管理。他们通过确认商人的交易权来收取商业税即运上金。有赖于这一政策的实施，场所请负制（2）在当时被广泛采用。但是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藩主逐渐将原来由家臣经营的商场划为直营地。相应地，原来的场所请负制发生了变化，此时的请负商人不再通过藩主家臣而是直接向藩主缴税。当时在虾夷地的和人主要从事渔业，正如上文所述，虾夷地是渔业生产的重要基地，故而松前藩的财政主要依靠对虾夷地的支配来保证。大商人们掌握了虾夷地的对外贸易，经营着鰊、鲑、昆布等特产。由此使北方海产物的生产大为增长，以前的甚为稀少的特产物如熊皮、鹰等这时甚至产生了积压。
除了渔业这一虾夷地最负盛名的产业外，松前藩还经营着一种非常有名的特产品——虾夷锦。所谓虾夷锦并非出产于虾夷，它实质上是虾夷人在黑龙江流域交易时所获得的一种中国纺织品。初代藩主庆广于名护屋谒见秀吉时便是以此作为贡品，据传德川家康也曾亲言希望松前家能献上一整套用虾夷锦制作的胴服。而后来此物更是成为松前藩向幕府上贡时的必备物品。
渔场的扩大增强了日本人的势力，随之而来的是对东虾夷地那些原本独立的虾夷部落的支配的加强。加之部分商人役使虾夷人过于严酷，和人与阿伊努人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宽政元年（1789年）由于请负商人毒杀了东虾夷一个部落的酋长，在那一地区爆发了起义。
18世纪中叶，俄罗斯人从千岛群岛南下开始与日本人接触，他们希望能与日本人建立贸易关系。然而为了独占在虾夷地的贸易权，松前藩故意无视俄罗斯的存在并将此事视为秘密。于是俄罗斯人绕开松前藩直接南下，向幕府表达了他们请求。天明五年（1785年）幕府派遣调査人员前往虾夷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根据这一结论，在宽政11年（1799年）藩主松前章广所领有的虾夷地大半被幕府划为了天领。当年1月16日，东虾夷地的浦川、知床被决定由幕府代管7年。8月12日，箱馆的浦川也被代管。为了补偿松前藩，幕府将武藏国崎玉郡5千石划为了该藩的领地。享和二年（1802年）5月24日，原先约定的七年的期限到期，于是松前藩的原领被返还。文化四年（1807年）2月22日，西虾夷地又被划为了幕府的天领，这次松前藩则获得了陆奥国伊达郡梁川九千石的领地。

梁川移封
文政四年（1821年）12月7日、幕府的政策发生变化，松前藩原有的领地被归还。与此同时，松前藩还担负起了北方警备的任务。嘉永二年1849年，按照幕府的命令，松前藩开始着手福山城的修建。安政元年（1854年）10月福山城完工，同年日美和亲条约签定，箱馆开港。到了安政二年（1855年）2月22日，幕府又将乙部村以北、木古内村以东的虾夷地以及渡岛半岛南西部的土地划为天领。按照已前的惯例，松前藩又获得了陆奥国梁川和出羽国东根合计三万石的领地以及每年一万八千两的手当金（3）。元治元年（1864年），松前崇广出任幕府海陆军总奉行，此时的松前家达到了自诞生以来的顶峰。
由于箱馆的繁荣，松前藩的经济状态急转直下，藩士以及城下町中靠贸易过活的百姓都过的十分困苦。在戊辰战争中，由勤王派藩士组成的派阀掌握了藩政。相应的，松前藩也倒向了新政府一边。就在当年，松前藩的本据移到了新建的馆城，随后馆藩在箱馆战争与旧幕府军展开了战斗。明治2年（1879年），松前藩版籍奉还。明治4年（1871年），废藩置县。至此，延续了二百余年的松前藩终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和人南来与文化传播
最早来到渡岛半岛的和人主要是东北和北陆的渔民以及被流放的罪犯，此外若狭的流动商人也是重要的成员。至于武士的到来则迟至镰仓时代才有明确记载。
源赖朝灭掉藤原氏后，在陆奥设置了奥州总奉行以统领东北。而当时自称“虾夷管领”的安东家便明里暗里地与奥州总奉行作对。此后安东家分裂，上国安东氏与下国安东氏分别占有渡岛半岛的一部分。康正二年，下国安东氏与凑安东氏合并，称秋田安东氏。下国安东氏在渡岛半岛的影响力开始下降，而上国安东氏则得以崛起。
从镰仓时代末期直至混乱的南北朝时代结束，由于战乱，不断有战败的小豪族从东北逃到渡岛半岛。这些小豪族在上国安东氏的支配下顺利实现了定居化，并随着和人的增加而在沿海修建了据点。这些据点中比较有名的被称为十二馆，即：志海苔、箱馆、茂别、中野、胁本、稳内、芨部、大馆、弥保田、原口、比石、花泽。

接下来我们谈一谈这些渡来人对松前藩文化发展的影响。
在明和、安永、天明时期，池野大雅、菅江真澄、大原吞响等有名的文化人都曾来到松前。这些人为松前藩带来了本州岛上的新思想，他们讲学的内容以及留下的书画对松前藩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除了文化人本人前来松前“布道”之外，书籍的传入也对松前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如稍后传入的《海防海策》。在这本由本多利明、佐藤信渊于文政七年写成的书中，佐藤信渊提出“通商乃国家第一利益”。他在讨论了各国的经营方略后主张“开拓虾夷地、攻占カムチャッカを，然后再与北美交易，同时和英国在南方贸易中展开对抗”。
我们知道，松前藩原本就是一个以贸易为主要财源的藩。相对于其他藩而言无疑是一个异类。但这本《海防海策》却明确地告诉了他们：“你们的发展方式才是真正正确的。”这无疑会对松前藩产生极大的触动。其他国防学者如古贺精理、齐藤拙堂、安井息轩等人对虾夷开拓的讨论也深刻地影响了藩士们。在他们的影响下，安政十年，藩家老松前广长完成了藩史《松前秘府》六十卷。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松前藩也产生了本土的文化名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七代藩主松前资广之五男——蛎崎波响。波响生于明和元年（1764），其叔父松前广长很早便发现了他在艺术方面的才华。波响自少年时代便于江户师从南苹派学习绘画，十八岁时归藩出任家老。然而天才终归不会被埋没，他在本藩遇见了前来游历的大原吞响，并于日后师从之。那之后波响又与江户、京都的円山应挙一门交游并在艺术方面受其影响。
波响的作品写实出色，十分有气度。下文所引用的夷酋列像便的他的代表作之一。此图绘制于宽政夷乱之时，图中人物乃是帮助松前藩镇压阿伊努人的一名酋长。这位酋长身着虾夷织锦和俄罗斯制的外套与鞋，威严肃穆，栩栩如生。宽政三年，松前藩于上京之时将此图献与光格天皇、宫家、公家等览阅。从此波响声名鹊起，而此图也因为“曾经天览”而身价倍增。后波响以六十三岁辞世，死后葬于法源寺。

宽政夷乱
宽政五年，东部虾夷的国后发生阿伊努族的叛乱，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成了当务之急。
千岛群岛因为常年海雾弥漫，所以就算到了中午也会给人以昏暗的感觉。也正是由于这里的自然环境太差，松前藩的人也很少去此处。但俄罗斯人却不同，他们因为垂涎国后岛附近海域的海兽而屡次派小船来到这里。当然，和人也不是吃素的。他们早就发现了国后岛附近丰富的渔业资源，只是由于虾夷地还有大量的地区尚未开发，因而这里也只能暂时被划为松前藩预备开发地区，从而长期得不到有效控制。
在那里，居住于南部下北的飞騨商人武川久右卫门，根据场所请负制承包了绘友、厚岸、雾多布以及根室等四个地区。久右卫门开设了飞騨屋以从事木材生意。从飞騨屋成立算起，之后的二十年间久右卫门每年向松前藩上缴二百七十两作为运上金。这一制度的实施为松前藩强化对已占领地区的控制提供了良好的范例。由于效果不错，松前藩干脆将力所不及的各个虾夷地区都承包给商人们，这样既巩固了统治，又可以取得一笔不菲的收入。那之后，场所请负制逐渐开始被广泛采用。场所请负制下的商人除了缴纳运上金之外，也可以缴纳实物如各种生活必需品。
这些商人一般都残酷地掠夺阿伊努人的劳力，同时因为他们远离乡，妻子不在身边，所以常常侵犯阿伊努族的女性，由此给阿伊努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一面是坐在运上屋中享受酒宴的和人，一面是在屋外被任意驱使的阿伊努人。有些史料中谈及这一现像时总说是商人们隐瞒真像，不使松前藩知晓，从而使这一不道德的现像长期存在。但笔者对这一说词不敢苟同，一个延续百余年的制度，其内幕是些什么不可能瞒过所有当权者的眼睛。持这一说法的人无非是要为日本人对虾夷人的掠夺开脱而已。所以与其说是不知道，还不如说是松前藩对此睁只眼闭只眼来得更真实些。这一切构成了江户中期以后和人与虾夷人矛盾的主线。
在本州，从天明年间开始关东和奥羽一带米不结穗，歉收和饥荒遍及各地。虾夷地也跟着陷入了粮食不足的窘境。每到这种时候，首当其冲受苦的肯定是最下层的人，虾夷人就是这样。原来商人们在发米时按每表七升发放，而到了宽政年间，这一数字竟变成了每表三升（还让不让人活啊！），阿伊努族的待遇越发恶劣了。同时，藩政的涣散也使费用增大，松前藩向商人征收赋税也大幅上扬。
宽政元年左右，由于帮助商船营业的需要，松前藩派遣一部分原本负责运送荷物的足轻前往国后。然而这些人却与当地的商人勾结在一起，任意驱使阿伊努人，最终使被聚集到国后的阿伊努人丧失了工作的热情。
新制度的实施往往会造成许多令人不愉快的改变，场所请负制就是如此。国后附近具有较大经济价值的鳟鱼和鲑鱼，以及一年中有很长时间处于封冻状态的大海使对阿伊努人的驱使不断持续。在从前，来国后捕鱼的人们往往会在渔季开始前开一大樽酒，如果酒能顺利打开的话（也就是没冻住），那么这次就会有大的收获。可这一活动也在宽政五年后终止了。从前，阿伊努人自由地在当地捕鱼，自由地交易产品。但自从场所请负制开始实施以来，当地的开发权都归属于了承包商，他们再也不能自由地从事他们祖先曾经从事了数千年的活动。为了生活，他们不得不接受地方承包商的雇佣。

阿伊努人多年来积累的怨愤终于由一根导火线点燃了。
当时国后的一位酋长ヤンキチ正在生病，听说和人们有酒，于是命部下前往番屋的役人那儿去要。这名部下与番屋的役人谈了半天终于得到了一壶酒，但就是这壶酒惹出了后来的一切。ヤンキチ的病原本是快要恢复了，可是当他喝了那壶酒后竟然痛苦不堪，最后死了。数日后，一名吃了役人所给饭团的阿伊努人也似乎中毒而死了。ヤンキチ的弟弟マメキリ眼见于此，便聚集了他们部落的成员，宣布ヤンキチ的死是番屋的役人故意为之的。他说：“大家过不了几天也都会被杀死，与其等死还不如一搏，现在就去攻击运上屋吧！”阿伊努人终于要奋起反抗了。
国后阿伊努人的行动得到同族的响应，厚岸酋长ツキノエ之子セツハヤ为同族之死而激愤，也表示要向和人抱复。宽政五年五月十日，セツハヤ与マメキリ率领阿伊努人突然袭击运上屋。转瞬间番房即被破坏，屋内的官员和役人共计数十人都被杀死。
首次偷袭便告成功的阿伊努人气势大增，之后除国后以外，コタン的ウタリも也加入了起义的行列。起义队伍发展到了二百人以上（怎么看都不像在打仗），骚乱扩展到了国后全境。很快根室也被波及，在标津、虫类、コタスカ、训根别、サキムイ以及オロマップ有数十名和人被杀死。阿伊努人的队伍愈加壮大了。
不久，更为恶劣的事件终于发生。一艘停泊于虫类川河口的藩御用船在夜间遭到阿伊努族义军的袭击，全体人员除一人逃脱外全部被杀。剩下的一人从陆路逃跑，经过十余日才得以向松前藩报告此事。此外当地的和人商人也受到了攻击。有两名商人在藩船上受到一队阿伊努人的围攻，好不容易逃至古釜布的番屋，最后还是被全歼。
这里还要提一下的是，根据松前藩的《新罗记录》记载，厚岸的酋长ツキノエ其实从很早以前就有了武力反抗松前藩的意图，只不过是迫于实力不济所以才一直表示服从松前藩。所以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セツハヤ之所以与マメキリ联合，其实是ツキノエ在幕后一手操作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是ツキノエ的一种投机行为。他不敢与和人直接对抗，所以让自己的儿子先出面，万一出了问题可以一推了之。毕竟セツハヤ不是酋长，没有他父亲的默认，他是无法调动他的族人的。

幕末之松前
道南的幕末应当从ゴローウニン事件算起。
文化八年(1811)，奉命测量千岛群岛的俄罗斯军舰ディアナ号于国后岛登陆。此时的松前家已转封梁川，北海道由东北诸藩守备，而国后则属南部藩防区。以ゴローウニン为首的八人在上岸后旋即被捕，留在船上的副舰长リコルド为了救出他们与南部藩进行了炮击战,但最终失败，只得返回鄂霍次克。ゴローウニン一行作为俘虏被扣留，后又被送至松前接受调查。翌年他们曾试图逃跑，最后也以失败告终。
同年八月，リコルド带着中川五郎治等七名漂流至俄属领土的日本人来到国后，希望能用这些人交换ゴローウニン，可未被允许。就在俄国人一筹莫展之际，高田屋嘉兵卫和他的观世丸来到了国后。嘉兵卫带着四名海员与俄国人进行了交涉，最后劝服他们先行归港，并承诺帮助他们用这些人交换ゴローウニン。翌年九月，リコルド副舰长指挥ディアナ号进入箱馆港，终于成功换回了ゴローウニン等人。之后北方海域暂且平静了下来，然而此次事件却创造了道南地区与外国人合作的先例。
接下来要介绍的便是闪耀于幕末政坛的明星、松前藩之贤侯——松前志摩守崇广。
松前崇广于文政十二年(1829)生于福山城，乃九代藩主章广之六男。十一代昌广以十五岁之龄继承家业，史料记载他处理政务思路清晰、富于决断。他一方面更换本藩权臣，一方面派遣有才干的家臣前往江户、大坂学习，致力于革新藩政。然而可能是压力太大的缘故，这位年轻的贤侯在二十一岁时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以致不能视事。有鉴于时局之艰难，松前藩没有选择昌广的长男德广（时年四岁），而是推举崇广出任第十二代藩主。
崇广于嘉永二年（1849）继承藩主之位。在他继位仅一个月后，幕府便下达了松前藩筑城的命令。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为了应对外国船只的出没，加强津轻海峡的防务。而松前藩也因此成为了城主大名。
由于松前藩缺乏擅长筑城的人才，因此这项任务便交由高崎藩的市川一学负责。一学当时号称天下三大兵学者之一，他认为在福山筑城于海防上有诸多不妥，并建议在箱馆后方的庄司山附近另筑一新城。不过松前藩的藩士都不喜欢迁移，因此最后的定案还是对福山馆进行扩建。
五年后的安政元年（1854）九月，福山城最终竣工，这也是日本最后一批建设的旧式城堡。新建成的福山城面积达77800平方米，具备完整的本丸、二之丸和三之丸，有楼橹6座、城门16个、炮台7座。
与它同时代建成的还有五岛家所建的福江城，其目的也是为了巩固海防，只不过位于九州。这两座城都建于幕末，名称也相近，可谓是幕末的双城记。安政二年（1855），幕府将松前藩的表高提为三万石。

崇广懂外语，对西洋事物也有一定研究，是大名中少有的西洋通，同时也是开港论者。当时的幕府为了解决所面对的困难局面，迫切需要将有新式才干的人才引入幕阁。为此，文久三年（1863）崇广被任命为寺社奉行。寺社奉行市按例原本只有谱代大名才能出任的职务，崇广以一外样小藩之主得登高位，可谓是例外的例外。
然而摆在崇广面前的却有两道难题。第一：江户离松前太远，担任寺社奉行后要常驻江户，因此花费猛增，从而导致本藩财政困难；第二：作为开明派大名，崇光被尊王攘夷派视为眼中钉，受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
由于无法克服这两道难题，崇广只得在任职仅三个多月后便辞职归藩。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翌年（元治元年）幕府又任命崇广为老中格的海陆军总奉行，崇广再度入阁为官。因为崇广是开明派大名，因此外国使节对他也抱有一定好感。据说崇广此时开始考虑通过开港来打开外交局面，同时恢复幕府权威。附带说一句，崇广的上位是与得到家茂的信赖息息相关的。
当幕府内部正处于江户方的将军家茂与京都方的将军后见役庆喜之间的对立状态时，英、法、美、荷四国联合舰队却在兵库冲出现。这支联合舰队由九艘军舰组成，他们向日本提出了支付下关事件赔款和兵库开港的要求，并且表示如果不能缔结条约的话，就将进行登陆作战。面对这样的紧急局势，崇广与阿部丰后守守正以及一桥庆喜准备抵制朝廷攘夷的要求。崇广和阿部守正更是提出，哪怕得不到敕许，也要开港。不过他们的意见被一桥庆喜告知了朝廷，于是朝廷对他们二人做出了夺职并归藩谨慎的处分。
在被处分后，崇广于庆应二年（1866）一月回到松前，同年四月死于热病，终年三十八岁。

庆应三年(1867)，德川庆喜将大政奉还朝廷，王政复古。新政府在箱馆设立箱馆府，取代原德川幕府的函馆奉行。此时的松前藩主是当初被崇广所取代的昌广的长男德广，他自幼体弱多病。面对这样的局势，佐幕派重臣们只能小心谨慎地迎合政府军和旧幕府军，以求保住本藩的地位。但是藩内中层以下的家臣却倾向于政府军，他们对重臣们的优柔寡断愤恨不已。终于，这些标榜尊王攘夷的正议之士开始结社（正议队）。翌年七月他们又上书藩主德广，要求所有佐幕派家老谨慎，由他们主导藩政改革。同年八月一日，正议队奇袭重臣们的家宅成功。
政变成功后的正议队向箱馆府做了报告，并决定在桧山郡厚沢部再筑一新城。正议队称此事乃藩政革新的第一个步骤，但实际上是因为受到了旧幕府军的攻击，不得不避其锋芒。明治元年（1868）十月，馆城竣工。翌年，松前修广出任馆藩知事。
以下是一些年表资料，仅供参考。
居所
福山馆　　　北海道松前郡松前町字松城　(庆长11年1606年建设)
松前福山城　北海道松前郡松前町字松城　(安政1年1854年筑城)
馆城　　　　北海道桧山郡厚泽部町城丘　(庆应4年1868年筑城)
历代藩主
松前氏
初代　　松前伊豆守庆广（1548年—1616年）
二代　　松前志摩守公广（1598年—1641年）
三代　　松前弁之介氏广（1622年—1648年）
四代　　松前志摩守高广（1643年—1665年）
五代　　松前志摩守矩广（1659年—1720年）交代寄合、大名格
六代　　松前志摩守邦广（1705年—1743年）
七代　 松前若狭守资广（1726年—1765年）
八代　　松前志摩守道广（1754年—1832年）
九代　　松前志摩守章广（1775年—1833年）
十代　　松前隆之助良广（1823年—1839年）
十一代　松前志摩守昌广（1825年—1853年）
十二代　松前志摩守崇广（1829年—1866年）寺社奉行、老中格
十三代　松前志摩守德广（1844年—186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