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
“凡史官记事，善恶必书”，说真话，讲真理，写真实，在这几位历史学家身上所体现出的文人风骨，是我们为人和为文时最需要秉持的宝贵精神。
东汉时期的蔡邕，迫于压力，依附军阀董卓。卓败，被杀，陈尸街头，这位大学问家一时糊涂，跑去掉了几滴眼泪，表示了一点同情。立刻被王允收下廷尉，兴师问罪。
这位王司徒，巧施连环计，将十八路诸侯联军也无可奈何的董卓，置于死地时，阴谋筹划，巧施离间，是个很有头脑，很懂策略，识大度，能忍让的政治家。他为了实施其美人计，考虑到“豁不出孩子套不来狼”，要同时拿下董卓、吕布两个色鬼，必须要有妙若天仙的国色天香，于中调拨挑唆，才能奏效。想来想去，这样一个美女间谍，不但要有姿色，更要有智慧，最合适者，莫如自已府上最得意，最信任，视如亲女的貂蝉了。他当然舍不得，可是为了社稷江山，他也就忍痛割爱，这种器识，这等胸襟，真是很令人钦敬的。
　然而，除掉董卓以后，眼巴巴地看着貂蝉随吕布而去，王司徒的府上，再也听不到，看不见这小妞的莺歌燕舞，心里空落落的，酸溜溜的，很不是味。于是，也就是在《三国演义》上看到的，此公在功成名立，掌握朝政以后，性格丕变，举措失常，特别的狭隘暴躁，特别的热衷报复。看来，将貂蝉作为钓饵奉献出去以后，失去了情感依托的对象，精神上的损伤，造成心理上的失衡，因此，王允理智控制不住感情，不但赦天下独不赦董卓余党，从而激起新乱；对蔡邕的过错，也绝不加以原谅，引起世人物议。
　后汉的蔡邕，众望所归，领衔文坛，是继马融、郑玄以后的大学者。大家了解这个书呆子，不过觉得爱杀人的董卓，居然没有杀他还重用他，有一点点知己之意，才昏了头地干出傻事，这就是学问太大而不晓人情世故的结果。好在蔡邕明白得快，转弯也快，知道站错了队，也知道深自悔痛，希望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检讨书写了好多次，中心意思说，刀下留人，放我一条生路，“愿黥首为刑以继汉史”。
　坐在牢中的这位书呆子，苦苦哀求，《史记》是司马迁写的，《汉书》是班彪、班固、班昭写的，这一代的国史，就让我在残生中写完吧！大家认为他这个要求不算过分，也相信他是做此项工作的最佳人选。王允当时是一言九鼎的人物，绝对的当权派，他说不行，就是不行。把脸一板：“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
　“太尉金日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长世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狱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时年六十一。缙绅诸儒莫不流涕。北海郑玄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因为蔡邕“其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章，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之乱多不存。”（《后汉书》）
　现在来考量王允，他不纳众议，坚持己见：将这种耍笔杆子的留下来，有什么用？难道由他在史传中任意诽谤，而让后世笑话我等吗？其实，这正是表明他的心虚。既然你在书写着历史，或者，在创造着历史，就不必在意史官们笔下怎么写，任由后人评说，多好，他不，他对史书看得太重。这就是近人孟森在《明史讲义》第一章里所说的了：“凡中国所谓正史，必作史者得当时君主所特许行世。然古多由史家有志乎作，国家从而是认之；至唐，始有君主倡始，择人而任以修史之事，谓之敕撰。敕撰之史，不由一人主稿，杂众手而成之。” 这位明清史研究的大学者告诉我们，中国历朝历代的正史，其官方色彩是相当浓厚的。唯其是官方的，那些为官的统治者，才在乎自己在史书中，被写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而唐代李贤，被武则天逼死的章怀太子，与同僚注释《后汉书》时，在《蔡邕传》王允大发雷霆非处死蔡邕那段文字后注：“凡史官记事，善恶必书。”这是为史者的天职啊！懂得这点，也就了解千百年来，握有权柄的统治者，一定封杀史家的嘴和笔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