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外敌频繁，外交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针对不同的外交对象，给予不同的馆待礼遇，并使之专门化。辽与金国都对宋朝构成巨大威胁，其外交事务主要由枢密院的礼院负责[155]，包括文书往来、使节派遣和一切接待事宜等。元丰年间，枢密院改置北面房，掌北界国信，南宋沿袭之。此外，宋朝专门设置主管往来国信所，作为负责与辽、金交往的具体事务机构。而西夏、高丽、越南（宋朝先称之为“交趾”，后改称“安南”。宋时越南历经丁、前黎、李、陈等王朝统治）等国，由于宋朝视他们为藩属国，所以发出的外交文书和礼物等皆称“制诏”或“赐”，对其国家的外交承认被称为“册封”。宋朝在京城设置许多外交接待馆驿，作为国家接待各国使节的地方。辽国在都亭驿，西夏在都亭西驿，高丽在梁门外安州巷同文馆，回鹘、于阗在礼宾院，三佛齐、真腊、大理、大食等国家在瞻云馆或怀远驿。[1]宋朝奉行朝贡体制，然而将重心放在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也就是“来则不拒，去则不追”[156]。这样既有利于外交往来，又给朝廷带来实惠，使外交和经济获得双赢。宋朝有名的外交家有富弼、沈括与洪皓。富弼在外交上面对大军压境的辽国时屡立奇功。他以理挫败自傲的辽使，迫使辽使行参拜之礼，后又两次出使辽国，挫败辽国割地要求。富弼分析宋、辽、西夏三国的关系，认为辽与西夏强盛的原因是获得中国的资源与人力而至，[157]并且协助宋朝撬开辽夏同盟，使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渐稳定下来。沈括以翰林侍读学士的身分，出使辽国交涉划界事宜，获成而还。他在出使途中绘记辽国山川险阻及风俗人情，完成《使虏图抄》，上于朝廷。《宋史》称：沈括“使契丹。凡六会，敌人环而听者千辈，无以驳其议。”洪皓在南宋危难之时出使金国，被拘15年，但仍不愿投降金国。洪皓曾屡次派人向被囚禁在五国城（黑龙江依兰县）的宋徽宗、宋钦宗及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宋高宗秘密传递消息。归国后，宋高宗称他“虽苏武不能过”。[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