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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傻了以后我就回来了，那一下把我刺激了，哎哟，那个脸啊烧的啊，因为我觉得我一直在表现得都挺好的，也很认真地去看老同志演戏，你想我装台，装灯光，十几岁二百多斤的大平台一个人就拎起来了，还负责舞美的工作，但是就那样人家一看你就是新来的，什么都不懂，就那一脚给我踹的……到现在我还经常跟新来的同志说，这是不专业，不敬业，就是底下有一个观众你也得好好演，演员嘛，有一个观众你也得好好演，不要有高低之分。
主持人:把自己的事做好了，不要管那么多。
高峰:对。
何东:我想问马帅，你参加工作一旦遇到挫折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个性？乐天，还是跟草原五班那些人天天在那儿忽悠？
马帅:还是乐观一些对待它，当这个困难来的时候，要想办法尽自己百分之二百的能力去把它解决，当然在自己的能力范畴之内，假如说你所不能及的地方你也就一点点，零点几你都不要去想，因为那个东西你不可能去掌控，你不可能去操控，你想了的话就是给自己在加砝码，跟自己过不去，而你能做到的，你力所能及的你就要做到百分之二百，然后要乐观，要善待身边每一个人，每一个事，热情地去对待生活，生活给你的一切，无论是困难还是好事，都是你的财富。
范雷:对，特别对我们演员来说。
马帅:对，乐观地去面对它，因为你愁也解决不了问题的，人活一辈子都很累都很难的。
范雷:其实有时候我也这么想，你不能遇到挫折或者什么高兴的大喜大悲，都是对我们演员的积累。
马帅:人活这一辈子可能还活不到几十年，因为可能跟我们自身的经历有关系，见的生离死别太多了，你认真过好这一天，真诚地去对待这一天，把这一天做到最好，等你闭眼睛的时候，哎哟，我这儿后悔了，哎哟，我那儿后悔了。
何东:那可能是我干的事啊。张译，我想问你，你这么一个个性的人，你年轻的时候碰到你最低谷的时候你会把许多不顺利的东西是都放在心里头，还是发泄出来？
张译:我觉得会找一个方式发泄，但是可能是那种先把自己闷持住了，难受，我要给自己一个空间去难受。
何东:先给自己一个空间把它放下来。
张译:怎么说呢？
何东:放在心里？
张译:对，放在心里，我心思重，很多人都这么说我，说有点什么难过的事都是挂相的，谁都能看出来，可能随着这个事情的程度不一样，可能难受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会有很长的一个时间。我们家是哈尔滨的，哈尔滨有一条江叫松花江，每年用那个老话人讲都要收很多人，就是淹死很多人，淹死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是因为挖沙子，机器船一下掏下去之后底下就有一个暗坑，我觉得这挺像人生的低谷阶段的。但是你不可能要求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掏出来之后这个坑马上就平复，我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就像水一样的要慢慢冲平了，可能需要这个。
何东:怎么发泄呢？一般的方式？
张译:有的时候如果情绪失控的话可能会吼出来，因为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跟朋友吼起来。
何东:你要再这么干，就是我走啦。
张译:或者在大街上遇到点不平的事跟我也没关系，我就跟人吵起来，打起来。然后大多数的时间还是属于自己闷持的，或者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让它渐渐地把这个东西抽掉。
何东:大概就是这样？
张译:对。
何东:我想问一下段奕宏，咱们两个是《刑警本色》的时候认识的，那个戏我印象特别深，而且当时段奕宏在里头演的罗洋是一个特别贫苦的孩子，当时一脸杀气，然后好像一直在挣扎，我记得你演完这个戏以后有相当一段时间，你那会儿在北京环境和整个工作都不是特别顺利，戏也不是很多，甚至你在北京的生活，我听陈继延告诉我都不是特别充裕，有这么一段。然后那会儿你想过退缩吗？
段奕宏:没有，非常坚定地说，其实我很享受，如果说到《刑警本色》之后没有戏，其实也有戏找我，因为都是雷同的，我拒绝了，我抵触，因为我觉得我超越不了罗洋。
何东:那你得过日子啊。
段奕宏:当时为了等《纪念碑》，我等了8个月的戏，里面有两个原因，一，就是我来到那个话剧院是因为它有恩于我，第二，我要证实自己，我来那个话剧院，因为我那时候来到那个话剧院非常不容易，我想你要这么一个学生，你为什么？肯定是要看到这个学生的身上他的一种潜质，你的潜质和你的价值要通过舞台去展现，等了8个月，我去找赵老师，赵老师第一句话就说，我问什么时候开始？原来说3月份，一直等到9月份，他没有说几月开始，就说你是不是没钱了，当时差一点就控制不住自己，我说我是，他说这个戏你一定要上，我没有问，但是我很清楚他为什么说你一定要上这个戏，我说我从2月份等到9月份我肯定要上，他说如果你真的经济上有问题我们向财务借钱，这是我们院长说的话。
何东:有几年？
段奕宏:从98年到2002年。
何东:这么一段时间我知道都不是你生活，包括你在北京没有家那会儿，我听说都很漂泊，都很那个什么。
段奕宏:我倒不觉得我在漂泊，其实我有家的感觉，我觉得我能从中戏毕业，然后差一点被打回原籍新疆，我能留在话剧院我觉得那确实是我的家，我的根，这点作为我的家庭，作为我的父母来说都是意想不到的，他说你从这么大的北京能毕业之后那么顺利的留在中央实验话剧院，你没有经济基础，你只有一张成绩单，你能这样留下来，其实在那个时候给我同年级上上下下的老师和学生造成一个奇迹，原来我们也能凭着本事留在北京。所以这点我很庆幸，很幸运。
何东:我想问段奕宏，我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好像遇到那种困难还不是特别愿意主动求人的那种人。
段奕宏:我觉得跟我的个性有关系，求人我觉得其实在学校里，这个我也一直在反省自己，一直有一种个性，自己帮自己，我到学校之后的那种自卑，就是我班是什么样情况？实力非常强大，因为很多学生当时都是从各剧院通过家庭环境，他们都有跟话剧、戏剧有很多的关系从小受到这种熏陶，我真是很侥幸的能考到表演系，所以一进这个班的感觉，哎呀，我的能力太低太低了。那个时候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可能在那个阶段慢慢形成，你只能形成自己帮自己，你只能学会自己救自己。
何东:我问一下邢佳栋，刚才咱们上一场已经讲到了你的个性，你和最初的工作挫折，和心理挫折接触的时候，你这人会怎么应对？怎么去消化？
主持人:把自己的事做好了，不要管那么多。
高峰:对。
何东:我想问马帅，你参加工作一旦遇到挫折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个性？乐天，还是跟草原五班那些人天天在那儿忽悠？
马帅:还是乐观一些对待它，当这个困难来的时候，要想办法尽自己百分之二百的能力去把它解决，当然在自己的能力范畴之内，假如说你所不能及的地方你也就一点点，零点几你都不要去想，因为那个东西你不可能去掌控，你不可能去操控，你想了的话就是给自己在加砝码，跟自己过不去，而你能做到的，你力所能及的你就要做到百分之二百，然后要乐观，要善待身边每一个人，每一个事，热情地去对待生活，生活给你的一切，无论是困难还是好事，都是你的财富。
范雷:对，特别对我们演员来说。
马帅:对，乐观地去面对它，因为你愁也解决不了问题的，人活一辈子都很累都很难的。
范雷:其实有时候我也这么想，你不能遇到挫折或者什么高兴的大喜大悲，都是对我们演员的积累。
马帅:人活这一辈子可能还活不到几十年，因为可能跟我们自身的经历有关系，见的生离死别太多了，你认真过好这一天，真诚地去对待这一天，把这一天做到最好，等你闭眼睛的时候，哎哟，我这儿后悔了，哎哟，我那儿后悔了。
何东:那可能是我干的事啊。张译，我想问你，你这么一个个性的人，你年轻的时候碰到你最低谷的时候你会把许多不顺利的东西是都放在心里头，还是发泄出来？
张译:我觉得会找一个方式发泄，但是可能是那种先把自己闷持住了，难受，我要给自己一个空间去难受。
何东:先给自己一个空间把它放下来。
张译:怎么说呢？
何东:放在心里？
张译:对，放在心里，我心思重，很多人都这么说我，说有点什么难过的事都是挂相的，谁都能看出来，可能随着这个事情的程度不一样，可能难受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会有很长的一个时间。我们家是哈尔滨的，哈尔滨有一条江叫松花江，每年用那个老话人讲都要收很多人，就是淹死很多人，淹死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是因为挖沙子，机器船一下掏下去之后底下就有一个暗坑，我觉得这挺像人生的低谷阶段的。但是你不可能要求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掏出来之后这个坑马上就平复，我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就像水一样的要慢慢冲平了，可能需要这个。
何东:怎么发泄呢？一般的方式？
张译:有的时候如果情绪失控的话可能会吼出来，因为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跟朋友吼起来。
何东:你要再这么干，就是我走啦。
张译:或者在大街上遇到点不平的事跟我也没关系，我就跟人吵起来，打起来。然后大多数的时间还是属于自己闷持的，或者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让它渐渐地把这个东西抽掉。
何东:大概就是这样？
张译:对。
何东:我想问一下段奕宏，咱们两个是《刑警本色》的时候认识的，那个戏我印象特别深，而且当时段奕宏在里头演的罗洋是一个特别贫苦的孩子，当时一脸杀气，然后好像一直在挣扎，我记得你演完这个戏以后有相当一段时间，你那会儿在北京环境和整个工作都不是特别顺利，戏也不是很多，甚至你在北京的生活，我听陈继延告诉我都不是特别充裕，有这么一段。然后那会儿你想过退缩吗？
段奕宏:没有，非常坚定地说，其实我很享受，如果说到《刑警本色》之后没有戏，其实也有戏找我，因为都是雷同的，我拒绝了，我抵触，因为我觉得我超越不了罗洋。
何东:那你得过日子啊。
段奕宏:当时为了等《纪念碑》，我等了8个月的戏，里面有两个原因，一，就是我来到那个话剧院是因为它有恩于我，第二，我要证实自己，我来那个话剧院，因为我那时候来到那个话剧院非常不容易，我想你要这么一个学生，你为什么？肯定是要看到这个学生的身上他的一种潜质，你的潜质和你的价值要通过舞台去展现，等了8个月，我去找赵老师，赵老师第一句话就说，我问什么时候开始？原来说3月份，一直等到9月份，他没有说几月开始，就说你是不是没钱了，当时差一点就控制不住自己，我说我是，他说这个戏你一定要上，我没有问，但是我很清楚他为什么说你一定要上这个戏，我说我从2月份等到9月份我肯定要上，他说如果你真的经济上有问题我们向财务借钱，这是我们院长说的话。
何东:有几年？
段奕宏:从98年到2002年。
何东:这么一段时间我知道都不是你生活，包括你在北京没有家那会儿，我听说都很漂泊，都很那个什么。
段奕宏:我倒不觉得我在漂泊，其实我有家的感觉，我觉得我能从中戏毕业，然后差一点被打回原籍新疆，我能留在话剧院我觉得那确实是我的家，我的根，这点作为我的家庭，作为我的父母来说都是意想不到的，他说你从这么大的北京能毕业之后那么顺利的留在中央实验话剧院，你没有经济基础，你只有一张成绩单，你能这样留下来，其实在那个时候给我同年级上上下下的老师和学生造成一个奇迹，原来我们也能凭着本事留在北京。所以这点我很庆幸，很幸运。
何东:我想问段奕宏，我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好像遇到那种困难还不是特别愿意主动求人的那种人。
段奕宏:我觉得跟我的个性有关系，求人我觉得其实在学校里，这个我也一直在反省自己，一直有一种个性，自己帮自己，我到学校之后的那种自卑，就是我班是什么样情况？实力非常强大，因为很多学生当时都是从各剧院通过家庭环境，他们都有跟话剧、戏剧有很多的关系从小受到这种熏陶，我真是很侥幸的能考到表演系，所以一进这个班的感觉，哎呀，我的能力太低太低了。那个时候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可能在那个阶段慢慢形成，你只能形成自己帮自己，你只能学会自己救自己。
何东:我问一下邢佳栋，刚才咱们上一场已经讲到了你的个性，你和最初的工作挫折，和心理挫折接触的时候，你这人会怎么应对？怎么去消化？
何东:这名不是后改的吧？（笑）
曹克楠:不是后改的（笑）
何东:齐桓也是，南瓜，南瓜，臭南瓜，我一听这是官儿的声音。另外我想问一下张谦老师，你说你年轻的时候很多经历很像许三多，那么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会怎么排解？
张谦:我这方面可能比他们更加那个什么，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比他们都早，而且我可以说生在山西，长在张家口，上学在天津，现在在北京，各种生活形态，生活环境都经历过，包括您说的当年知青的感受，我也体会特别深，当年我们考学也是好好读书，上学，工作以后遇到的事其实那时候比他们还要茫然，可以说你找不着任何说法，原来小时候信的那些突然发现都没了，新的东西还没到，而且那个时候也是处于各种想法其实比现在还多，后来参加工作以后我是国家分配，而且我跟他们还不一样，他们从小有父母的熏陶，我学的是工业经济，按道理我大学毕业应该是去深圳或者留在天津，到一个化工厂那些学工业企业管理这一块，后来去八一厂，那是作为我来说，虽然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但是没想到毕业以后去八一厂，我一想高考没有参军，大学毕业了还能参军，而且当时我们指导员给我做工作，好啊，部队97块钱一个月，我总觉得可以来北京了，另外父母又不希望我到深圳那么远的地方，结果我说行，那就来吧。围着八一厂六里桥转了几圈没找着八一厂，最后才知道是一排小围房。那时候在机关待了不到半年，我基本上全部在剧组，那时候真是有一点接不着，我找不着自己的地方，因为跟专业不一样，而且这个环境你又很陌生，而且文艺这个行当只是从文学爱好者小时候看《金光大道》培养出来的，很多事情你又看不惯，那时候确实比较茫然，那个茫然时期比他们估计都长。后来92年到98年6年的时间只干了一件事，既然干不了别的事，我爱人生小孩了，我就带小孩，带了6年孩子，小学基本上上了小学了。
慢慢的我觉得他们说的非常对，但是我当年最困惑的时候，因为我那个单位本身就不是一个正式编制单位，是八一厂的一个对外窗口，不是在部队序列里面的，但是我人是编之内的，几方面都是很边缘的时候我一个同学跟我说了一句话，说你都熬了这么多年了，你再多熬个两年算什么？我一想就是啊，然后我又坚持了一年，情况变了，到98年整个情况就开始变了，到了2000年领导反复劝说我就搞电视剧了，搞上电视剧就下不来了，我可能走的时间更长一点，但是状态的东西我觉得他们说的我特别理解，大家都有这个过程。
何东:那么我想问张译一个问题，昨天我专门记在纸上了，因为《士兵突击》里边有一段戏我经常会拿过来看，有一段戏就是你领着许三多打锤子，这个是你在这个戏里很少的，爆发出来了，还有伍六一，你当时就说“你再这么干，离开的就是我了”。那么我想问你在实际生活中有没有这种时候？
张译:有，我觉得我生命当中有一位恩师叫彭鹏，他刚老师那个时候也就是二十七、八岁，比我现在还年轻，我现在想如果我再比现在年轻一岁，让我去带一些十八、九岁的孩子去教他们表演，教他们做人好像是挺难的一件事，但是我这个彭老师不但接了这个任务，而且特别是对我们这几个人特别负责。我在学员期后半期已经变成了一个调皮捣蛋的，而且触犯了一些条令条例，所以那个时候我这个老师一直顶着整个团里的压力保护我的工作，我现在想如果当年没有他对我的呵护我早已离开部队了，那样的话就意味着我什么事都干不成了。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这个老师突然被宣布学习专业学校结束了，他们可能不再当老师了，而且我们那个队要求大家不能和老同志交流，所以我听了这个消息挺恐怖的，很长一段时间没见着他，突然有一天我们在给老同志搬家的时候我看见他散步，我就追上去，我当时就喊了一声“彭老师”，然后眼泪就在眼圈里了，觉得很长时间没见到救命的人了。事隔多少年他还说“你那眼泪声我永远记着”。其实当时已经是团里队里的很多领导对他已经有很大意见了，不过我想刚才就像您说的这些低谷什么的，我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就像是水已经把我那个坑填了，我忽然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低谷，或者说我个人的历程，因为您说什么事值得发泄呢？可能是不平的事，或者对自己不公的，或者对别人不公，心里面看不下去的事，是容易让人发泄的，但是这种待遇问题，或者是生活给你的回馈，如果你觉得不知足，它应该不属于低谷，不属于一个事业或者生活的低谷，可能像刚才张谦老师，包括克难哥说的“迷茫”两个字恰恰是最可怕的低谷，可是如果你迷茫了你又冲谁发泄呢？发泄绝对不是解决迷茫的一个关键，有点跑题了。
曹克楠:不是后改的（笑）
何东:齐桓也是，南瓜，南瓜，臭南瓜，我一听这是官儿的声音。另外我想问一下张谦老师，你说你年轻的时候很多经历很像许三多，那么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会怎么排解？
张谦:我这方面可能比他们更加那个什么，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比他们都早，而且我可以说生在山西，长在张家口，上学在天津，现在在北京，各种生活形态，生活环境都经历过，包括您说的当年知青的感受，我也体会特别深，当年我们考学也是好好读书，上学，工作以后遇到的事其实那时候比他们还要茫然，可以说你找不着任何说法，原来小时候信的那些突然发现都没了，新的东西还没到，而且那个时候也是处于各种想法其实比现在还多，后来参加工作以后我是国家分配，而且我跟他们还不一样，他们从小有父母的熏陶，我学的是工业经济，按道理我大学毕业应该是去深圳或者留在天津，到一个化工厂那些学工业企业管理这一块，后来去八一厂，那是作为我来说，虽然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但是没想到毕业以后去八一厂，我一想高考没有参军，大学毕业了还能参军，而且当时我们指导员给我做工作，好啊，部队97块钱一个月，我总觉得可以来北京了，另外父母又不希望我到深圳那么远的地方，结果我说行，那就来吧。围着八一厂六里桥转了几圈没找着八一厂，最后才知道是一排小围房。那时候在机关待了不到半年，我基本上全部在剧组，那时候真是有一点接不着，我找不着自己的地方，因为跟专业不一样，而且这个环境你又很陌生，而且文艺这个行当只是从文学爱好者小时候看《金光大道》培养出来的，很多事情你又看不惯，那时候确实比较茫然，那个茫然时期比他们估计都长。后来92年到98年6年的时间只干了一件事，既然干不了别的事，我爱人生小孩了，我就带小孩，带了6年孩子，小学基本上上了小学了。
慢慢的我觉得他们说的非常对，但是我当年最困惑的时候，因为我那个单位本身就不是一个正式编制单位，是八一厂的一个对外窗口，不是在部队序列里面的，但是我人是编之内的，几方面都是很边缘的时候我一个同学跟我说了一句话，说你都熬了这么多年了，你再多熬个两年算什么？我一想就是啊，然后我又坚持了一年，情况变了，到98年整个情况就开始变了，到了2000年领导反复劝说我就搞电视剧了，搞上电视剧就下不来了，我可能走的时间更长一点，但是状态的东西我觉得他们说的我特别理解，大家都有这个过程。
何东:那么我想问张译一个问题，昨天我专门记在纸上了，因为《士兵突击》里边有一段戏我经常会拿过来看，有一段戏就是你领着许三多打锤子，这个是你在这个戏里很少的，爆发出来了，还有伍六一，你当时就说“你再这么干，离开的就是我了”。那么我想问你在实际生活中有没有这种时候？
张译:有，我觉得我生命当中有一位恩师叫彭鹏，他刚老师那个时候也就是二十七、八岁，比我现在还年轻，我现在想如果我再比现在年轻一岁，让我去带一些十八、九岁的孩子去教他们表演，教他们做人好像是挺难的一件事，但是我这个彭老师不但接了这个任务，而且特别是对我们这几个人特别负责。我在学员期后半期已经变成了一个调皮捣蛋的，而且触犯了一些条令条例，所以那个时候我这个老师一直顶着整个团里的压力保护我的工作，我现在想如果当年没有他对我的呵护我早已离开部队了，那样的话就意味着我什么事都干不成了。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这个老师突然被宣布学习专业学校结束了，他们可能不再当老师了，而且我们那个队要求大家不能和老同志交流，所以我听了这个消息挺恐怖的，很长一段时间没见着他，突然有一天我们在给老同志搬家的时候我看见他散步，我就追上去，我当时就喊了一声“彭老师”，然后眼泪就在眼圈里了，觉得很长时间没见到救命的人了。事隔多少年他还说“你那眼泪声我永远记着”。其实当时已经是团里队里的很多领导对他已经有很大意见了，不过我想刚才就像您说的这些低谷什么的，我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就像是水已经把我那个坑填了，我忽然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低谷，或者说我个人的历程，因为您说什么事值得发泄呢？可能是不平的事，或者对自己不公的，或者对别人不公，心里面看不下去的事，是容易让人发泄的，但是这种待遇问题，或者是生活给你的回馈，如果你觉得不知足，它应该不属于低谷，不属于一个事业或者生活的低谷，可能像刚才张谦老师，包括克难哥说的“迷茫”两个字恰恰是最可怕的低谷，可是如果你迷茫了你又冲谁发泄呢？发泄绝对不是解决迷茫的一个关键，有点跑题了。
何东:没跑题，非常好。
张谦:我觉得许三多实际上像在什么地方，当你什么希望都没有的时候你就把自己眼前事干好，这点很多大家都像许三多，因为你不知道前面有什么事。
何东:段子我想问你，你在刚来北京落地的时候有没有人帮过你，虽然你不是一个轻易求人帮忙的人。
段奕宏:你说刚进北京是吗？
何东:对，你刚落地到这儿，你是从新疆来的。
段奕宏:其实你刚才所说的后半截，我也怕欠别人人情，其实可能别人无所谓，不求你有回报什么，但是我一定要让我的心理平衡，我必须得有所回报。刚来北京我觉得我庆幸的是我遇到很多贵人，这个东西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在最关键的时刻，比如说我的启蒙老师，他对我的一种鼓励，从精神上，因为我第二年考试的时候找到他们团里的一些辅导老师辅导我台词什么的，他们对我已经判了死刑了，不可能，从你的气质，从你的条件，怎么可能当一个演员？但是他跟我说不要去顾及别人，我当然骨子里面很无所谓，但是如果从中有一个人突然有不同的声音给你一种鼓励的话，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一种温暖和感动的东西。上了中戏前两年没考上，第三年之所以考上是因为我的黄老师收了我，因为我在考94班之前上了一个短期的培训班，6、7个月的，在这个班上我接触了很多专业老师，也是对我判定不可能，希望不大，没什么发展。第三年考了94班的时候，黄老师收了我，到我毕业赵有亮，杨宗进，他们对我最关键的几步起到最重要的作用，帮助，我觉得他们是对我来说帮助最大的。
何东:你会一直记着这件事吗？
段奕宏:当然会。
何东:现在五班说完了，我看电视剧看到钢七连的时候特有意思，前面许三多在这个剧里，编剧和导演让他修了一条路，并且用这件事显示了他一个人曾经从新兵排逐出去，修一条路，很牛，就是我是有本事的。其实在座的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渐渐找到了我自己的一种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并不一定马上就能做到整个社会对你的认可，比如我刚才跟李梦在底下说，我写的东西给长春那家杂志投稿，我记了270多篇稿子，怎么寄出去怎么寄回来，就急了，刚才邢佳栋讲的情绪这个东西，我现在得向在座的年轻的人学什么，我且过不去呢，所以我就跟那个杂志干上了，跟你突击上了，270篇稿子，还不敢告诉家里，因为你到了10多篇已经不行了，邮票又是8分钱，再重一点还得加邮票，就等着，到了你真快绝望的时候有一天回了一个薄的信封，我自己不敢拆，我跟那个邮递员说你能帮我打开吗？他一撕把里头的稿纸带破了，这下我特别痛苦，然后上面就是特别简单的一行字，邢佳栋，您的稿子预计要在哪个月发表。我天哪，我差点没倒立，还不会呢。那会儿给自己最大的奖赏是什么？买瓶汽水，连雪糕都没有，我记得我当时有意的坐一公共汽车坐了五站，走回家去，以表示我特牛。我今天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个人的能力被社会认可是一个过程，我觉得钢七连这个象征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你许三多不是修条路嘛，我告诉你，伍六一和高城还是不带你玩，他还得重新，等于钢七连是一个系统，许三多这个能力你必须在这个系统里得到验证，这个是我感觉社会和个人这种能力的关系始终，不但年轻，中年到老都会这样，大约是这么一个意思吧。
所以下边我就要问问佳栋了，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憋着，我以前问过张译，当你和张译，还有你们的兵跟着记者回到云南拍摄三班宿舍的时候，当时张译在那儿看着那个窗，你依然像是剧里的伍六一似的看着窗外，站了很久，我问你，你当时心里想什么呢？
邢佳栋:其实您这个问题在传媒大学的时候有学生问过我，我当时确实说的是真话，我就回答了他，我当时心理感受，我站那儿不像演戏那样笔直的站着，其实我还是半靠在墙上，我虽然看窗外，但是当时我不知道张译在屋里面，我当时觉得真是时过境迁了，就这么恍惚一年就过去了，我当时想的东西跟《士兵突击》这个戏本身没有太多的关系，我只是在想这一年很快就过去了，也就在想这些。
何东:心里有什么情绪？
何东:心里有什么情绪？
邢佳栋:当时很平静，怎么说呢？其实您刚才在问我这个问题之前不是说了那些吗，我一直在琢磨您之前说的那一大段话，就是个人能力跟这个社会的认可。
何东:两回事，有能力和被社会认可，我后来发现是两回事，270篇稿子不理我。
邢佳栋:还是接着您刚才说的当时有一种情绪，其实我刚才说完了上一段，回答您的问题之后，这个时候这段过程当中我也在想，其实我觉得对峙这个情绪，首先我想到的是这个情绪是不是我的，也跟您刚才说那个社会的认可，跟那个个人和社会的碰撞有关系，我在想您刚才在说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这是个标准问题，包括许三多进入钢七连，连长和我，还有好多人都看不上他，其实是个标准问题。后来我发现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标准，然后只要是某一个人的标准跟这伙人的标准不同那个人就被摒弃了，所以我觉得钢七连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不是许三多的标准，不是一开始许三多的标准，也不是邢佳栋的标准，其实后来连长在宿舍楼之前跟许三多在那儿踹垃圾筒那场戏，那场戏我觉得他把钢七连，以至于我本人心底的一些标准能够说出来，社会的这个标准还是通过我们很小的时候受到的一些道德上的教育，还是各方面的教育，才在我们脑子里面应验出来这种标准，而这种标准是不是真的确实是我们自己的呢？不见得，情绪也是基于自己的标准，和这个标准不符，这就迷茫产生了，或者在没搞懂到底为什么迷茫的时候可能会产生失落，要是完全契合，或者甚至于外面一个大于自己的东西，把自己捧到一个荧光灯下的时候，那个时候情绪又来了，满足，骄傲，我觉得这种东西可能触动了一些可能咱们中国人说的，因为从小受的是儒家的教育，一些道德标准常识性的东西，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缺的不是诚实，缺的是那种可能是弹起来没什么用，就是说起来没什么实际效用的东西，是一种务虚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是没有标准的，也可以说我自己的标准就是我的世界，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
何东:说清楚了。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张译，在你年轻的时候你的理想和现实发生了碰撞，就是你每天都在不断的努力，但是我们被这个集体或者社会一点都不承认，那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张译:没有什么选择，还是该干吗干吗。
主持人: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我走错路了？
张译:我承认可能那个时候会有一点觉得自己是否走错路的想法，但是我还没有离开大的这条路，可能是这条路的辅路，也可能是这条路的主路，但是还是在这个上走。那个时候就觉得怎么就有劲使不出呢？就像刚才何老师说的和你的能力，和你得到这个社会的认可，我一听何老师说这个话我特别有同感，可能大家都是这样，比方说我写字，我当时比如说生活中很拮据的情况下，我写字怎么就不能养活我自己呢？太难了。何老师也是寄了二百多次。
何东:我插一句，你知道我第一份稿费多少钱？我第一次15。
张译:我还好，我第一次60（笑）那时候写一个短剧，团里不要，说你的题材和别人撞车了，实际上根本没撞车，就是不要你的，怎么办，当时想给自己写一个戏，给自己创造一个能上台的机会，团里不要你，那给谁呢？就给《剧本月刊》，他说挺好的，发了吧，给了60块钱，然后又花了200块钱卖给我们司令部业余演出队了，觉得挺好的。后来慢慢的觉得演戏也能被社会认可了，写字也能被社会认可的，回头想想那段日子难熬，但是挺有味道，反而现在被认可了，反而有一种彷徨，有一种新的迷茫，就像我刚才说我那个彭老师，我有一次迷茫了，然后我们俩晚上溜山上，在八大处山脚下溜弯，他说每个人都经常会迷茫，很像是一个周期又一个周期，但是因为你的目标不断更替所以你的迷茫也会在变，当你完成一个目标之后你会迷茫，赶紧调整，调整完之后做下一个目标，做完下一个之后你还会迷茫，走着瞧吧。
何东:我想问一下范雷，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有没有像马班长那样，你复原了，那个镜头很感伤，五班的人把你送到那儿，史今领着所有的人，王宝强嘻嘻哈哈，所有人就一个敬礼对你。你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被一个集体彻底淘汰出局的一个经历？
邢佳栋:当时很平静，怎么说呢？其实您刚才在问我这个问题之前不是说了那些吗，我一直在琢磨您之前说的那一大段话，就是个人能力跟这个社会的认可。
何东:两回事，有能力和被社会认可，我后来发现是两回事，270篇稿子不理我。
邢佳栋:还是接着您刚才说的当时有一种情绪，其实我刚才说完了上一段，回答您的问题之后，这个时候这段过程当中我也在想，其实我觉得对峙这个情绪，首先我想到的是这个情绪是不是我的，也跟您刚才说那个社会的认可，跟那个个人和社会的碰撞有关系，我在想您刚才在说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这是个标准问题，包括许三多进入钢七连，连长和我，还有好多人都看不上他，其实是个标准问题。后来我发现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标准，然后只要是某一个人的标准跟这伙人的标准不同那个人就被摒弃了，所以我觉得钢七连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不是许三多的标准，不是一开始许三多的标准，也不是邢佳栋的标准，其实后来连长在宿舍楼之前跟许三多在那儿踹垃圾筒那场戏，那场戏我觉得他把钢七连，以至于我本人心底的一些标准能够说出来，社会的这个标准还是通过我们很小的时候受到的一些道德上的教育，还是各方面的教育，才在我们脑子里面应验出来这种标准，而这种标准是不是真的确实是我们自己的呢？不见得，情绪也是基于自己的标准，和这个标准不符，这就迷茫产生了，或者在没搞懂到底为什么迷茫的时候可能会产生失落，要是完全契合，或者甚至于外面一个大于自己的东西，把自己捧到一个荧光灯下的时候，那个时候情绪又来了，满足，骄傲，我觉得这种东西可能触动了一些可能咱们中国人说的，因为从小受的是儒家的教育，一些道德标准常识性的东西，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缺的不是诚实，缺的是那种可能是弹起来没什么用，就是说起来没什么实际效用的东西，是一种务虚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是没有标准的，也可以说我自己的标准就是我的世界，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
何东:说清楚了。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张译，在你年轻的时候你的理想和现实发生了碰撞，就是你每天都在不断的努力，但是我们被这个集体或者社会一点都不承认，那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张译:没有什么选择，还是该干吗干吗。
主持人: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我走错路了？
张译:我承认可能那个时候会有一点觉得自己是否走错路的想法，但是我还没有离开大的这条路，可能是这条路的辅路，也可能是这条路的主路，但是还是在这个上走。那个时候就觉得怎么就有劲使不出呢？就像刚才何老师说的和你的能力，和你得到这个社会的认可，我一听何老师说这个话我特别有同感，可能大家都是这样，比方说我写字，我当时比如说生活中很拮据的情况下，我写字怎么就不能养活我自己呢？太难了。何老师也是寄了二百多次。
何东:我插一句，你知道我第一份稿费多少钱？我第一次15。
张译:我还好，我第一次60（笑）那时候写一个短剧，团里不要，说你的题材和别人撞车了，实际上根本没撞车，就是不要你的，怎么办，当时想给自己写一个戏，给自己创造一个能上台的机会，团里不要你，那给谁呢？就给《剧本月刊》，他说挺好的，发了吧，给了60块钱，然后又花了200块钱卖给我们司令部业余演出队了，觉得挺好的。后来慢慢的觉得演戏也能被社会认可了，写字也能被社会认可的，回头想想那段日子难熬，但是挺有味道，反而现在被认可了，反而有一种彷徨，有一种新的迷茫，就像我刚才说我那个彭老师，我有一次迷茫了，然后我们俩晚上溜山上，在八大处山脚下溜弯，他说每个人都经常会迷茫，很像是一个周期又一个周期，但是因为你的目标不断更替所以你的迷茫也会在变，当你完成一个目标之后你会迷茫，赶紧调整，调整完之后做下一个目标，做完下一个之后你还会迷茫，走着瞧吧。
何东:我想问一下范雷，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有没有像马班长那样，你复原了，那个镜头很感伤，五班的人把你送到那儿，史今领着所有的人，王宝强嘻嘻哈哈，所有人就一个敬礼对你。你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被一个集体彻底淘汰出局的一个经历？
段奕宏:我觉得我不知道他们应该能发现，包括老范我们在一起，他们应该能或多或少感觉到我那种痛苦。
何东:他们看见你那个压缩饼干了？
段奕宏:反正张译说看完这个戏，再看我另外一部戏《红旗渠道儿女》，他说重新认识了一个段奕宏，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个比较的东西。对我来说我之所以接这个戏，其实第一是本人对这个剧本，第二是本人对康洪雷他这个人，他是一个值得我相信和信任的一个人，虽然我们没有合作，但是我看过他的作品，他是一个非常本真和纯粹的人，因为从他的《激情》和《青衣》，我尤其喜欢《青衣》，我说这样的导演我会在他那儿得到更多的营养，但是这种期盼，这种希望值在袁朗身上，一开始我为什么着急，我没有，他给予不了我，比如说作为导演来说，我们去出发到哪里，但是坐什么车，你是坐几路车，骑自行车，你无所谓，他不能告诉我们怎么去，他只知道这个方向是这样。所以这种东西对我来说怎么办，太痛苦了，我特别特别痛苦，我只能通过我的体能，锻炼，来排解这种痛苦。
何东:我后来发现健身是一种自虐的方式。咱们把话拉回来，你健完身以后就走出来了吗？
段奕宏:说实话，其实在拍戏过程中那三个半月我都没有走出来，包括剪辑，张译还经常去老康的剪辑室去看，我不敢去，因为老康没有跟我说，不错，这场戏，不错，负责，压根儿没有，但是我觉得五班的东西，包括张译包括他们，他们能感受的到我们这场戏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从袁朗这儿我得不到这种肯定的东西。
曹克楠:有一场还是说了，就是咱们俩拍办公室那场，一拍完了以后导演说终于拍了一场军人的戏，进去了。
何东:段奕宏我问一个技术问题，你们假扮坑许三多那个有毒的化工厂，那个在画面上出现假新闻的时候，那个声音是曹克楠吗？
曹克楠:对，是我。
何东:很带有新闻联播式的，当时是在一个礼堂里头。
曹克楠:大屏幕上的不是。
何东:但是后来有一个男的出来说话是你吧？就是告诉这次我们要……
曹克楠:对，那是我。
何东:这确实是真的啊？
曹克楠:对。
何东:接下来我就问了，你在人生中遇到压挤的时候怎么办？最大的高官，《士兵突击》里。
曹克楠:实际我演这个人物对我来讲挺轻松的。
何东:不是，我是问你的人生有没有被压挤的，钢七连的这种一个人锻造的时候，你怎么应对？
曹克楠:有，刚从部队回来以后分配到内蒙古第一毛纺厂当一名工人，搬运毛线，把毛线用染缸，当时叫染井，把它染完了以后烘炉，在那个车间里边待了将近一年，那时候就发誓一定要考大学，因为从小喜欢唱歌跳舞，也有这方面的天赋，个子还没有收音机高的时候就搬一凳子听收音机听人唱歌，一定要去考大学，我就把这个事情和我心里面的话跟谁说了？跟我妈妈说了，跟我舅舅说了，亲舅舅，因为我从小淘，院里的孩子都打遍了，父母谁见我谁头疼，但我跟我妈说了一句话，我说妈，我要考大学。您知道我妈说了一句什么话？就从鼻子缝里边嘣出一个字“哼”，就这一嗓子，我大舅说了一句话，“你考上大学，我头朝地走”。最亲的人对你这样的评价，所以我从那儿以后再也不说了，我一句话也不说，我就复习功课，复习文化课，找老师学表演，到了3月份我买了一张车票直奔上海，考戏剧学院，一举成功。最后我录取通知书不是收的，考完了以后我又去了上海，我等这个通知书，从7月7、8、9号考完试以后一直到7月下旬我到上海，等到8月上旬，通知书等到了。他说克难，你这个通知书是你自己带回去，还是我们给你寄回去？我说肯定是我自己拿，就回了家。回了家只拿给我妈看了这个通知书，我说妈……
何东:您鼻子好了吗？（笑）
曹克楠:我说这个字，我妈说认识啊，你什么意思，我就把通知书拿给我妈看，我看我妈第一次流泪，说了一句话，“我自己儿子啊，我都不了解”。
何东:我当时是给我爸看的，爸爸是个专业人员，就得洗洗手看那个文字，拿起来以后，到里屋看完了以后出来，坐下来他说何东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你是属于学了也不太知道的，所以你跟这行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你呀，去好好当一个技术工人，专业的父亲，三十多年的编辑，给予摧残性的打击，这跟来自外人不一样。彻底就崩溃了，后来我见我爸，我写东西就藏，因为他是专业的，他做这行的，他告诉你不可以，你做不了，我第一篇东西发了以后，我把发表的信给他看的时候，我第一次看我父亲，他就像孩子一样，那个老头就直转圈，意思就是说这儿子强啊，就这么一个意思。
何东:他们看见你那个压缩饼干了？
段奕宏:反正张译说看完这个戏，再看我另外一部戏《红旗渠道儿女》，他说重新认识了一个段奕宏，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个比较的东西。对我来说我之所以接这个戏，其实第一是本人对这个剧本，第二是本人对康洪雷他这个人，他是一个值得我相信和信任的一个人，虽然我们没有合作，但是我看过他的作品，他是一个非常本真和纯粹的人，因为从他的《激情》和《青衣》，我尤其喜欢《青衣》，我说这样的导演我会在他那儿得到更多的营养，但是这种期盼，这种希望值在袁朗身上，一开始我为什么着急，我没有，他给予不了我，比如说作为导演来说，我们去出发到哪里，但是坐什么车，你是坐几路车，骑自行车，你无所谓，他不能告诉我们怎么去，他只知道这个方向是这样。所以这种东西对我来说怎么办，太痛苦了，我特别特别痛苦，我只能通过我的体能，锻炼，来排解这种痛苦。
何东:我后来发现健身是一种自虐的方式。咱们把话拉回来，你健完身以后就走出来了吗？
段奕宏:说实话，其实在拍戏过程中那三个半月我都没有走出来，包括剪辑，张译还经常去老康的剪辑室去看，我不敢去，因为老康没有跟我说，不错，这场戏，不错，负责，压根儿没有，但是我觉得五班的东西，包括张译包括他们，他们能感受的到我们这场戏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从袁朗这儿我得不到这种肯定的东西。
曹克楠:有一场还是说了，就是咱们俩拍办公室那场，一拍完了以后导演说终于拍了一场军人的戏，进去了。
何东:段奕宏我问一个技术问题，你们假扮坑许三多那个有毒的化工厂，那个在画面上出现假新闻的时候，那个声音是曹克楠吗？
曹克楠:对，是我。
何东:很带有新闻联播式的，当时是在一个礼堂里头。
曹克楠:大屏幕上的不是。
何东:但是后来有一个男的出来说话是你吧？就是告诉这次我们要……
曹克楠:对，那是我。
何东:这确实是真的啊？
曹克楠:对。
何东:接下来我就问了，你在人生中遇到压挤的时候怎么办？最大的高官，《士兵突击》里。
曹克楠:实际我演这个人物对我来讲挺轻松的。
何东:不是，我是问你的人生有没有被压挤的，钢七连的这种一个人锻造的时候，你怎么应对？
曹克楠:有，刚从部队回来以后分配到内蒙古第一毛纺厂当一名工人，搬运毛线，把毛线用染缸，当时叫染井，把它染完了以后烘炉，在那个车间里边待了将近一年，那时候就发誓一定要考大学，因为从小喜欢唱歌跳舞，也有这方面的天赋，个子还没有收音机高的时候就搬一凳子听收音机听人唱歌，一定要去考大学，我就把这个事情和我心里面的话跟谁说了？跟我妈妈说了，跟我舅舅说了，亲舅舅，因为我从小淘，院里的孩子都打遍了，父母谁见我谁头疼，但我跟我妈说了一句话，我说妈，我要考大学。您知道我妈说了一句什么话？就从鼻子缝里边嘣出一个字“哼”，就这一嗓子，我大舅说了一句话，“你考上大学，我头朝地走”。最亲的人对你这样的评价，所以我从那儿以后再也不说了，我一句话也不说，我就复习功课，复习文化课，找老师学表演，到了3月份我买了一张车票直奔上海，考戏剧学院，一举成功。最后我录取通知书不是收的，考完了以后我又去了上海，我等这个通知书，从7月7、8、9号考完试以后一直到7月下旬我到上海，等到8月上旬，通知书等到了。他说克难，你这个通知书是你自己带回去，还是我们给你寄回去？我说肯定是我自己拿，就回了家。回了家只拿给我妈看了这个通知书，我说妈……
何东:您鼻子好了吗？（笑）
曹克楠:我说这个字，我妈说认识啊，你什么意思，我就把通知书拿给我妈看，我看我妈第一次流泪，说了一句话，“我自己儿子啊，我都不了解”。
何东:我当时是给我爸看的，爸爸是个专业人员，就得洗洗手看那个文字，拿起来以后，到里屋看完了以后出来，坐下来他说何东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你是属于学了也不太知道的，所以你跟这行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你呀，去好好当一个技术工人，专业的父亲，三十多年的编辑，给予摧残性的打击，这跟来自外人不一样。彻底就崩溃了，后来我见我爸，我写东西就藏，因为他是专业的，他做这行的，他告诉你不可以，你做不了，我第一篇东西发了以后，我把发表的信给他看的时候，我第一次看我父亲，他就像孩子一样，那个老头就直转圈，意思就是说这儿子强啊，就这么一个意思。
何东:而且你传染了我，从你那个话里我又掰出一句话来，就是凭什么，刚才高峰也讲这个事，哪儿哪儿没赶上，我一开始很无奈，很堵气，后来我在电脑上敲了一行字，接受一切不可改变的，改变一切可以改变的，有些东西你努力吧，那个谁刚才讲了，转转转，有戏不让我拍，我没事了它没戏了。
下面我要问段奕宏，这也是《士兵突击》里我觉得特别经典的戏，有伍六一，有许三多，然后万里挑一，用一种环境折磨你们，袁朗在那儿看着这些人，这会儿从那个坑里一跳下来，伍六一筋部就断掉了，已经开始有两个人已经过去了，那个谁就放弃了，我想问你，当你看到许三多背着伍六一向前挣扎的时候，这里头我看有一个特写，虽然袁朗戴着一个眼镜，但段奕宏确实在流泪，而且嘴角在抽，现在我问你，不进入这个角色你作为一个段奕宏，当时你在想什么？
段奕宏:感动，震撼吧，其实那场戏给我留下的印象挺深的，就是说你作为段奕宏还是作为袁朗，看到这场戏你应该第一反应是什么？我第一反应比那个流的还厉害，幸亏有那个墨镜挡着，其实墨镜是袁朗的一个特殊标志，一开始我不太能理解老康给我设计的墨镜，我觉得太美国化了，不，其实你不要这样去想，如果你按照袁朗的逻辑去想的话他就是让别人看不出来那双眼睛到底在想什么，下一个主意是什么，这是作为袁朗的一个特有的，他自己给自己设计的道路。那场戏作为我，在走戏的过程当中我已经控制不住了，我觉得真的很震撼，太有力量了，因为之前的戏对我来说很清楚，再清楚不过了，就三个名额，你历经这么多事情，这时候许三多能做出这样的举止太哥儿们了，太爷们儿了，但是老康后来说这时候你要知道这时候你是袁朗。但是我即便是袁朗，我是一个人，你是个人就有脆弱的一面，我只是有一个分寸的把握，所以让你看到了我在微微的感动。
何东:不是微微，因为你和齐桓这两个人很妙，不像钢七连，钢七连所有的都是外露的，你们俩要做出一副包起来的东西，那个墨镜包括你的迷彩都在包装着你，包括你平常的情绪，但是那里有一个特写镜头，我看你这儿的肉在抖，和这个嘴，眼泪已经是，虽然有墨镜也没有用，你在振颤地看着这个场面。
段奕宏: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还是最后在于导演的判断，他之所以第一条跟我提出，说奕宏，这时候你是袁朗，如果后来没有这个特写的话我一样什么也没有，我觉得作为老康来说，他的判断，这个时候我觉得其实从他的举止，从他最后给的特写，在影片当中就达成了一种共识，很多时候刚才我们在说跟老康合作的东西，其实可能成片之后才能感受他对这个人物的感受判断，可是之前他为什么不愿意沟通，或者给予更多的想法，我觉得就像朱军在采访《艺术人生》的时候，老康说我就想让他自己去找这种困境的东西。我觉得作为导演来说之后才会慢慢了解，因为我们毕竟是第一次合作，跟康洪雷导演，了解这个导演确实不一般的地方就是他会因材施教，他会挖掘你这个演员身上特质的东西，这种特质的东西我质疑是不是袁朗身上的那些，但是他可能身心不一。
主持人:问一下佳栋，这一点戏里还有你，作为一个老兵要进入最后这个，赶上这个东西，但是在最后给折掉了，筋就真的折掉了，你面目都是很狰狞的，许三多，你赶紧过去。《士兵突击》这段我看的是最多的，因为它跟我年龄有关系，人一生中都会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你如何评分你自己？
邢佳栋:心有余而力不足。
何东:我们还有心，但是有时候力量不足。
邢佳栋:对，我明白，可以说现阶段的许三多心有余而力不足，已经经过这么多年的生活，渐渐渐渐的这种情况已经几乎没有了，快没有了，可能还会偶然蹦出来，这是一种习惯思维，这种习性的思维下意识的，慢慢慢慢的会越来越少，以前不光是我，我周围的很多人都会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心里面会装着很大的梦想，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还是事业上的，包括情感上，爱情，包括家庭，包括亲情，都有很多东西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最后我是这么想这个问题的，迷茫之所以迷茫，之所以会心有余而力不足，是因为无知，是因为对自己心里面想要的那个东西不了解，以至于对对象不了解，翻过头来对自己的心也不了解，会产生无知，然后才会产生心有余力不足带来的一些失落。
举一个特别简单的生活当中的例子，比如说我想要吃一顿美餐，我对那个美餐的认识，人和人的不一样，比如说要是对健康非常有了解的人，他会对那个东西特别了解，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然后紧接着后来他就发现其实那个东西并不是我们最需要的，其实自己这个内心对那个东西产生的想像，那种心里面所想要那些东西的梦想，其实是一种造作，那个不是真实的东西，很多人，我周围也有一些做生意的朋友非常有钱，现在我们很多物质生活比较低下的人们都会想，我要有大的房子，我要车什么什么这种东西，但是他现在的力量不够，他心有余力不足。我有很多做生意的朋友他们那些东西都有，但是他们还会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什么呀？我曾经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就会困惑，我说为什么你们所要的东西跟他们所要的东西完全都是，后来发现这个东西跟物质没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后来我就想那是情感上的东西，亲情上的东西，后来同样的类比，也不是，后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根本不是，这就是我们心里面那个梦想，其实跟我们心里面那个东西都是人们造作产生的，这是不了解，等了解了以后就会对这种心有余力不足看的很清楚，然后就会OK。
何东:范雷，下边有点事，我有个问题想问你，现在《士兵突击》火了以后不断有人在我博客里说，何东，别再采访他们了，他们好像有一个意思，把你们搁在一个保险箱里，透明。我想问你面对《士兵突击》的红和火，你如何看待它的积极和消极的一面？
范雷:首先说积极的一面。
何东:先说消极都行。
范雷:我个人来说我是个演员，我肯定期望我能火，我希望大家都能认可我，都知道我，同样的《士兵突击》火了，知道我的人可能多了一些，关注我的人可能也多了一些，我觉得对我还是有积极影响的，因为我知道后面有人在关注我，知道有人叫范雷，他在演戏。
举一个特别简单的生活当中的例子，比如说我想要吃一顿美餐，我对那个美餐的认识，人和人的不一样，比如说要是对健康非常有了解的人，他会对那个东西特别了解，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然后紧接着后来他就发现其实那个东西并不是我们最需要的，其实自己这个内心对那个东西产生的想像，那种心里面所想要那些东西的梦想，其实是一种造作，那个不是真实的东西，很多人，我周围也有一些做生意的朋友非常有钱，现在我们很多物质生活比较低下的人们都会想，我要有大的房子，我要车什么什么这种东西，但是他现在的力量不够，他心有余力不足。我有很多做生意的朋友他们那些东西都有，但是他们还会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什么呀？我曾经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就会困惑，我说为什么你们所要的东西跟他们所要的东西完全都是，后来发现这个东西跟物质没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后来我就想那是情感上的东西，亲情上的东西，后来同样的类比，也不是，后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根本不是，这就是我们心里面那个梦想，其实跟我们心里面那个东西都是人们造作产生的，这是不了解，等了解了以后就会对这种心有余力不足看的很清楚，然后就会OK。
何东:范雷，下边有点事，我有个问题想问你，现在《士兵突击》火了以后不断有人在我博客里说，何东，别再采访他们了，他们好像有一个意思，把你们搁在一个保险箱里，透明。我想问你面对《士兵突击》的红和火，你如何看待它的积极和消极的一面？
范雷:首先说积极的一面。
何东:先说消极都行。
范雷:我个人来说我是个演员，我肯定期望我能火，我希望大家都能认可我，都知道我，同样的《士兵突击》火了，知道我的人可能多了一些，关注我的人可能也多了一些，我觉得对我还是有积极影响的，因为我知道后面有人在关注我，知道有人叫范雷，他在演戏。
马帅:说到刘天王我昨天刚看见刘天王，他非常努力，这点我非常佩服，我坐在下面在想自己，因为这个戏好了才有人喜爱我们，这并没有什么，我只是干这行的，我吃这碗饭。昨天我就想，人家说负面就是很累，有时候你要去下意识注意一些形象，因为你被人家关注之后，尤其这个戏又是一个正面戏，你要是一个绯闻人物那无所谓了，我今儿这样明儿肯定那样，那太好了，这是一个正面戏，你这样就要保持这种东西，你负担会重了，就是你责任的担子。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爱操闲心的人，虽然有这种责任心，但是一旦上到这个高度我不会飘，我就感觉到压力更大，每每我写博客比较慢，打字也比较慢，每每上去就想往正面引导他们，因为有很多喜欢我们这个戏的，我就想能掰过来，能给人一个教育，就是自己做的这个能改变别人，他的思维方式可能会变一下。像有的孩子玩网络游戏不玩了，说我得做有意义的事，最起码这个人对他的父母来说对社会来说改变了，他不是一个饭桶，他不是一个坐吃等死的人了，他能够做有意义的事情了，有这种责任感，我觉得这个让我感到很兴奋。因为我家是公检法系统，每年回家看卷宗案，各种歧异的案子都是由于看打打杀杀看出来的，而我们现在演了这么一个有意义的戏，对社会有意义的贡献，更不应该飘，自己也不会到那上面去飘，而是担子，只要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只要是一个公众人物，哪怕想把自己造成公众人物的，都倡导应该有一点责任心，社会的责任心，说男人也好，女人也好，你应该有一些责任心，而做这个职业呢，没有什么，我一直说我是被动的主动，因为我不是天才，就是掉到这个坑里来了，我现在只能靠这个吃饭，就是被动的进了这行，但是我主动得把这碗饭做好。
何东:段奕宏，《士兵突击》里头接近结尾有一场戏，大约是倒数第二集，你和那位同志待一会儿走了，就是考核完不见了，坐一会儿就走了，有一点穿帮了，因为考核得有一个高官坐在你旁边，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考核两个人，许三多，一笑就过去了，吴哲和成才，这两场戏可以看作是《士兵突击》整个这个戏的一个总结，你刚才提到一个心理分析师，整个长段大段的独白，演戏的都知道特别难，如果是念词的话，这个戏我知道是一个什么结果，你必须动用你所有的，你的真诚，你的阅历，你的所有的东西，对这两个人其实也是对整个这个部队和老A做了个总结，这两段独白甚至上升到什么呢？我跟康洪雷说，我说上升到了灵魂，上升到了人如何面对绝境，你当时特别说到一句话，对吴哲说的，我希望你们能，在理想和希望都无法存在的情况下仍然还能活。我还就真没想过这两个东西一旦没有的话，人怎么能活，那么我问你，准备评估这场戏你花了多少功夫？
何东:段奕宏，《士兵突击》里头接近结尾有一场戏，大约是倒数第二集，你和那位同志待一会儿走了，就是考核完不见了，坐一会儿就走了，有一点穿帮了，因为考核得有一个高官坐在你旁边，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考核两个人，许三多，一笑就过去了，吴哲和成才，这两场戏可以看作是《士兵突击》整个这个戏的一个总结，你刚才提到一个心理分析师，整个长段大段的独白，演戏的都知道特别难，如果是念词的话，这个戏我知道是一个什么结果，你必须动用你所有的，你的真诚，你的阅历，你的所有的东西，对这两个人其实也是对整个这个部队和老A做了个总结，这两段独白甚至上升到什么呢？我跟康洪雷说，我说上升到了灵魂，上升到了人如何面对绝境，你当时特别说到一句话，对吴哲说的，我希望你们能，在理想和希望都无法存在的情况下仍然还能活。我还就真没想过这两个东西一旦没有的话，人怎么能活，那么我问你，准备评估这场戏你花了多少功夫？
段奕宏:这场戏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坎儿，因为袁朗的那个戏分和戏量有限，我只能在有限的戏分里面，有限的几场戏里面找到一种可能性，呈现出袁朗不同的侧面，我觉得这点也是我从这个戏里面学到的一种能力。当然有自己的能力，也有对手的能力，编剧的能力，导演的能力，他们打开了很多扇窗口，要说到评估这两场戏来说，我觉得台词对我来说，我只说简单的背诵，传达，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最低最低的要求，其实要从袁朗来说，我一定要丢弃袁朗的伪装，粉饰，隐藏，是最真挚，最本真，最真诚来处理，这是一个大的人物基调，我觉得是从这个方向着手的。你在面对成才和吴哲的时候其实他们在帮助我，我不是说这场戏我就能怎样，是他们帮助我，他们在20多集之前他们的形象在帮助，我们一起来帮助，其实我觉得是在帮助袁朗，我无需再用更多的手段和方式，我只需最真挚、最本真地对待他们，我可能用了最简单的一种方式。
何东:我在那儿听你说我就认识你了，我就觉得这人怎么把我所有最坏的东西全部挖出来了，太恐怖了这个事情，就是你曾经想过的，你曾经贪图的，因为《士兵突击》里面有一个戏许三多感冒了，那个打算谁都有，从咱们这个营队出去往前走，就是一个大城市，但是这段戏我觉得反复看了有一种心理恐怖，一丝一丝把所有的底儿都拿出来了。
段奕宏:挺狠的，这场戏特别狠而且特别给劲，我觉得那种张力可能是内心的东西，当时拍完这场戏老康说了一句话，他说特别像苏联电影。
何东:还有一个技术问题，许三多到你那儿敲门那场戏你笑场了没有，推荐成才那个？
段奕宏:笑场了，其实这个东西，老康有时候特别喜欢演员在现场打磕巴，这时候也可以考验演员的一种能力，你可以接着说嘛，从他这儿我就慢慢感觉到，因为我在看他导别人戏的时候他一般不叫停，这时候你再接的话是非常生动的，那场戏笑场太可能了，整场戏都想笑场，王宝强太真挚，太给我笑的因素了。
何东:我在那儿听你说我就认识你了，我就觉得这人怎么把我所有最坏的东西全部挖出来了，太恐怖了这个事情，就是你曾经想过的，你曾经贪图的，因为《士兵突击》里面有一个戏许三多感冒了，那个打算谁都有，从咱们这个营队出去往前走，就是一个大城市，但是这段戏我觉得反复看了有一种心理恐怖，一丝一丝把所有的底儿都拿出来了。
段奕宏:挺狠的，这场戏特别狠而且特别给劲，我觉得那种张力可能是内心的东西，当时拍完这场戏老康说了一句话，他说特别像苏联电影。
何东:还有一个技术问题，许三多到你那儿敲门那场戏你笑场了没有，推荐成才那个？
段奕宏:笑场了，其实这个东西，老康有时候特别喜欢演员在现场打磕巴，这时候也可以考验演员的一种能力，你可以接着说嘛，从他这儿我就慢慢感觉到，因为我在看他导别人戏的时候他一般不叫停，这时候你再接的话是非常生动的，那场戏笑场太可能了，整场戏都想笑场，王宝强太真挚，太给我笑的因素了。
何东:下边我问张译，今天我热爱的张国强没来，我就用一个高城的问题难为你一下，高城调任副营长的时候终于对许三多有点认了，他说你说他拿什么事都当救命稻草，最后一不留神就变成一颗参天大树了。我想真的有一天你怀里抱这一颗参天大树的话，如何才能不让这些大树成为你的心理负担？你是慢热，包括有人说何老师您给我写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我给你多少钱，回家就写不了了，满脑子都是钱啊。我想问你，人每天抓住救命稻草，这是一种活法，如果怀里真有一棵参天大树，怎么不成为负担？
伍六一救命稻草虽然是一根草，但是能救命，即便到最后整合成一棵参天大树，我相信它不应该变成一个人的负担，而应该变成阶梯，当然这是从理论上来讲。咱们现在坐的位置叫中关村，我就在想一些电脑方面的存储，比方说我们以前不发达的时候U盘，记忆卡，一个MB，或者是几十个MB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事情，后来慢慢发展变成125个MB一个U盘，很贵，前两天我在一个朋友，他从香港带回来一个U盘，一个手指甲这么大，8个G，它的容量已经越来越大了，变成参天大树一样，但是它的体积却越来越小。我个人接触电脑时间不长，但是我特别愿意攒，无论从我生活当中攒资料也好，攒电影也好，还是我心里在攒什么，很契合，所以我有一种收藏的癖好，就是转化成电子格式存到这些数码产品当中，从这么大的一个40G的小硬盘，后来变成一个300多个G的大硬盘，再后来变成2块300多G的大硬盘，我觉得越来越麻烦了，每一次出行都是一种负担。我特别羡慕很多科幻电影当中就像是一个芯片，可以带走他全部的财产，从物质的财产还是精神上的财富，我期待这种时期的到来。
伍六一救命稻草虽然是一根草，但是能救命，即便到最后整合成一棵参天大树，我相信它不应该变成一个人的负担，而应该变成阶梯，当然这是从理论上来讲。咱们现在坐的位置叫中关村，我就在想一些电脑方面的存储，比方说我们以前不发达的时候U盘，记忆卡，一个MB，或者是几十个MB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事情，后来慢慢发展变成125个MB一个U盘，很贵，前两天我在一个朋友，他从香港带回来一个U盘，一个手指甲这么大，8个G，它的容量已经越来越大了，变成参天大树一样，但是它的体积却越来越小。我个人接触电脑时间不长，但是我特别愿意攒，无论从我生活当中攒资料也好，攒电影也好，还是我心里在攒什么，很契合，所以我有一种收藏的癖好，就是转化成电子格式存到这些数码产品当中，从这么大的一个40G的小硬盘，后来变成一个300多个G的大硬盘，再后来变成2块300多G的大硬盘，我觉得越来越麻烦了，每一次出行都是一种负担。我特别羡慕很多科幻电影当中就像是一个芯片，可以带走他全部的财产，从物质的财产还是精神上的财富，我期待这种时期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