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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既得利益者，内心很不安”
新京报：你说现在的大学变成了一座围墙，怎么理解这座“墙”？
章开沅：这墙就是一个体制，目前大学的体制需要改变。比如官本位，现在叫“去行政化”，这讲法不太科学，大学不能没有行政。严格来讲是去官僚化，那样比较准确。行政不是取消，是要加强，提升层次、科学管理，这是我们的软肋。
新京报：官僚化带来哪些问题？
章开沅：等级观念很强，贫富差距扩大。位置高的不仅待遇高，很多资源好处都往高处汇集。特别是层次低一点的学校，申请项目资金非常难。
因为官本位，出现很多非学术因素，不仅是年轻人，年长者、教授也达不到公平。有些教授有钱有势，拉到几个项目就挥金如土；有些教授在孤独清贫的状态下挣扎。
新京报：你一辈子生活在这体制里，所以感受更深？
章开沅：这体制很可怕，也很奇怪，过去学校是清水衙门，现在不完全是了。高一点的高校，特别是985、211，就是航母舰队。
体制是座金字塔，爬到塔尖就有享不尽的福。但那也是少数人的享福，青年教职工被压榨，用各种东西来管制他们，逼他们出成果。
这就是体制，我所理解的，就是这个“围墙”。
新京报：可你自身很顺利，没遇到这些问题，为什么还想打破围墙？
章开沅：你问我为什么要突破围墙，人生活在这里，如果不瞎不聋、还有点意识、有点良知的话，是很不舒服的。
这围墙很厚，它跟过去不同。过去是靠政治大棒来管制我们。现在是用钱管住，钱很可爱，很多人喜欢。你只要顺着这个围墙，一步步攀升，确实能得到很多好处。
在这个圈子里，我也是既得利益者，已经得到够多好处了，所以内心很不安，希望改变这个体制。
新京报：很多人不愿意承认是既得利益者，你为何很坦诚？
章开沅：其实大家关注，就表明我看到的这个围墙大家也看到了，我想推倒别人也想推倒。里边人想出去外边人想进来，但首先这个墙要拆掉，这才能成为正规的、符合现代要求的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