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行】中国人的侠客情结

在封建社会里，所谓为强为恶者，几乎全部来自社会上层，或为贪官污吏，或为豪强劣绅，因此，侠客的剑锋所向。大抵在统治阶层。
　　物不平则鸣，社会不平是造成“以武犯禁”的根本原因，也是织就中国人侠客情结的历史根源，诚如《水浒传》所言：“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尽管统治者曾屡屡加以镇压，但因无法改变“社会不平”的本质，因此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这种游侠现象。例如自西汉初年起，豫鲁一带侠客迭出，汉景帝时为了加以裁抑，不仅“尽诛”各地游侠，而且族灭了名气最大的郭解，但是，“自是之后，为侠者极众”，真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了。因此，中国的游侠之风绵绵不绝，大体与封建社会相始终，“以武犯禁”也就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一种持续不断的历史现象。
　　

　也是在《清稗类钞》中记载，道光年间，四川总督宝兴贪赃枉法，民不堪命。一个绰号叫“靴子李”的侠客半夜窃去其侍妾的金钏，尔后又跟踪到京，夤夜持刀闯入宝兴府邸，索走黄金300两、白玉鼻烟壶一具。宝兴遣人缉捕，靴子李坦然入狱。不料几天后靴子李“顿”足一呼，铁索寸断，上下桎梏如蜕脱，跃登屋瓦，三四转即不见”。次日凌晨，靴子李又从容进入宝兴卧室，历数其罪，宝兴亦唯唯而已。
　　乾隆年间，江苏省川沙厅(今川沙县，属上海市)遭海啸袭击，田地无收，百姓流离失所，而江苏巡抚庄有恭却携眷游金焦二山。官船正在江上行驶，突然有个壮士跳到船上，击倒左右随从，拿出一张纸来，威逼这位巡抚大人盖上大印。月余之后，川沙厅上呈公文，称已奉命豁免沿海诸地钱粮。庄有恭大怒，但官印已钤，亦无可奈何。
　　以武犯禁，对抗法律，本来是掉脑袋的事。但在古人的笔记小说和民间传说中，侠客们却大多能凭着一身出神入化的武功而来去自由，化险为夷，恐怕其中已经渗透了古代人民的价值取向和美好愿望，带有理想化的色彩，是经过净化和过滤的传说故事。
　　

我们中华民族是个很守规矩的民族，温文有礼，感情内向，但同时又是一个长于幻想的民族，崇奉神怪，耽于奇幻。规矩现之于外，是为形；幻想发之于内，是为神。规矩太多太严，而幻想又太诡太奇，于是就造成了形与神之间的不协调。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使我们民族的心理气质趋于畸形发展，形神分离、表里不一、人格分裂就是这种畸形发展的标志。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朝代累有更替，但封建君主专制却是一以贯之地沿袭下来，而且愈到后来手段愈完备，禁锢愈严酷。明代的东西厂和锦衣卫，清代的文字狱和团练，以及从北宋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大概都是历代统治者的“创举”，堪称“世界之最”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在中国历史上一向如此。
　

　中国人的言行受到名教纲常的严格限制，其思想也必然处于相对的禁锢之中，等级的森严，政治的黑暗，社会的不平，生活的贫困，婚姻的不自主，使得许许多多的现实事情无法可想，甚至也用不着去想，只要你循着祖辈的老路走下去，学着老调子唱下去就是了。可是，人的思想毕竟是不甘寂寞的，倘若它不往现实的、科学的路上发展，就一定要朝着虚幻的、缥缈的世界开辟道路。
　　社会的不平太多了，面对着强大的封建国家机器，人们感到自己是那样渺小，那样无力，于是，他们就很容易幻想救世主，或明君，或清官，或神仙，或身怀绝技、行侠仗义之人，希望他们能出来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人们甚至幻想自己就是那种飞檐走壁、来去无踪的侠客，于冥想之中逞一时之雄，泄心头之愤。
　　所以，所谓“侠客情结”，实际上是平民百姓的侠客情结，是社会底层的侠客情结，而与达官贵人、豪强富绅基本无涉。透过侠客情结，后人们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平民百姓的感情指向和精神期待。当然，对于平民百姓来说，这种有关侠客的心绪纠结，在精神上和情绪上无疑都含有宣泄作用，也有着自我平衡的心理功效。
　　

在中国人的侠客情结中，还蕴含着一个执着的心理祈求，那就是对那种巨大人格力量的向往。文化史研究证明，在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该民族最缺失的某各群体性品格，往往成为该民族多数个体持久的精神追求。而在中国，最缺失的就是那种不含奴颜和媚骨的健全人格。
　　在中国，由于二千多年封建专制思想的统治，尤其是从南宋时程朱理学被奉为正统官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垄断地位之后，所谓“三纲五常”及“存天理，灭人欲”之说，几乎取得了与法律同等的地位，成为伦理道德的无形之法，迫使人们压抑本性，扭曲人格，言行不一，形神分离，示伪于外而隐真于内，对整个民族的性格气质造成了负面影响。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整体的、全方位的精神压抑与个体的正常欲望之间，由上而下的思想禁锢与下层百姓之间，形成了持久的隐性文化冲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文化冲突有可能转化为民间文化与廊庙文化的公开对抗。而“侠客情绪”，基本上属于民间文化的范畴，它大体上应被视作下层百姓对现存秩序的幻想中的反抗，也是下层百姓对幻想中的完美英雄人格的追求。
　　

然而，在现实中，侠客们的“以武犯禁”毕竟是个人的反抗行为，是针对统治阶层个别人的个体暴力。它是零星的，散乱的，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和偶然性。侠客们从来没有明晰的政治目标，他们只是从铲除社会不平的良善愿望出发，实施个人的反抗行为。尽管侠客们历来都是封建社会的一支破坏力量，但就整个社会而言，侠客的破坏行为是微不足道的。以一己之力与整个封建国家机器相对抗，即便武功再高，也终究无济于事，个人的反抗行为从来不会、也根本不可能触动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充其量只能起到些许调节作用，使个别贪官豪强稍有收敛，使个别弱者暂脱厄运，而于社会大局并无补益。明清两代游侠之风甚盛，而政治腐败日甚一日，便是明证。所以，以武犯禁之举尽管不乏崇高的献身精神，但从本质上讲，侠客们又无一不是最终的失败者。
　　其实，武侠小说并不是生活的真实，而是幻想的真实，换言之，即“真实的幻想”。那是常人的美妙梦境，百姓的真心呼唤，也是对封建“人治”历史的潜意识的反抗。在中国，武侠小说或许将成为民族的永恒童话，面侠客情结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元素，也将融入民族心理的历史积淀，成为我们民族心灵史上一种永久的追忆。
　　(摘自《寻报》杂志2003年第4期(双月刊)，大象出版社出版。社址：河南郑州市经五路66号；邮编：45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