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孔子，我们将“无家可归”——圣人孔子、圣地曲阜与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论稿
时间:2008-01-31 09:48 来源：中国台湾网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 宋立林
摘要：认为讨论中国思想文化绕不开孔子，这事关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家园重建。改革开放以来物质生活丰富，但精神文化生活发生危机，人类文明面临严峻挑战，引起国人普遍关注。倒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在1988年巴黎宣言中提出：人类在21世纪生存必须回到孔子那里寻找智慧。90年以来读经运动从台湾蔓延到大陆，国学骤然升温，祭孔规格越来越高。中共十七大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上日程，这会推动传统文化复兴和中华新文化建设。儒学自汉代“独尊”后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但儒学并非等同传统文化。孔子思想特点和价值所决定他是圣人。儒学特质带有人文教化和宗教性特征，以六经为依托进行社会教化，以实现政治有序与社会和谐。肯定儒学思想宗教性不意味着可重建儒教。
如果说，如何实现现代化是近现代中国主题的话，那么，中/西、古/今之间的对立冲突、焦虑紧张，可以说是一百六十多年来中华民族最为深刻的历史记忆。而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代表的孔子，则犹如一座风向标，其地位的起伏反映着各个时期中与西、古与今之间矛盾冲突的轻重缓急。孔子不仅在古代，在近现代尤其是二十世纪，更是中国思想文化乃至政治话语中的焦点。以至于今天我们讨论中国的一切思想文化乃至政治思想，也仍然饶不开孔子，尽管人们可以否定他、批判他。
纵观这一百五六十年的近代中国历史，孔子的近代命运，可谓多舛矣。而这一切都事关中国传统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逐渐失落之大问题。人们忽然有一天意识到，物质丰富的自己，精神上居然丧失了家园。现在很多中国人发生了民族身份的认同危机。列文森曾在其《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指出，儒教在现代中国已经进入了博物馆。其实，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渐行渐远，我们的生命生活逐渐被外在的东西包裹起来，甚至出现了太多的“香蕉人”（许嘉璐语），我们还是炎黄子孙吗？换句话说，我们还以“炎黄子孙”为荣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2007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将近几十年来中国精神家园失落的问题高屋建瓴地提出，并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这将直接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建以及中华新文化的建设。
窃以为，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之中，重中之重就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资源，尤其是从孔子、儒学中寻求资源。而这是与孔子、儒学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和其本身的特质决定的。
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
这是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文化史家柳诒征先生在其《中国文化史》中对孔子的评价。也正因为孔子儒学的地位如此重要，所以近代以来，孔子思想成为新学者所攻击的对象。
那么，说孔子儒学是中国历史的正统和主流，是否就会否定其他诸子尤其是后世佛教和道教的地位与作用呢？当然非也。孔子儒学居于主流，并非说中国文化只有儒学，儒学等于传统文化。今天强调孔子和儒学的价值，是与其特殊价值和现代意义分不开的。孔子是圣人，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这是孔子思想的特点和价值所决定的，并非仅仅是统治阶级的一厢情愿。中国文化是一种“希圣希贤”的文化，而“圣”是一种“人”之“格”，而非宗教之“神格”，因此中国文化与西方最大的差异就是人文主义盛而宗教色彩淡薄。而这正是由孔子思想和原始儒学的思想特质决定的。
孔子和原始儒学的特质到底是什么？其实，对儒学特质的理解，可以直接从儒家之得名为“儒”入手进行考察。“儒”之本义为以道艺濡人之人。这也是孔子学派被称之为“儒”的原因。可以说，儒学的特质就在于“教”。而此所谓“教”即教育、教化之义。以今天的话归纳起来就是：原始儒学秉承先王之道，关注道德、社会与政治，以六经为依托，进行社会教化，以实现政治有序，社会和谐。已有学者明确指出，原始儒学关注人的精神价值和道德的实现，即“成人”问题，但“成人”问题实质上关涉的是政道、治道、王道。因此，在本质上说，孔子思想归根结蒂是一种以王道为理想、以教化为取径的社会、政治思想。孔子的教化思想，是以人文主义为特色的，因此，中华文化的人文主义传统与孔子儒学重视人文教化的特点是分不开的。
但是，孔子思想中除了人文教化的主色之外，还有一层色彩，那就是孔子思想的“宗教性”，而这直接影响了后世儒教的宗教性特征。
关于儒学是否宗教，由于受到西方宗教学界和海外新儒家的影响，国内学者逐渐接受了儒学具有“宗教性”的观点，在“是教说”和“非教说”之间找到了契合点。但是，儒学的宗教性虽然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但是对于儒学创始人孔子思想的宗教性系统研究还不多见。我们肯定孔子儒学思想的“宗教性”，并不意味着对于“儒教重建”的认可。基于历史上儒教的特点和近代孔教运动的失败教训，笔者对于儒教重建抱有深深的怀疑。尽管我们对于宗教的理解可以超越那种一神教和负面否定的态度与立场，但是国人对于宗教的整体认识还停留在那个阶段，改变这一认识需要漫长的时间。再者，重建儒教是否具有可操作性，更是关键。而且，重建儒教之后，会不会开出事与愿违的“恶之花”、结出背离初衷的“恶之果”，是不能不考虑的大问题。
曲阜，因为养育了圣人孔子而成为中国的圣地。笔者以为，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必须利用曲阜及其周边地区的现有历史文化资源，以三孔和三孟古迹为主线，结合寿丘、少昊陵等上古文明遗迹和洙泗书院、尼山孔庙和书院等后世文物，一方面加强力度予以修缮和保护，另一方面在文化内涵上进一步予以开发利用。而这一工程重要的地方，决非体现在具体的建筑等物质层面，虽然这同样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发掘并赋予其浓厚的文化内涵。使这块圣地，在体现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上更加突出、更加完整，而作为圣地必有的庄严感、神圣感更是决定其成败的关键。
中国需要一块精神的净土和文化的圣地，然而要建设这一圣地，必须考虑当地人的生存问题。没有经济支柱，这一设想必然泡汤。因此国家的政策倾斜变得十分重要。
孔子在现实世界没有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却以“斯文在兹”的信念为后世中国人建立了一个精神家园。失去了孔子智慧的启迪、儒学教化的润泽，中国人精神的家园会变得如何破败不堪，我们已经深有体会。
（宋立林，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讲师，《孔子文化》主编、《孔子文化研究》编辑、洙泗讲堂堂主、中华孔子网管理员）
编辑:李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