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游天涯
这一次李白来到长安，也确实是春风得意，不久他就在紫极宫遇到老诗人贺知章。李白潇洒出尘的风采引起了贺知章的注意，当读到李白的诗作时，贺知章又大赞其诗“可以泣鬼神”，并称呼李白为“谪仙人”。据说，无比兴奋的贺知章，当即解下衣带上的金龟，换酒与李白共饮。进而，贺知章也将李白推荐给朝廷，李白的名声慢慢在京城中传播开来。
不久，李白便被玄宗召见于金銮殿，命待诏翰林院。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记载此事时说：“（玄宗）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可见，异礼有加，备受宠遇。此时李白终于如司马相如、扬雄一样，以文学才华博得了天子的赏爱。
此后的日子，李白一面出入宫廷，得帝王优渥，锦衣玉食；另一方面又结交王公大臣，常被贵门邀饮，度过了一段优游快意的时光。这样一些诗句为我们大致勾勒出他这一时期的生活：“幸陪莺荤出鸿都，身骑天龙飞马驹。王公大人赐颜色，金章紫缓来相亲”“待诏承明里，抽毫颂清风。……快意且为乐，列筵坐群公”“入侍瑶池宴，出陪玉荤行”等等。
李白以诗文为“艺能伎术”而入翰林，在短暂的志得意满之后，却始终停留在文学侍从的位置上，无从施展其“济苍生”“安黎元”“拯物”“解世纷”的平生抱负，每日多以陪驾、应制、娱君取悦于帝王后妃。很快，李白对于御用文人的生活日渐厌倦，开始了在长安“浪迹纵酒”的生活。
长安城内，酒肆林立，正好满足了李白痛饮狂歌的生活，他常与贺知章、汝阳王、崔宗之等八位嗜酒者畅饮游乐，时人称为“酒中八仙”。多年以后，一位李白的崇拜者来到长安，写下了一首名叫《饮中八仙歌》的诗，他就是杜甫。在这首诗中，杜甫将李白的狂态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来：“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李白“本是疏散人”，无法应付官场上的繁文缛节、尔虞我诈，又从不苟且迁就，因而在朝廷内越来越受到排挤。天宝三年（744年），李白自知不能为官场所容，遂于三月上书请还旧山。唐玄宗也认为其“非廊庙器”，便赐给他一笔钱财，准其离开了长安。
在官场中，李白自由浪漫的天性受到束缚，他不得不再次开始人生的一场漫游，以寻求精神的慰藉。
天宝三年夏天，李白离开京师后，一路东行，来到东都洛阳。在这里，李白与杜甫第一次相遇了。后来，两人相约游梁宋时，又遇上诗人高适。于是，夏秋之间，三人同游于梁宋，或入酒垆，或登吹台，或游梁园，或观孟诸，饮酒赋诗，慷慨怀古。杜甫在《遣怀》一诗中写道：“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三人相见如故，诗酒清狂，过了一段浪漫而潇洒的生活。
天宝四年（745年）春，李白回到任城，略置田产，日夕沉饮。不久杜甫来东鲁看望李白，两人又一同游于任城一带。政治上的不得志，使得李白日益沉浸于对神仙道教的憧憬之中。
天宝五年（746年）春天，李白屡有南游之意，因为卧病甚久，直到秋天才启程。临行前，他写下了《梦游天姥吟留别》这一名篇，诗中说：“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吴越的山水又成为他魂牵梦绕的地方。在那里六朝名士流连于山水之间的风流体态，向慕神仙的信道热忱，都与李白此时的志趣不谋而合。他在此诗结尾处说：“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这是最具李白特色的一首诗歌，与李白更多的离开长安后的诗作一样，这里虽然已不见了建功立业的打算，但却在一种傲视与愤激中更加传达出一种盛唐的情绪。
他不仅高喊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还说过“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他又说过“一生傲岸苦不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他也说过“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等等。他肆意地“笑傲王侯，蔑视世俗，不满现实，指斥人生，饮酒赋诗，纵情欢乐”。盛唐艺术在这里奏出了最强音，一切都是冲口而出，但却痛快淋漓、天才极致。
而李白每一次毫无顾忌的尽情抒发，每一次不满的痛快表达，又无一不在反证着盛唐时代精神自由的程度。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所说：“他们要求突破传统的约束和羁勒；他们渴望建功立业，猎取功名富贵，进入社会上层；他们抱负满怀，纵情欢乐，傲岸不驯，恣意反抗。而所有这些，又恰恰只有当他们这个阶级在走上坡路，整个社会处于欣欣向荣并无束缚的历史时期才可能存在。”
公元746年，李白在时隔20年后，再次来到扬州。虽然这时生活上已不再如年轻时的豪纵，但依然没有停止漂泊的脚步，此后数年，他南下宣城，北游幽州，以令人惊讶的精力，继续漫游在大唐的国土上。

以梦为马的诗人李白
郑博超
历史上能够名垂千古的人并不多，李白以他的诗而名留史册。
年轻气盛的时候喜欢“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非凡气势，喜欢“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的淋漓快意，那种率意驰纵、洒脱不拘每读起来都让一颗年轻的心兴奋不已。只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年少时虽然读出了李白诗中的狂放与叛逆，却不能读出狂放深处的愤怒，叛逆背后的理想。古人讲“知其人，读其书，识其事”，所以只有感受到李白报国济世的理想、傲岸不屈的人格与无奈现实的碰撞后，才能真正读懂李白的诗。
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走入李白的生命历程。
据史家考证，１３００年前，李白出生于地处西部边陲的碎叶城，５岁时，才随父亲迁回祖籍四川。少年时的李白诗文很好，喜好剑术，为人任侠，曾著文自称“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后来游侠的“噬血仇杀”的一面丢弃了，而“豪饮壮游”的一面却成为他人生中不可割弃的一部分。
李白２５岁离开四川，目的不只是游山玩水，他是很有一番抱负的。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射夫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游历三峡后，李白顺江东下，登庐山，访金陵，游扬州，经年浪迹于吴越之间；其后北上洛阳，在安陆成亲，过了几年稳定的日子，其间还曾应朋友邀请，同游太原。
在科举制之前，很多人是通过自己卓越的声誉和才能而被帝王赏识，并发挥了拯救危难、扭转乾坤的巨大作用。比如辅佐周文王成就霸业的吕望，舍身刺秦王的荆轲，三国时的诸葛亮，东晋的谢安等等，这些都是李白诗文中反复引用的典故，李白在他们的身上寻找着自己的理想，也走上了这样一条途径。与当时已趋成熟的科举制相比，这实际上是一条落伍的路子，但是李白矢志不渝地走了下去，一方面展示出其人格的力量，一方面也预示了他悲剧人生的必然性。
天宝元年公元７４２年　李白奉召入长安，时年４２岁，接到诏书后仍然欣喜若狂，“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到长安后，唐玄宗亲自召见，任他为翰林供奉，以“布衣侍丹墀”。
但李白不是追逐权势的李白，也不甘于“摧眉折腰事权贵”，而是“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的李白，可惜玄宗只把他当做一个做应命诗文的才子看待。很快，李白蒙谗出京，失望地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二次漫游。这次漫游的范围更广，从陕西经河南至山东，再至燕赵大地，并和杜甫结下了不朽的友谊。安禄山叛乱期间，他避居庐山，常以谢安自喻，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所以天宝十五年公元７５６年　，永王起兵讨逆，李白很踊跃地加入了永王的队伍。
虽然已是５６岁的高龄，李白仍满怀希望地认为这是施展自己的政治理想、建立一番不世功业的大好机遇，他的诗中重又流溢出喜悦和憧憬来。但李白对于政治的认识实在是太天真了。仅仅过了一年，永王兵败，李白受到牵累，以垂暮之年流放到遥远的夜郎。流放途中，行至巫山，始遇赦东还。
在政治漩涡中接连遭受打击的李白，虽然常常在诗文中表达心中的愤懑，但是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理想仍未泯灭。在人生的最后一阶段，李白渐入凄凉老病的晚境，然而他的诗情酒兴，还是不减当年。临死前一年，李光弼率兵讨伐史朝义的叛乱，李白闻讯请缨，不幸中途因病废弃。
公元７６２年，李白死于当涂，享年６２岁。关于李白之死，还流传着醉酒捞月堕江而亡的传说。毕竟是诗人，连死都被附会得风雅而浪漫。
李白被后人尊称为“诗仙”，他以豪放、洒脱的诗风影响着后世，同样以豪放、浪漫的形象在后世流传。他的志向不在诗而成于诗，相反，他有着一番安邦定国、拯济苍生的政治理想，而且终其一生遇百折而不回，这也注定了李白悲剧的一生。
对于这一点，海子的诗为所有富于幻想的悲情诗人做了最诗意的注解：
“万人都要将火熄灭
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
此火为大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借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

其实，李白一入永王幕，就已经坠入了玄宗和肃宗父子之间，李亨和李璘兄弟之间争权夺利的旋涡之中了。按理说，李白应该对唐初李世民兄弟为了皇位手足相残的故事耳熟能详，对永王分兵袭击吴郡、广陵已引起江南士民的抵抗更是清楚，可他为什么还要趟永王这趟浑水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李白已经被政治欲火烧得利令智昏一叶障目了。自己已经58岁了，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好好过把政治瘾，将来肯定会死不瞑目的。虽然永王名分不正，但大家都在逐鹿中原，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安知永王就不是第二个李世民？可能正是怀着这样的投机心理，李白才乐颠颠地下了庐山，准备跟着永王建立一番不世之业。正如玄宗没看上他的“经济之才”只相中了他的诗才一样，永王看中的也只是他的绝妙诗才，只是让他装点一下风雅的门面而已。李白的自作多情换来的却是牢狱之灾，让他这个以谢安自居的王佐之才，徒然陷入惆怅莫名的愤慨当中。
五
李白从浔阳监狱里被暂时取保释放后，自以为已经洗清了罪名，可以重新做人再展宏图了。恰好御史中丞宋若思也十分敬重李白，就把李白留在自己的幕中做事。自作多情的李白以为做政治梦的时机又到了，于是就给宋中丞写了封自荐信，信中，李白说自己“托意在经济”，是“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并且希望朝廷“收其希世之英，以为清朝之宝”，“拜一京之官，献可替否，以光朝列”。但是，这封信非但没起什么作用，反而李白很快就被流放了，于是他只能幽幽地写出“而我谢明主，衔哀投夜郎”和“圣主恩深汉文帝，怜君不遣到长沙”这种诗歌，来曲折委婉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之情。
759年，因为旱灾，朝廷下令赦免流刑以下的罪犯，李白也在其中。听到这一消息，李白激动万分地写出了一首千古绝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时，他又做起了他的政治美梦，光做梦还不算，李白还想付诸实际行动。761年，朝廷派李光弼东镇临淮，扫清残敌。61岁的李白闻讯竟前去请缨杀敌，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走到半路就被打发回来了。
至此，李白才意识到自己的政治之梦是彻底没有实现的希望了，而此时离他与世长辞只有一年的时间了。
“才将命不偶，命与时相背，独立山海间，空老圣明代。”（《赠从弟宣州长昭》）这首诗既是诗人怀才不遇的悲歌，更是他在政治梦破灭后，对自己一生坎坷政治之路的反思。只是，李白的反思很不彻底，也很肤浅，既没有认识到造成自身悲剧的社会原因，更没有认识到狂热的“政治恋情”才是造成自己一连串人生悲剧的根本原因。
李白的一生，可说是做了一辈子的政治梦，但每一次都做不圆。第一次进入长安，连政治之船都没上去；第二次进入长安，虽然上了船，却没进行角色转换，还用文人的一根筋去撞击官场，结果把自己撞了个人仰马翻；第三次居然上错了船，险些遭遇灭顶之灾。天才大诗人，却落了个如此下场，实在可悲可叹。究其原因，除了现实的黑暗无道之外，最主要的恐怕就是李白一点也不懂政治，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聪明的傻子。他稍不如意就爱吟诵的那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就最能说明诗人的悲剧本质。要想实现兼济天下的理想，就必须“事权贵”，而要想“事权贵”，又必须“摧眉折腰”，“开心颜”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作为文人的李白有的只是傲岸与桀骜，追求的是一种天马行空的自由生活，这样的文人还想去政治之船上乘风破浪，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命运出现悲剧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实。

汪伦的约会
李国文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的这首《赠汪伦》诗，因为编进了小学语文课本，在中国大地上，几乎无人不知。但是，要问一下，诗中的这位主人公，他的来龙去脉，他的履历行状，恐怕就没人说得上来了。
只有一个解释，汪伦是一个普通人。
李白有《过汪氏别业二首》（也作《题泾川汪伦别业二章》），似可参证。但即使这首诗，也没有什么汪伦的细节介绍。只知这位主人，可能很富有，也很好客，因此有条件邀请李白到他家小住。而且他还拥有别墅，在泾川的山清水秀处，正合诗人的雅兴。两人虽然初次见面，“畴昔未识君，知君好贤才”，因此，诗人与汪伦相当投契，一见如故。而且，主人家的高规格接待，也让诗人感动。“我来感意气，捶炰列珍羞”，看来，唐朝的“徽菜”，就相当考究了。
从诗句“相过醉金罍”，“吴送琼杯”看，李白在汪氏别墅小憩，吃得固然开心，喝得好像更加开心。
诗题下校注云：“白游泾县桃花潭，村人汪伦常酝美酒以待白，伦之裔孙至今宝其诗。”汪伦善酝，他的家酿美酒，自然是上乘的佳醪，着实令好酒的诗人迷恋陶醉。从两首诗中，“酒酣欲起舞，四座歌相催”，“酒酣益爽气，为乐不知秋”，两次同用“酒酣”一词，我估计是诗人手不释杯的结果，老先生喝高了，来不及推敲，才犯了诗家的重复之忌。由此也证明“李白斗酒诗百篇”的那种米酒，在长安酒肆里出售的，由漂亮的胡姬斟进他杯子里的，大概酒精度较低。如果是二锅头那样的烈性酒，一斗下肚，就该学阮步兵，作三月醉了。
但这首李白的诗，却使附丽于诗中的汪伦，与诗一齐不朽。正如王勃那篇《滕王阁序》，一句“都督阎公之雅望”，那位洪州牧阎伯屿，便跟“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样，被人吟诵朗读。
一首好诗，一篇美文，能起到这样的效用，是出乎作者预料的。本是名不见经传的，本是极平凡的汪伦，却在李白的诗中，留下来深情的名声。
清人袁枚的《随园诗话》，对汪伦之约，有一段记载：“唐时汪伦者，泾川豪士也，闻李白将至，修书迎之，诡云：‘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欣然至。乃告云：‘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李大笑，款留数日。”
我特别欣赏“李大笑”这三个字。因为今之“李白”，很难做到大师那样的豁达坦荡。当代作家笔下的贵族化，和当代作家精神的贵族化，碰上袁枚所说的汪伦式的这种老百姓玩笑，究竟有多大的承受力，会不会勃然大怒，会不会扭头就走，真是说不好的。也许因为追求这种贵族化的结果，势必要疏离于那些平常的、平凡的、普普通通的大多数人。同样，这些平常的、平凡的、普普通通的大多数人，不再是文学的忠实读者，也是很正常的现象。
因此，在车载斗量的当代作品中，要想读到李白这样情真意挚的，表现普通人的诗篇，恐怕是很不容易的了。

李白苏轼都曾开过矿

长见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