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路开花
一
我出生那天，他和父亲一同裹着家里惟一的那件棉大衣马不停蹄地给母亲送来了糖水鸡蛋。他刚进门，还顾不得拍落身上的雪花，便欣喜若狂地四处找寻：“妈，小弟呢？小弟在哪儿？快让我抱抱。”
这是母亲在后来的很多年里，最喜欢提及的一幕往事。那年，他6岁，我刚出生，尚未取名。后来，在一次通宵达旦的农活中，他顿然消失了。母亲哭着找了整整一天，险些把茫茫田野翻遍，可还是找不到他的影子。
他真丢了。这一丢，就是整整19年。这十九年里，母亲只要一回想起那个明月朗朗的晚上，双眼里就注满了泪水。每年一到八月十五，她就喃喃地说：“你看，不知不觉，你哥的生日又到了，他又大了一岁。”
他是八月十五生的。兴许正是生辰里的团圆喜气过浓，才注定我们一家无法在凡尘里欢聚。我拉着母亲的手说：“他一定是好好的，你别担心，说不定哪天他自己找上门来了，吓你一跳。”
这漫漫的19年尘世光阴，让母亲衰白了发鬓。但在她心中，从始至终都不曾衰老的，就是那一个我刚出生的风雪之夜。她无可奈何地将所有深沉的爱，毫无保留地倾注到我的身上。我的任性、顽劣、调皮，乃至后来出现过的偷盗、打架等等，都被她面无怒色地一一隐忍了下来。她包容着我，爱护着我，彷佛我就是她仅剩的所有。
于是，很多时候，我就在想：这丢失的哥哥，在这些年间，对于我来说，到底是福还是祸？如果他尚在的话，母亲绝不会这么毫无顾虑地纵容着我，娇惯着我。因此，我便有了这样狠心的念头，我希望，这个失散了十几年的哥哥，一生都不要再出现。
我一个人独自上学、下课，安然地过了小学、初中、高中，而后毫无悬念地北上继续大学生涯。临行的前夜，母亲忽然一面给我点装行李，一面默默地流泪，她说：“这家里最后的一个孩子都走了，以后我该怎么过？要是你哥在多好啊！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已经是满满25岁了，弄不好，都已经结婚，有个胖宝宝了。”
看着母亲悲凄的面容，我有些于心不忍。忽然开始想念这个仅有过一面之缘的哥哥。多年的田间生活，让母亲早早患上了严重的老寒腿，天气一旦阴沉，她就会痛得龇牙咧嘴，必须要有那么一个人，不停地给她上药，生着小火。我走了，家中惟剩多病的父亲和孤单无助的母亲，谁来给她生火，谁来为她搓腿？
二
大学第一年，母亲打来电话说，前些年发出去的寻人启事有了消息。听人说，在两百多里之外的闭塞的山村里，有一个稍微比我年长的小伙子，和我长得很像。母亲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我说，万一不是呢？
其实，此刻我的心里充斥着莫名的忐忑和挣扎。如果那小伙子不是，母亲定然要悲凄一段时日，她那身体，怎能经受得住几百里地的颠 簸和内心无边的空洞？如果是，她的情感世界也必然要惊涛狂澜很长时间，那么多年的亏欠与内疚，定然会让她倾其所有，作为补偿。这样一来，我就会在一个原本温暖而又团圆的氛围里，遭到无形的冷落。
最后，挣扎了一夜，我还是让母亲去了。母亲放下电话，拉上父亲，奋不顾身地扑向了那个两百里之外的乡村。
那么多的人，那么多张陌生的面孔，母亲如何才能辨认出谁是她的孩子？即便把村里所有年龄相等的小伙都拉出来，齐齐罗列，母亲也不一定就能找出，当年那个在风雪夜里给她送来糖水鸡蛋的孩子。毕竟，那是整整十九年的时光啊。虽然，它不能让群山崩裂，河床干涸，但却能残忍地更改一个人的面容，以及内心纷乱错杂的情感世界。
不分昼夜在路口站了很多天后，父亲终于提出了回程的念头。母亲说：“你回去吧，我无论如何也要把我的孩子找到。”父亲火了，啪地把手里的被子摔落在地：“你以为我不想找？那么多的人，怎么找？”
后来，母亲出了主意。带上干粮和泉水，挨家挨户地去看。后来，母亲在一个破旧的茅草房里看到了一个健硕的小伙，他虽然衣衫褴褛，但眉宇间却漾着一股凌人的英气。最要命的是，他的下颌上，竟有一颗
豆大的黑痣！母亲清清楚楚地记得，当年，他的下颌处，也有一颗与此
同等大小的黑痣。
父亲也同时看到了那颗触目惊心的黑痣。母亲暗暗告诉自己，千万不能冲动，一定要问清楚，可热泪还是滚滚如潮地奔了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