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时刻印的《东坡集》，虽可说属于杭本系统，然而毕竟不能把它与"东坡手自编"的北宋时已经版行的杭本《东坡集》等同起来，认为南宋刻本的《东坡集》卷二十九收有《谢张太保书》，就断言由东坡自编的北宋杭州刻本《东坡集》中必已收入。君不见，司马光去世前曾经亲自编定了一部《传家集》，其中所收文章，大都于题下注出写作时间，确实是一部详明且便于使用的本子。南宋初年由其知泉州的裔孙司马伋刻印行世，不久却被洪迈在《容斋五笔》中加以纠弹，以为司马光在神宗即位之初的治平四年（1067年）已解御史中丞职位，何得于熙宁三年（1070年）又用着御史中丞的头衔写出一篇弹劾王安石的奏章呢？这分明是他"为妄人所误而不能察耳"。倘若不能用司马伋所刻《传家集》中收有《弹王安石章》而断言司马光手自编定的《传家集》中就已收了这一奏章那么，根据这同一道理，又怎能因南宋刻本《东坡集》收有《谢张太保书》而即断言东坡手自编定，并在他无恙时已经在杭州版行的《东坡集》中必已收有此《谢书》呢？
　　其次：张方平的《乐全集》卷三十九所收录的是《文安先生墓表》，邵伯温的《闻见录》卷十二，于引录了《辨奸论》全文之后，也紧接着说道："岂温公不见《辨奸》耶？独张文定公表先生墓具载之。"但见于南宋刻本以及以后传刻的《东坡集》卷二十九所收录的东坡谢书，其标题却是《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谢书》的开头第一句却是"轼顿首再拜，伏蒙再示先人墓表。"今按"墓表"与"墓碣"，分明是功用不同的两种东西，是不应该混同起来的。因为，墓表是树立在墓外的，而墓碣则必定是纳之圹中的（明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载有一事，说明朝一宦官为营造大墓，挖掘南京附近一古墓取大砖，于墓中得墓碣，知其为王安石墓也。此可证当时必皆以墓碣埋圹中）。苏东坡是何等精明人，如果《谢书》确实由他写出，何至"马大哈"到这般地步，竟至把"墓表"与"墓碣"不能加以区别呢？如果再"由表及里"，我们将更增疑。因为，欧阳修在所撰老苏的《墓志铭》中，已经很明确地指出："君生于远方，而学又晚成，常叹曰：'知我者唯吾父与欧阳公也。'然则非余谁宜铭。"然而在《东坡集》所载《谢书》当中的叙述却是："虽当时学者知师尊之，然于其言语文章犹不尽，而况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谓知之尽而信其然者，举世唯公一人。虽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贵。"把上引两段文字对照读过之后，请问王水照教授，你不感觉到有歧互难合之处吗？如果二者有一真一伪，你能不承认欧阳的叙事为真，而《东坡集》的《谢书》为伪吗？再补充一例：苏轼在为张方平所撰《墓志铭》中曾说："（方平）晚与轼先大夫游，论古今治乱及一时人物，皆不谋而同，轼与弟辙以是皆得出入门下。"其中又何曾有张方平特别激赏《辨奸论》的迹象呢？

五兄弟因战功显著，都被皇帝封为殿前大将军；而六郎延昭、七郎延嗣因年纪较小，又无战功，杨业便把他们安排在杨家军中做帐前校尉。

我能说苏太小资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