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笔》
《秋雨合集》二十卷，在除夕的爆竹声中终于编成了，我轻轻放下手上的笔。
放下又捡起，再端详一番：笔
人的一生会触碰到很多物件，多得数也数不清。对我来说，最重要的物件，一定是笔。
我至今还没有用电脑，一切文字都用笔写出，被出版界誉为稀世无多的“纯手工写作”。会不会改变？不会。虽然我并不保守，但一个人的生命有限，总需要守住几份忠贞，其中一份，就是对笔。
也许很多人会笑我落伍，但只要读了我下面的片段记忆，一定就会理解了。

一
我人生的第一支笔，是一支竹竿小毛笔。妈妈在代村民代写书信，我用这支小毛笔在边上模仿，那时我才三岁。第二年就被两个新来的小学老师硬生生从我家桌子底下拖去上学了，妈妈给我换了一支好一点的毛笔。我一上课就黏得满脸是墨，惹得每个老师一下课就把我抱到小河边洗，洗完，在奔跑着把我抱回座位。
七岁时，妈妈给了我一支比毛笔还长的蘸水笔，外加一瓶蓝色墨水，要我从此代她为村民写信，记账。把笔头伸到墨水瓶里蘸一次，能写七个字。笔头在纸上的划动，吸引着乡亲们的一双双眼睛。乡亲们几乎不看我，只看笔。
这也就是说，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意无意地告诉我，这笔，对乡亲们有一种责任。
九岁小学毕业到上海读中学，爸爸狠狠心为我买了一支“关勒铭”牌的钢笔，但很快就丢了，爸爸很生气。后来知道我得了上海市作文比赛第一和数学竞赛大奖，爸爸气消了，但再也不给我买好钢笔。我后来用的，一直是别人不可能拿走的那种廉价钢笔。我也乐意，因为轻，而好钢笔总是比较重。

二
我第一次大规模地用笔，是从十九岁到二十一岁，替爸爸写“交代”。那是“文革”灾难的初期，爸爸被“革命群众”揭发有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立即“打倒”，停发工资，而我们家有八口人要吃饭。爸爸希望用一篇篇文字叙述来向“革命群众”说明事实真相，因此一边擦眼泪一边写，很快眼睛坏了，就由他口诉，由我代笔。一开始他还没有被关押，天天晚上在家里他说我写。后来被“革命群众”上纲上线为“反对伟大领袖”，不能回家了。他告诉当权者说自己已经不能写字，必须由我代笔。因此，还能几天放回一次，但不能在家过夜。
我一共为爸爸写了六十多万字的“交代”。我开始时曾劝爸爸，没有必要写，但后来写着写着，知道了从祖父和外公开始的很多真实往事，觉得很有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便写了下去。而且，又主动追问了爸爸很多细节，再从祖母，妈妈那里核实。这一切，就是我后来写作《吾家小史》的起点。这书，断断续续写了四十多年。当时为爸爸写“交代”，用的是圆珠笔。一根塑料直杆，每支三角钱，我写完了很多支。用这种圆珠笔，要比钢笔用力，笔杆又太细，写着很不舒服。但爸爸要求，在写的材料下面必须垫一层蓝紫色的“复写纸”，使材料交上去之外还留个底，因此只能用这种圆珠笔。写一阵，手指发僵，而中指挨着食指的第一节还有深深的笔印。再写下去，整个手掌就会抽搐，因为实在写得太急，太多了。

二
我第一次大规模地用笔，是从十九岁到二十一岁，替爸爸写“交代”。那是“文革”灾难的初期，爸爸被“革命群众”揭发有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立即“打倒”，停发工资，而我们家有八口人要吃饭。爸爸希望用一篇篇文字叙述来向“革命群众”说明事实真相，因此一边擦眼泪一边写，很快眼睛坏了，就由他口诉，由我代笔。一开始他还没有被关押，天天晚上在家里他说我写。后来被“革命群众”上纲上线为“反对伟大领袖”，不能回家了。他告诉当权者说自己已经不能写字，必须由我代笔。因此，还能几天放回一次，但不能在家过夜。
我一共为爸爸写了六十多万字的“交代”。我开始时曾劝爸爸，没有必要写，但后来写着写着，知道了从祖父和外公开始的很多真实往事，觉得很有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便写了下去。而且，又主动追问了爸爸很多细节，再从祖母，妈妈那里核实。这一切，就是我后来写作《吾家小史》的起点。这书，断断续续写了四十多年。当时为爸爸写“交代”，用的是圆珠笔。一根塑料直杆，每支三角钱，我写完了很多支。用这种圆珠笔，要比钢笔用力，笔杆又太细，写着很不舒服。但爸爸要求，在写的材料下面必须垫一层蓝紫色的“复写纸”，使材料交上去之外还留个底，因此只能用这种圆珠笔。写一阵，手指发僵，而中指挨着食指的第一节还有深深的笔印。再写下去，整个手掌就会抽搐，因为实在写得太急，太多了。

六
笔之大难，莫过于在北非、中东、南亚、中亚的极端恐怖地区了。
我写了那么多中华文明遗迹，为了对比，必须去寻找同样古老或更古老的其他文明。但那路，实在太险峻、太艰难、太无序、太混乱了。我必须贴地而行，不能坐飞机，因此要经过无数关口。查呀查，等呀等，翻呀翻，问啊问。他们问我，我我却永远问不清，前面在哪里可以用餐，今晚可以在哪里栖宿。
由于危机天天不断，生命朝不保夕，因此完全不能靠事后记忆里，必须当天写下日记，但写日记的地方在哪里？在废弃的战壕边，在吉普的车轮上，在岗亭的棚架下。这一来，笔又成了问题，显然不能带墨水瓶，如果带了，那些人可能会让我当场喝两口看看是不是危险物品。圆珠笔他们也查的仔细，又拧又拆，要判断那是不是特制的微型手枪。
好在，这时世界上已经流行一种透明塑料的轻型墨水笔，一支可以写好几天，不必吸墨水。沿途见不到超市、文具店，因此我不管入住什么样的小旅馆，只要见到客房里有这种笔，立刻收下，以防哪一天写日记突然接不上。
在行经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那漫长的边界地区时，一路上黑影幢幢、堡垒隐隐、妖光熠熠、枪口森森，我把已写好的日记手稿包在一个塑料洗衣袋里紧抱在胸前，手上又捏着一支水笔。我想，即使人被俘虏了，行李被抢走了，我的笔纸还在，还能写作。当然更大的可能是不让写，那我也要尽最大努力，为自己保留一丝最后的机会，为笔保留一丝最后的机会。
这种紧抱稿子紧捏笔的情景，我一直保持从尼泊尔入境西藏的樟木口岸。
那支水笔，连同我在历险行程中一直藏在行李箱中一支较好的钢笔，很快被一个慈善机构高价拍卖，所得款项全部捐赠，以补充北京市残障儿童的乳品供应。
后来我在进一步研究中国文明与世界现代先进文明的差距时，又考察了欧洲九十六座城市。虽然也非常辛苦，但那种悬生命于一线的危险没有了，而且一路上也比较容易的到顺手的笔。
当我考察完世界那么多地方之后，从联合国开始，很多国际机构和著名大学纷纷邀请我作主题演讲。所谓主题，大多是“全球背景下的中国文明”、“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当代世界文化”、“五万公里五千年”、“全球面临的新危机”等等。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等都去了，还应邀在我国香港、澳门、台湾长期授课。我想，既然沿途用了那么多笔，现在正应该用一支更好的笔把考察成果系统的写出来了。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这几个发现让我默然良久。我父亲的十年关押，我叔叔的三度割脉，我全家的濒临饿死，我岳父的当街批斗，全部一一浮现在眼前。原来，我要不要再度拾笔，并不仅仅关及我目前的处境，而是牵扯到很大的时空坐标。
一切文化孽力都会以文化的方式断灭文化。简单说来，也就是“以笔夺笔”。因此，我作为可怜长辈的后代，还应该担负一点守护文化的责任。事实证明，我的守护并不会被当代中国文化乐意接受，但我不能光看它的脸色。我不仅还要执笔，而且也可以不再拒绝国际间的演讲邀请。我当然不会控告我们夫妻俩的遭遇，但当我说清楚了中国文化的千年脉络、万里对比，也许会有一些中外读者对二十年来由“联欢”和“联谤”组成的文化二连结构产生一点怀疑，开始认识到那未必是中国文化真正的魂魄。
因此，我又郑重的执笔了。执笔之时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最严格的规矩：时间不多，笔墨珍贵，不能有一点一滴浪费在对诽谤的反驳上。
于是，在诽谤声依然如狂风暴雨的一个个夜晚，在远离无数“文化盛典”的僻静小屋，由失业很久的妻子陪伴着，我一笔笔的写出了一批书籍。它们是：《中国文脉》、《何谓文化》、《君子之道》、《北大授课》、《极端之美》、《吾家小史》，以及它们的部分初稿《寻觅中华》、《摩挲大地》、《借我一生》·······此外，还精选了几部中国文化经典，全都用当代散文做了翻译。以前那些“文化大散文”文集和学术著作，也都认真地整理了出来。
至此，我不敢说对得起中国文化，却说我对得起自己的笔了。当然，笔也对得起我。
我还可以像老朋友一样对笔开一句玩笑：你耗尽了我的一生，我却没有浪费你太多墨水。
不仅没有浪费太多的墨水，也没有浪费什么社会资源。这二十卷书，每一卷都没有申请过一元钱的资助。据说国家有钱，这样的资助名目非常之多，诸如研究基金、创作补助、项目经费、学术津贴、考察专款、资料费用、追加资金·····每项都数字惊人。我始终没有沾染分毫，只靠一只笔。
有了笔，一切都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