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疏旷放的林下风致——明宗室女词人朱中楣词初探
一、特别的身世与不凡的性情
朱中楣，字懿则，一字远山①，江西南昌人。明宗室辅国中尉议汶次女，吉水少司马李元鼎室，礼部尚书李振裕母。关于其生卒年，李振裕《显妣朱淑人行述》（以下简称《行述》）中有明确记载：“淑人生于天启壬戌（1622）年五月初二子时，殁于今康熙壬子（1672）年二月十九日未时，年仅五十有一岁。”[1]著有《随草诗馀》、《镜阁新声》、《随草续编》、《亦园嗣响》等，收入《石园全集》中。
由《石园全集》内夫妇二人的诗词文章及子振裕所撰《行述》中，可以约略探出朱中楣一生患难频经、升沉不定的坎坷境遇。朱中楣之父辅国中尉朱议汶，字逊陵，系出瑞昌王府，为镇国中尉朱统第三子，母汪氏亦为名家女。朱中楣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归李元鼎，第二年（1640）李起补光禄，朱中楣随往京师，壬午年（1642）生子振裕于都门。癸未年（1643）夏，李元鼎推光禄卿，至甲申年（1644）二月始得旨，而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陷京师，明亡。未几，清兵入关，搜罗遗老，特起李元鼎为太仆寺卿，乙酉年（1645）擢兵部右侍郎。后以坐荐人事落职，值江西用兵，不得归，暂寓津门兄紫函处。紫函以事被逮，李元鼎被牵连，有逮问之惊。昭雪后欲举家南归，江西烽火未靖，于是侨居江苏宝应县甓社湖。辛卯年（1651），李元鼎复原官，旋晋兵部左侍郎。然第二年（1652）冬，复因总兵任珍事牵连被逮，脱罪后于癸巳年（1653）初夏出都南归，仍侨寓甓社湖邸舍。夫妇二人始俭约相守，吟咏自适。丁酉年（1657）冬举家南还，卜宅南昌，庚子年（1660）生女六六。至庚戌年（1670）十月李元鼎去世之前，朱中楣度过了生命中最为安定怡然的十余年岁月。夫亡后，她伤痛不已，遂于两年后即壬子年（1672）二月卒于家。

综观朱中楣一生，正如李元鼎好友熊文举所言：“诸凡通显荣，流离患难，兵火风涛，艰辛险阻，无不备历。”[2]（卷一）特别是随宦京都的十余年间，“患难频经，忧怀莫展”[3]（卷十四），“境遇抑良苦矣”[3]（卷十三）。而明朝的覆亡对于身为宗室之女、“天潢之裔”的朱中楣来说[3]（卷二十九），打击更为深重，那种切肤之痛远比普通人要激烈刻骨得多。明亡时朱中楣携子振裕避难津门，“每诫乳媪尹氏曰：‘汝忠诚可托，有难，吾惟一死。此子可挈还故里，交罗夫人，无异己出也。’”[1]以此可见当时境遇的险恶与艰危。而乱离中其父议汶亦避乱山乡，不幸下世。因此，亡国之悲与身世之痛交集于胸臆间，令她时生家国之叹：“巢寻旧宇悲前代，粒哺新雏慰晚饥。”[3]（卷十四《题燕》）“山川如旧冠裳改，城北城南起暮笳。”[3]（卷十四《丁亥元日试笔》“）兴亡瞬息成千古，谁吊荒陵过白门。”[3]（卷十六《宗伯年嫂相期沧浪亭观女伎演秣陵春漫成七绝》）血液里不可改变的宗室因子使得逝去的前朝对于她同时具有家与国的双重意义，而江山依旧人事全非的现实更令她清晰地触摸到历史兴废的无情面目。在动荡的时代大背景下，她个人的不幸遭遇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那种飘零沦落的凄怆与身处乱世的悲凉仍然深刻而真实地勾勒出一代人的心事与感慨——“玉衡今欲低，山河已非故。天香又向月中飘，南北烽烟阻归路。”[3]（卷十四《立秋》）作为明朝宗室，朱中楣一方面经历了鼎革的沧桑，一方面又不得不承受丈夫另仕新朝的无奈与悲哀。而身为贰臣的日子并不好过，宦海的波澜、人事的诡谲尤其让她为丈夫的安危而终日伤神，心力交瘁。尽管在诗词中她并未直接道出对李元鼎出处问题的不满，但迫切地希望全家早日归里偕隐的想法却从某种角度流露出不堪称臣新朝的本意。如《长相思·思归》词曰②：
忆家山，盼家山，世乱纷纷求退难。罗衣泪染斑。 昔为官，又为官，甚日归兮把钓竿。空看枫叶丹。
身为女子，即使是宗室之后，在当时的时代亦无可作为。她惟一可以选择的，只是退隐林下，在相对平静的生活中尽可能地远离尘世中难以面对的风波与巨变，以看似闲散优游的日子来沉默地掩饰或渐渐淡去曾经的创伤与隐痛。然而即使这样卑微的愿望一时间竟然也难以实现，于是她开始觉得沮丧。“昔为官，又为官”这六字中包含着多少官场里升沉不定、大起大落间带给她的惊悸与忧虑，同时也微妙地泄露了她对李元鼎始终未能忘怀仕宦名利的失望之情。她的这种抑郁心境在词中尚不能明白抒写，但在题为《孟冬感怀》的诗中却展露无遗：
为客他乡已六年，几经沧海变桑田。清霜凛凛凋残叶，澹月溶溶罩晚烟。怨逐漏声悲汉阙，愁随梦影到吴川。白云归尽人千里，怅望关河泪黯然。[3]（卷十四）

随宦京都的六年时光于她仿佛经历了前世今生的轮回。她一度灿烂不凡的前世伴着明室的覆亡而灰飞烟灭，她前路茫茫的今生则随着新朝的建立刚刚开始。在如此戏剧化的转变之间，她带着些许沦落的难堪重新审视了自己当下的境况：她所寄寓的京城并非她的故乡，而她所依附的新朝，也终究不是昔日令她光耀的明朝了。怀着这样的心情回首家国，无怪乎会有徒悲汉阙，归梦吴川之想。她在千里之外怀念的故乡，实际上又何尝不是她曾深深为之悲怆的已逝故国的影子呢。
综观朱中楣五十一年的生命，十八岁未嫁之前是宁静无忧的少女时代，三十二岁（1653）以后是偕隐归里的泊如余生。但这中间的十四年中，她却经历了太多的“风浪波涛，云烟变幻”[3]（卷十三），然“虽处万变而不失其常”[2]（卷一），这与她不凡的性情与识见密切相关。
据载，朱中楣“幼即聪颖绝伦，女红之余，朝夕一小楼，丹铅披阅于纲鉴史记及诸家诗集，成诵不遗一字，间为有韵之言，多警句”[1]（《行述》），“词赋史传，博览无遗”[3]（黎元宽：《石园全集序》）。这一点与她的家庭环境有关。据李元鼎《逊陵朱公墓志铭》，朱中楣的父亲朱议汶“好读书，且擅临池技，大都取法于古而出以己意，尤喜于素壁上作大字，有柳诚悬之风。间以其余精岐黄业，活人无算。明末宗室有学行者”[3]（卷三十）。在书香浓郁的氛围中，她自然能得到很好的教育与熏染。于归后，丈夫李元鼎又是“身持海内文章之柄者”[3]（卷二十二），二人殊不乏门内唱随之乐。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朱中楣并不像大多数女性作家那样，只局限于与丈夫的诗词相和，吟咏之外她亦喜读史鉴及博物掌故诸书。阅读视野的开阔不仅丰富了她的学养，同时也令她的识见与胸襟超越于普通女词人之上。李元鼎《随草序》称其“每闲居，相对私与扬。凡朝政之得失，人才之贤否，与夫古今治乱兴亡之故，仕宦升沉显晦之数，未尝不若烛照而数计”[3]（卷十三）。儿子李振裕也说她“识见机警，料事多奇中”[1]（《行述》）。不仅如此，辛卯年（1651）李元鼎官复原职，第二年（1652）晋兵部左侍郎，“条陈职掌一疏，先淑人实资赞画焉”（《行述》）[1]。这在当时的社会里，实在是令人大为惊诧的。作为一名女子，朱中楣的言与行已经明显突破了闺阁狭小天地的束缚。她不仅同丈夫相对谈政史论治乱，自出己见，甚至可帮助丈夫在官场上出谋划策。也正因为这样，李元鼎对她的情感中是包含着尊重乃至感激的。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余素位而行，不以险夷生死婴其心，则内子之力居多焉。”[3]（卷十三《随草序》）在诗里他也曾再三称朱中楣“闺中吾益友”[3]（卷十一《赠内》），“真堪呼小友”[3]（卷三《赠内》），可见她在他心目中以平等待之的不寻常的地位。

另一方面，朱中楣不凡的识见怀抱又使得她每逢危难险急而能镇定自若，不乱方寸。譬如，乙酉年（1645）李元鼎任兵部右侍郎后不久即以坐荐人事落职，暂寓津门时因兄紫函事牵连被逮，当时“家人惊迸”，“淑人辄引义命自信，而寄不孝孤萧寺”（《行述》）[1]，旋得昭雪。壬辰年（1652）冬，“总兵任珍不法事露，议不称旨，枢部满汉堂司同时被逮”。李元鼎亦牵涉其中。在“仳离惊窜无完室”的情况下，朱中楣“夜则焚香告天，日率诸童婢井，篝灯草疏，血泪横襟”[1]（《行述》），并对十岁的儿子李振裕说：“‘汝父脱有不讳，我惟拼一死叩九阍以鸣汝父冤，倘天听难回，’指所井曰：‘此即我葬身之所。汝好读书，毋坠先志，吾事毕矣。’”[1]（《行述》）在一次又一次险恶莫测的境况面前，身为女子的朱中楣表现出非一般的沉着与坚毅。大难临头之际，震恐、惊惧、彷徨失措等诸种感受一定纷至沓来，那一刻她的心中应该也不免生出惊悸之情。但可贵的是她依然能够临危不乱，筹谋布局，并决定亲自叩天听、鸣冤情，诸般后果亦在计划当中。其心思之细密，个性之刚烈，筹算之从容，即使肝胆男儿也不过如是。
此外，她的思想中又有大胆出常的一面，虽只偶尔发露，于此却不可不论。如集内《浪淘沙》一阙，词前小序曰：“七夕前一日，晚坐纳凉，忽闻隔墙王玉娘抚鸾鸣鹤舞之音，戏拈小词。”词云：
新月映眉妆，露滴花房。香风暗透薄罗裳。何处清音偏著耳，恰在西厢。 切切指生香，雅韵悠扬。愿天速变我为郎。竟作牵牛他织女，早日成双。
因为隔邻女子的清越琴声触人心弦，她竟生出变为男身与其作配之意。虽只出于戏谑，却也不得不令人惊讶于她立意之新警与论调之大胆，这当中或者还隐藏着她想身列须眉的自我期许。有趣的是，“愿天速变我为郎”三句，《众香词》作“凄凄楚楚断人肠。流水调高人不见，遥隔长廊”。大约是编选者觉得此三句太过“出格”，不合闺阁“本色”，因而加以篡改的。实际上，朱中楣在《读史》一诗中也流露过相似的意识：“愧我无从挥尺剑，扫除杌振君威。”[3]（卷十六）像她这样一个通书史、晓大义、识见不俗的女子，当她眼见山河破碎、沧桑更易而自己却无可如何、只能闭坐闺中的时候，她的心里必然会涌起无用武之地的悲哀与愤懑，所以才会流露出那种看似荒谬、实则别有深意的想法。或者“幼娴礼训”的她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3]（卷十三），但它确乎曾像火花一样闪亮在她的内心，纵然只是转瞬即逝。

作为一名女词人，朱中楣本质上是十分敏感细腻的。虽然她下笔取材并不只拘泥于幽怨相思的狭小格局，但她依然保有一颗善感多思的属于女性的心灵。她的词中常常描写节气转换的心情，表现了她对时序变迁的微妙感受。如《御街行·九日》词云：
霏霏细雨凑轻寒，诗兴已阑珊。归鸿只解将秋至，也不管、燕去庭闲。黄花暗约，青娥频顾，染就一林斑。 清烟漠漠锁层峦，飞鸟倦知还。西风兀自吹人醉，也休笑、帽落觥残。登高眺远，江山如故，云敛暮天宽。
深秋将至，风物萧瑟，细雨轻寒惹人平添愁绪。徘徊于寂寂空庭，看菊花欲放，霜林渐染，心境是凄恻而寥落的。在此她没有明白点出自己的真正寄意，她似乎只是在细细描摹重阳秋日的象征性景物，借此营造出一种黯淡索寞的氛围来衬托她隐约朦胧的失落抑郁之感。这种刻画的方式与笔致在闺秀词中并不陌生，但接下来她却将视线放远，投注到山川天际的旷远空间中。她写酒醉登高的逸兴，写寒烟漠漠的渺茫，写云散天宽的空阔，即使不无苍凉萧索之气，也自有一种放旷清远的情怀。“江山如故”本易令人敏感地联想到故国之思，但未尝不可会意为山河依旧而流光似水、逝者如斯之感，又或者怀念前朝与感慨韶华兼而有之。词体传情原就含蓄深隐，余韵悠长，朱中楣很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遣辞造语皆思深意远，使人品味不尽。
在其他与节气相关的词中，朱中楣写到了元日、人日、上巳、寒食、端午、七夕，流露出不同的或喜或悲的心情。在一个又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她清晰地感受到季节的变换，光阴的流转，以及自然与生命的律动。在感觉着这一切的同时，她也记录下个体人生某一刻的本真情怀，但不再只作空洞莫名的叹息与公式化的伤春悲秋，故其词清疏之气多而促迫之意少。
明清以来，女性作词者在数量上虽远远超越前代，词之质量水准亦在整体上压倒此前女词人，但她们基本上只投入到创作中，很少有人在词之批评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只有道光咸丰年间的钱斐仲著有《雨花庵词话》，算是继宋李清照《词论》之后第二种专门性的词学批评著作。朱中楣虽没有写过李、钱二人那样的专论，但其集中一首《凤栖梧·自嘲》，却是针对学习填词而发的议论。词云：
但学填词称绮语。未按宫商，那识其中味。一艳次工三体制，飘飘勿带纤沉滞。 闺阁拈题尤不易。字讳推敲，争得尖清句。试问古今谁足誉，二安徐卓夫人魏。
在这首六十字的词里，朱中楣鲜明凝炼地阐述了对于作词的看法。词本与音乐密切相关，但到了她所生活的时代，早已词存而乐亡，所以她不无遗憾地说：“未按宫商，那识其中味。”尽管如此，对填词她依然有着自己的衡量准则：即情感要艳丽柔美，炼字须精工妥溜，体裁格调应符合词之特有之要求，具有流丽空灵之气而不可流于纤佻或滞涩。朱中楣还特别提到女子在选择写作题材方面的困难及局限，由此可以看出她在词的题材拓展方面是认真用过一番心思的。另外她也强调推敲字句的重要性，并列举出她心目中应当学习的古今名家：宋代的魏夫人、易安与幼安，明末清初相唱和的徐士俊与卓人月。魏夫人明慧的心性、婉曲的词风，易安过人的才情与清奇的思致，稼轩沉挚浓郁的情怀与扫空万古的气魄，以及徐卓二人的疏快俊爽，都是她取法欣赏的对象。虽然起句她不无自嘲地称填词为“绮语”，但从她的大部分作品及这首论词的《凤栖梧》来看，她绝非是以“绮语”看待填词的。

其次，写境的清疏流丽是朱中楣词具林下风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朱遂初《亦园嗣响序》称她的诗“步虚缥缈，出入溟，绝无人间烟火气”[3]（卷十八），其实她的不少词作也是如此。朱中楣不喜丽绵软、轻艳纤巧的用词风调，女性作者局促压抑的闺阁生活所导致的视角狭窄写情单调的缺点在她的词中鲜有发现。彭士望称朱中楣“起处餐眠，曾不废学”[3]（卷十八），李振裕也说母亲“喜读书，熟于掌故，日手一编，寒暑不辍”[1]（《行述》）。深厚的学养与乱世的遭际既丰富了她的情感，拓展了她的视野，同时又提升了她的襟抱与生命境界。这使得她往往能将视线自闺阁一隅中抽离出来，摆脱脂粉浮靡之气，而偏向于更加清新开阔的抒情之境。 以《菩萨蛮·立秋戏赠梅君》为例：
凉风款款惊愁客，萧萧短发衣衫窄。秋色入园林，新蛩鸣夕阴。 江南蒪正美，欲趁芦花水。帘卷月痕收，砧声和笛愁。
词写得极为简净流美，摒除了女性作品的柔艳气息，而代之以文人士子般的口吻声情。她所选择的意象与视角都不在闺阁常见的范围之内，她所抒写的情感亦非女子惯入的别意闲愁，她在词中所营造的境界于清疏静谧外别具悠远流转之美。至于隐身于词中的思乡的愁客，在初秋的景色中，在遥想江南的幽思里，她（他）的形象面目似乎也是趋于中性化的，令人不知不觉间忽略了抒情者的性别而只沉醉于一种澹净泠然的意境中，字句间充满了清淑之气与空灵之思。
又如《丑奴儿·雨余》词曰：
田田荷芰含疏雨，荡漾珠圆。荡漾珠圆。绿柳枝头晚噪蝉。 琴清香澹浑无暑，好似秋天。好似秋天。欲操阳关第几弦。
雨后的空气湿润微凉，荷花淡淡的清香驱退了原有的暑意，田田荷叶上滚动着晶莹剔透的颗颗水珠，不远的杨柳枝头传来了夏蝉的声声晚唱，这些简单普通的意象在颇具匠心的词人笔下自然和谐，构成了一幅雨后新凉的优美图景。薛正平题《倡和初集》时赞许朱中楣诗“出入王孟，无香奁气，亦无高轩气”[3]（卷十二），而她的这首《丑奴儿》也颇具王孟山水诗清逸自然的特点，写情流丽无碍，写境亦风致翩然。
再次，“语不雅驯”则是朱中楣词具林下之风的外在表现。[6]一般说来，女子个性心理的敏感及情感的脆弱缠绵极易导致其作品风格的含蓄婉转与语言的轻倩柔美，但朱中楣的不少词作在语言上却显示了与其他女词人迥异的疏放直白的特色。例如，她和徐灿二人生活在同一时代，经历亦颇类似，甚至学养也都不相伯仲，但徐灿词多以典雅工丽见长，造语精致和婉；朱中楣虽曾表示以魏夫人、二安与徐卓为师法对象，然而令她最终突破闺阁常规的，还是得益于幼安的疏狂处与徐卓的俊爽处带给她的影响。因此，两人一个“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一个“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7]（P588）。而二者词风的不同，既取决于本身个性的差异，也是所师前人的差别。朱中楣词的“语不雅驯”一方面表现为用词的不假雕饰，本真自然，如《西江月·效希真体》词曰：
处处烽烟未熄，村村农务应荒。闲看世路若登场，拜将乞墦一样。 第宅田园何用，非僧非俗空忙。何须待漏与披霜，醉卧三竿日上。
如果将此词杂入男性作者的集内，恐怕也无人会发现这是女子所写。且不谈情感的放旷萧散，即以语言而论，从始至终便无一处女子惯用的纤词丽字，而代之以绝无修辞、完全士人化的词语。又如《行香子·上巳》词曰：
小小园亭，百卉芳馨。水边花下任怡情。凭谁妙手，绘幅丹青。仿王摩诘，吴道子，倪云林。 风动波平，景物撩人。绿浓翻燕剪红轻。欣逢上巳共赏良辰。拟兰亭禊，飞英会，鹭鸥盟。
4期

参考文献：
[1]李振裕.白石山房文稿：卷八·清康熙刻本[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Z].济南：齐鲁书社，1997.
[2]熊文举.侣鸥阁近集：清康熙刻本[M].四库全书禁毁丛刊[Z].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3]李元鼎，朱中楣.石园全集[M].清康熙四十一年序香雪堂刊本.
[4]况周颐.玉栖述雅[A].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6.
[5]黄裳.黄裳文集·榆下卷[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7]王士禄·燃脂集.稿本.
[8]张撝之.世说新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注 释：
①清代顾贞观、纳兰性德所辑《今词初集》卷下称朱中楣“号远山夫人”，徐乃昌《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第九集、《全清词·顺康卷》及邓红梅《女性词史》皆称其“原名懿则，字远山”。但实际上据李振裕《显妣朱淑人行述》载：“先淑人……幼即聪颖绝伦，……外王父奇之，命字曰懿则。”故可知懿则乃其字，而非其名。又陈维崧《妇人集》中提到朱中楣时称其“字远山”，陈弘绪《石园全集序》亦称李元鼎南归后筑梅山小隐，“梅以自喻，山以夫人字”。因而又可知远山也是朱中楣字，非号也。
②本文中所引朱中楣词均出自《全清词·顺康卷》，中华书局，2002年5月版。下文不再重复注出。
内容摘要：朱中楣为明宗室之女，也是明末清初著名女词人。特别的身世经历一方面开阔了她的生活视野，一方面也使得她在词的创作上有着宽广的题材，从而造就了其词清疏旷放的林下风致，在明末清初的女性词坛上独出一枝，值得为之一书。
作者简介：赵雪沛（1972-），女，辽宁大连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

词的上片写女词人读列女传，心似古井，国危夫亡，还顾惜什么自己的生命。下片诗人慨叹女伴把她的慷慨情怀误认作儿女私情。“大弓难彀”比喻抱负难以施展。接着词人化用杜牧《泊秦淮》诗中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句，并把商女与丑女无盐作对比，诗人希望有齐宣王后“无盐”式的人物出现，为救亡图存、治国安邦献计献策。以上两首咏史词寄托了女词人对国家中兴的希望，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与针对性，表现了沈鹊应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此外，《西州·江州琵琶》一词借咏白居易的《琵琶行》，抒发了美人迟暮，天涯沦落，以及壮志难酬之感。
戊戌政变后，沈鹊应诗词的主要内容是哀悼林旭，这是一个遭受深哀巨痛的嫠妇心灵的倾诉。请看《除夕影前设奠》一诗：“空房奠初夕，对影倍凄然。守岁犹今夜，浮身非去年。心随爆竹裂，眼厌灯花妍。况是无家客，银筝悲断弦。”除夕之夜本是团圆之夜，可是对着亡夫的遗像，听着爆竹的声响，沈鹊应的心也被炸裂了；看着美丽的灯花，她却感到格外讨厌。连“银筝”都悲痛得断了弦。拟人化及夸张的手法强化了诗人内心的悲痛。此外，“药炉经卷在，即此了吾生”；“遗编和泪叠，字字是华严”；“我已无肠断，诗成寄与谁”；“蔽罪朝无典，遗章世所闻”；“此恨何时已，思量声暗吞”等诗句（《春夜八首》），一方面高度评价林旭的诗篇，悲叹丈夫壮志未酬身先死；另一方面痛斥朝廷昏庸凶残、无法则，并流露出殉夫之意。万千悔恨泪千行，唯有诗留天地间。《浪淘沙》一词同样抒写了女词人内心的怨恨：
报国志难酬，碧血难收。箧中遗稿自千秋。肠断招魂魂不到，云暗江头。 绣佛旧妆楼，我已君休。万千悔恨更何尤。拼得眼中无尽泪，共水长流。
沈鹊应认为林旭等人是为国而死、为正义而死的。他们的死是冤死，虽“招魂魂不到”，但神明永存。词的末尾以“拼得眼中无尽泪，共水长流”表达了词人深沉的哀痛，悲怆至极，绝望至极，令人不忍卒读。

其二，从沈鹊应的诗词作品看，不追求奇险，也无深奥晦涩之语，这一点与沈瑜庆诗的《左传》癖、林旭诗的艰涩迥然有别。林旭作诗“不同于偏重杨万里的陈衍”，而是“通过学陈师道来溯源韩、孟，溯源杜甫的。”[12]陈衍曾对林旭《礼莲池大师塔》等诗的苦涩幽僻风格有些厌恶，而赞赏其后期诗作的“渊雅有味”[13]。陈衍曾评价何振岱诗“语能自造而出以自然，无艰涩之态”[7]。由此可见陈衍对诗词语言的倾向。老师的教诲沈鹊应铭记在心，“先生昔传授，师说诵不舍”（《季兰三妹》），沈鹊应的诗词语言大多浅显易懂，通俗自然。然其通俗处不伤雅致，典丽处不致艰涩。同样是写洪泽湖遇风，沈鹊应的《和季兰忆洪泽湖风雨之夕》与林旭的《洪泽湖遇风》相比，沈鹊应写得自然明快，毫无艰涩之感。即使后期作品诗风凄苦，沈鹊应也没有搜僻典、用生词、押险韵、造拗句。“炼句精巧则易，平淡入调者难”，以浅近之言，抒真情实感，是沈鹊应诗词语言的独特风格。
其三，沈鹊应的诗歌既有五、七言律诗、绝句，也有五古、七古。总体而言，沈鹊应的诗歌创作较多地受韩、孟诗歌的影响。她以“苦吟身”自比，尤其是后期诗作，诗风悲凉凄苦，读之催人泪下。沈鹊应还学习韩愈的“以文为诗”，以散文句式，将叙事、议论与抒情相结合，是其诗歌的特色之一，这一点从沈鹊应的《季兰三妹》、《金银花》、《和季兰忆洪泽湖风雨之夕》等诗即可看出。首先提出“以文为诗”这个问题的是江西诗派的黄庭坚，“以文为诗”也是山谷诗的特色之一。陈衍1900年之前的诗作中也常见这一特色，如《大雨泊下坝》、《重至西湖归来寄啸桐并视杭州诸故人》等。
陈衍在《石遗室诗话》卷一中云：“诗莫盛于三元”，而在“三元”中陈衍强调的是元佑宋诗，这是同光派的基础，也是同光派闽派的基础。陈衍“三元”说的提出，目的在于反对“专宗盛唐”，他认为诗歌要有继承、有变化、有创新，即“力破余地”[10]；作诗应是“自家意思，自家言说”[8]；陈书也提倡“学识综群流”（《南乡子·呈冯庵先生兼别季兰妹》）。受陈衍、陈书的影响，沈鹊应的创作没有专门取法何家，而是转益多师，如她的诗歌既有用杜韵而作，亦有效东坡元韵而作；虽然她的闺情词学李清照，在意象的选择、抒情手段的运用上得益于李清照不少，但她并非一味地摹仿，而是有所出新；她的词既有用周美成韵也有用姜白石韵而作的。无庸讳言，由于沈鹊应生活阅历的局限，以及不幸早逝，限制了她创作才能的进一步发展，否则，她的成就将更加斐然。
陈书与林旭、李宣龚论诗时曾云：“书不足者，不可与言诗；理不足者，不可与言诗；性情怀抱不足者，亦不可与言诗。”[14]沈鹊应作为福建近代同光派闽派女诗人，以她的学识、理性与才情为福建近代诗坛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理应在福建近代诗坛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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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沈鹊应是福建近代同光派闽派女诗人，由于她独特的家庭背景，特殊的人生遭遇，以及同光派闽派首领陈衍及其伯兄陈书对其诗词创作的影响，她的诗词作品在内容上、艺术上都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从而奠定了沈鹊应在福建近代诗坛的地位。
作者简介：刘建萍(1964-)，女，广东浦北人，闽江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硕士。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