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与哲人的特质，也形成了中国哲学“国家不幸哲人幸”这样一种历史发展轨迹。先秦时代，礼崩乐坏，诸候异政，百家异说。诸子并起，“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成一家之言”者，《汉志》所录竟达189家，造就了中国哲学的第一个高峰。汉代学者以“九流十家”来概括总结先秦诸子学术。（九流十家具体指墨家、儒家 、道家、法家、名家、杂家、农家、阴阳家、纵横家、小说家，九流则是将小说家除去，因为十家中，小说家最不重要）东汉末年，“苍天已死”，名教衰落，社会动荡，人心思治。其时哲人，以玄谈的方式，来为名教给出新的论证，探讨儒、道的内在相关性以及本末地位，从而引发了名教与自然、本末有无、言意之辨等多个重要学术辩题，哲人们的理论创造空前活跃。唐宋之际，民族杂糅，价值混乱，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矛盾尖锐。韩愈、李翱发其先声，“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响应继起。宋代的理学家们立志重建宋人的精神世界，他们出佛入老，尔后返之六经，融会三教，开创了理学的新时代。
明清之际，异族易代，一代学人在抗清失败后，隐居深山古寺，整理典章制度，深刻批判反省传统文化，出现了建树卓越的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等一批饱学深思之士，并使中国哲学达到新的理论高度和反思深度。
时至近世，“中央之国”与西方扩张瓜分世界的强盗民族相遇，一败再败，民族自信降至前所未有的低点。“强国保种”、“救亡图存”成为第一时务。中国哲人论“古今中西”，求自强图新之道，引入西学，会通中西，形成一种影响至今的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新文化。
明清之际，异族易代，一代学人在抗清失败后，隐居深山古寺，整理典章制度，深刻批判反省传统文化，出现了建树卓越的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等一批饱学深思之士，并使中国哲学达到新的理论高度和反思深度。
时至近世，“中央之国”与西方扩张瓜分世界的强盗民族相遇，一败再败，民族自信降至前所未有的低点。“强国保种”、“救亡图存”成为第一时务。中国哲人论“古今中西”，求自强图新之道，引入西学，会通中西，形成一种影响至今的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新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