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农村改革有关的学界人士大多知道，我们十多年来在各地试验区身体力行的，就是按照新古典的基本理论追求市场化，按照新制度学派的理论推进产权清晰化。这些年为了能够公正地对待任何理论，我对学界各派人士一向”以师礼事之”、一概尊为”老师”，对各种观点一视同仁，采取，‘拿来主义’”。在理论界讨论问题的很多场合，我都强调自己只是个“试验员’”，而绝非理论工作者，现在也认为自己提出的只是对农村基层客观情况的感性认识。

有鉴于此，对于本世纪初以来的中国问题研究，我能够提出的基本假设，其实是一个简单到尽人皆知的判断：中国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
从这个假设出发进行的研究可以抽象为“两个基本矛盾和两个历史阶段”；这一百年的经济发展可以概括为“一个农民国家的四次工业化”。通过研究得困的结果更甚十分简单：“任何制度安排,都不过是宏观环境制约下要素结构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前提。”

孙中山早在发动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初，就以历代农民造反提出的要求——“平均地权’为民生主义“的两个重要内容之，这立即引起了与保皇派关于农村土地占有关系问题的论战。尽管孙中山及其同志在理论上没有退让，但是不久之后他却在自身革命实践中得到教训—农民几乎不为革命所动。他认识到：中国农村社会的不平等其实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于是，发动不起农民革命的孙中山转向联络“会”起义，那场革命最终沦为列强操纵下军阀崛起的割据战争。

因为，东方古国以原始灌溉农业为生存基础，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求以“群体（家庭广为社会基因，其社会发展过程因此的确有别于以原始狩猎、采集和畜牧为生存基础，以“个体”为社会基因的西方。我之所以持此观念，还因为我曾经带着这个问题，在汇集了人类文化遗产瑰宝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北敦大不列颠博物馆和巴黎的卢浮宫，认真地做过观察对比。人类从原始氏族共有制社会向古代国家的社会进化历程，东西方差别十分明显。人类在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的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结构的社会：西方在采集。狩猜这种“索取性”的生产方式制约下个体的强壮和能力是索取多少的前提，但此必然突出个体，也就形成以个体为基因的社会。东方尤其是至今还没有被西方完全殖民化过的中国，则是在原始部落沿河引水、开发谨溉等农业所要求的共同劳动中，形成了以群体为基因的社会和“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以及子积贮防灾”的积累方式。中国第一个国家政治形态“夏朝”，产生于“夏禹”带领农业氏族公社对黄河水害的成功治理，而非阶级压迫和战争掠夺，当然也就不会有类似西方的奴隶制国家。

应该注意的是三十年代那次讨论的结果：随着这批强调中国国情的学者被打成“托派”，学术界有关历史唯物主义如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深入讨论也因之中辍；而曾经在理论界起过重大作用的《奴隶制时代》，由于明确了中国也与西方完全一样，存在包括奴隶制社会在内的五段论进化模式而备受赞赏。同理，有些经济学家后来的执牛耳，当与他们在农村调查中认定“不足10％的地主富农占有孤畅的土地”这样的重大判断，从而为大规模土改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关。

为了搞清楚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内在影响，我专门对一百多年来的农村实地调查结果不分政治观点按时间排序进行研究、初步证明了土地“两权分离”和“两田制”是长翔的内生制度：一方面，在人口增加使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国情矛盾制约之下。土地占有权没有向少数人集中的条件，因而是逐渐分散的；另一方面，土地使用权却在高地租压力下又只能向最有农业生产经营能力的自耕农集中，因此实际上形成了土地资源与农业劳动力大体上呈正态分布（参见《土地制度的百年反思》《战略与管理》，一九九八年第三期），这是旧中国得以长期维持稳态结构的内在原因。

既然如此，怎么解释旧中国的民不聊生和阶级斗争呢？
进一步的结构分析发现，实际上导致中国近现代史上小农经济破产的最主要矛盾，是高利贷和工商业兼业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因为工商业资本通过“残买贵卖”对农民的剥削毛成倍地高于地租率；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率则宣成倍地高手工商业资本。一但是其中所反映的本仍然是我们这个农民国家的发展问题。亦即城市化和工业化如何从高度分散而且剩余量太小的小农经济提取积累的问题。于是、一个国家基本制度的有效性就有了评价标准：在工业化从农业提取原始积累这个不可能跨越的历史阶段中，’偏有效地降低与高度务散而且剩余极少的亿万小农的交易费用，并且完成了资本积累的制度，就是有效的。

从农村发展本身的要求来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主要有两个基本命题：一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下的土地制度变迁；二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制约下的农业剩余分配制度。以农民（包括地主、富农）按人口平均占有地权为基本内容的土改，是第三次土地革命战争（即解放战争）的结果；事实上这也是一次把过去农村中“公田”也平均分配了的彻底的”私田化”。
此后，互助组维持农民地权不变；以村为基础建立的初级农业合作社，也允许农民享有入社土地的股权。而从打破自然村（氏族村社）界限兴办高级社升始，农民则基本丧失了地权。这又是一次彻底的“公田化”。但是从一九五七年后仅仅过了五年，在那次导致全国性饥荒的灾难的压力下，农业政策又调整成“队为基础”，亦即自然村为基础；同时还允许“三自一包”，亦即通过自留地、抬进地等形式还给农民部分地权。最后，终于还是以“大包干”的形式，在保证“公由化”时期政府和村社收益的前提下，把土地的大部分产权还给了农民。”

现在许多地方进行的产权“两级构造”功社区股份合作制，中心内容仍然是以农民土地承包权作股的方式，在体现社区拥有部分“公田”的土地权益的同时保护农民基本权益。而一些地方发生的政府与农民的重文矛盾冲突，也大多发端于或包含有滥占或低价强占上地的问题。
结合三下五千年中国农业文明史，我们不难发现小农村社经济传统与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基本国情矛盾相辅相成。正是由于这个‘农业中国”的国情矛盾制约．历史上大的事变往往是人祸甚于天灾。往往是豪强大族占田导致“不患寡而患不均”；或者政府大兴土木连年战争，导致役役赋税过重引发流民四起、社会动乱。这时若遇天风外患。必致“改革中兴”或改朝换代。而其后的第一国策，往往都是‘均田免赋。

所谓“汉唐盛世”无不与当朝“开疆拓土扩大了农业的生产力外延有关。其他朝代如晋、隋多战乱姑只作为娜外，宋两朝的风雨妞摇，总之是与疆域狭窄、农业资源与人口比例失调有关。最为极端的例子是蒙古族人主中原，尽管是外族人侵。而且施行贵族享有“初夜权“，百姓“十户连坐”等暴政，仍能维持元帝国八十七年统治。当与其田城空前广大、人地矛盾大为缓解有关。元如此，清亦然。满清人关后维持了少数民族约二百八十年统治，不仅在于其迅速地改“跑马占荒’‘为全盘承袭中原道统，更为重要的是清初在疆域广大的资源条件下，一方面“移民实边”；另一方面宣布新增人丁永不如赋”；正是在全国范围由大幅度地调整了人地关系，从而出现了“康乾盛世”。
晚清以降，先是列强入侵，割地赔款；）8又是军阀混战。随着人口增加，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率已经成倍下降，贫富分化相对加剧。尽管清初开疆搞土增大的农业资源已无作用，但氏族村社内部”两田制”。“两权分离”和“分家析产”，这种稳定并且能够不断繁殖小农的内部化制度下的农村社会，似乎仍可维持，十九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橱本侵略中国和两次国构战争造成数千万人口减少（为总人口的20％－30％），这些调整性变量都或多或少影响人地关系。但由于无条件再进行全国性人地关系调整，于是出现了明显的区域差别。其直接表现是尽管南佃农多，北方自民生活水平却是南方好于北方。这也许是后来农民革命在北方形成决定性力量的解释。

有位经济史家曾经指出：中国早在一千年前农地产出的商品率就上到15％。近年来中国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但粮食总产量中商品粮仅又提高到约为30% ；国家占有的粮食般年景仅占总产置购15％左右。有关农户统计研究表明：仍有50％小农其土地产出的商品率为零；还有30% 小农的商品率低于 30％。可见，80％小农所从事农业剩余大少的问题，不仅并未随工业化而根本改观，反而随人口增加而恶化。

由于国情矛盾制约，暴力的革命和非暴力的改良都不过导致“均平” 农地。于是，小农村社经济内部化的财产和收益分配制度便成为中国社会的“稳态结构”的内涵，便天然排斥西方工业革命及其所带来的资本主义式的社会进步。
清末以来四次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前两次是“洋务运动”和民国政府本世纪二十——四十年代的工业化．都曾经由于官僚资本提取过量小农剩余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乃至爆发革命。后两次即本文指出的“两个历史阶段”：五十——七十年代的中央政府以社会主义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为名的工业化，相对成功地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追求高增长目标下地方政府主导的“地方工业化”，既促进了经济增长，提升了综合国力，又造成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其中的制度安排，客观上仍然取决于如何解决政府在控制资源。提取农业剩余时与农民的交易成本问题。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西方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所完成的资源瓜分的确已经没有任何调整余地，且周边地缘政治环境险恶。中国必须工业化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工业化必须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原始积累不可能在商品率过低的小农经济件下完成。建国头三年，四亿农民向五千万城市人口提供农产品还没问题；“一五”计划时期二千万劳动力进城支援工业建设。突然增加40％－50％城市的“商品粮高消费人口二”，就突然产生了农产品供给不足。更何况在劳动力过剩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进行积累的方式是“劳动替代资本投入”，这使城市工业品几乎占领不了农村市场，工农两大部类无法实现交换！

农经权威人士杜润生十年前指出，八亿人给二亿人搞饭吃的局面不改观。中国的农业没出路！套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来解释：城市农产品需求是国家保障的、高度集中的，需求弹性很小；而农民的供给则不仅首先是自给自足的，而且其商品部分也是高度分散的，供给弹性相对较大（这一点与西方完全不同）。由于城乡两种体制条件下“信息不对称“，供给需求不可能稳定。因此，农产品市场的供求和价格波动就是无序的，导致小农取向于追求保险的“兼业经营”，这又使得数亿小农从事的农业经营规模更进一步“细碎化”，转而，本规模又更加放大市场波动····、八十年代小农济恢复以来出现的三次农产品供给“相对过剩’”并呈周期性表现。即可为例证。
不仅如此，随农村人口增加农地逐渐“福利化”，对农民的生存保障功能日益增强，商品生产功能日益减少。尔逊五十年代提出的“人口陷讲（低水平均）”可似一定程度上解释这个矛盾。如果不能把农地超载的农业人口转移出去，则无论是现代科技等新的要素投入。还是政府的价格政策，其效益不仅都融化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且往往适得其反，因为这种投人背后隐含着的是政府补贴。显然任何政府都补不起如此庞大的、处于半失业状态的中国农业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