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人生的第一支笔，是一支竹竿小毛笔。妈妈在代村民代写书信，我用这支小毛笔在边上模仿，那时我才三岁。第二年就被两个新来的小学老师硬生生从我家桌子底下拖去上学了，妈妈给我换了一支好一点的毛笔。我一上课就黏得满脸是墨，惹得每个老师一下课就把我抱到小河边洗，洗完，在奔跑着把我抱回座位。
七岁时，妈妈给了我一支比毛笔还长的蘸水笔，外加一瓶蓝色墨水，要我从此代她为村民写信，记账。把笔头伸到墨水瓶里蘸一次，能写七个字。笔头在纸上的划动，吸引着乡亲们的一双双眼睛。乡亲们几乎不看我，只看笔。
这也就是说，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意无意地告诉我，这笔，对乡亲们有一种责任。
九岁小学毕业到上海读中学，爸爸狠狠心为我买了一支“关勒铭”牌的钢笔，但很快就丢了，爸爸很生气。后来知道我得了上海市作文比赛第一和数学竞赛大奖，爸爸气消了，但再也不给我买好钢笔。我后来用的，一直是别人不可能拿走的那种廉价钢笔。我也乐意，因为轻，而好钢笔总是比较重。

二
我第一次大规模地用笔，是从十九岁到二十一岁，替爸爸写“交代”。那是“文革”灾难的初期，爸爸被“革命群众”揭发有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立即“打倒”，停发工资，而我们家有八口人要吃饭。爸爸希望用一篇篇文字叙述来向“革命群众”说明事实真相，因此一边擦眼泪一边写，很快眼睛坏了，就由他口诉，由我代笔。一开始他还没有被关押，天天晚上在家里他说我写。后来被“革命群众”上纲上线为“反对伟大领袖”，不能回家了。他告诉当权者说自己已经不能写字，必须由我代笔。因此，还能几天放回一次，但不能在家过夜。
我一共为爸爸写了六十多万字的“交代”。我开始时曾劝爸爸，没有必要写，但后来写着写着，知道了从祖父和外公开始的很多真实往事，觉得很有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便写了下去。而且，又主动追问了爸爸很多细节，再从祖母，妈妈那里核实。这一切，就是我后来写作《吾家小史》的起点。这书，断断续续写了四十多年。当时为爸爸写“交代”，用的是圆珠笔。一根塑料直杆，每支三角钱，我写完了很多支。用这种圆珠笔，要比钢笔用力，笔杆又太细，写着很不舒服。但爸爸要求，在写的材料下面必须垫一层蓝紫色的“复写纸”，使材料交上去之外还留个底，因此只能用这种圆珠笔。写一阵，手指发僵，而中指挨着食指的第一节还有深深的笔印。再写下去，整个手掌就会抽搐，因为实在写得太急，太多了。

三
再怎么说，我爸爸都不应该是“文革”斗争的重点。他不是干部，不是资本家，也不是知识分子。“打倒”他，是出于“革命群众”的嫉妒。嫉妒他什么呢？只有一条，生了四个儿子，属于“人丁兴旺”那年月“人丁兴旺”必然食不果腹，但“革命群众”不管，只在他平日与同事聊天中收集到几句似乎“不满”的话，便“打倒”了，长时间关押。
“文革”的真正重点，倒是与我的专业有关。戏剧，成了社会灾难的引爆点。整个“文革”，开始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那是戏剧。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很多人只因为说了一两句与戏剧相关的话，便身陷铁窗，或丧失生命。我考上的上海戏剧学院文学系，是学习戏剧理论和戏剧写作的，这专业一下子成了颠倒黑白，美丑，善恶的”集中营“。我决定退出，折笔改行。
在上海戏剧学院，我是反对”文革“的”保守派三座大山“之一。在爸爸已经被”打倒“的情况下，我的这种反对，在当时就是一种悲壮的自毁行为。就像我叔叔余志士先生以连续三次割脉自杀来抗议”文革“一样，我捧着他的骨灰盒接过了他的遗志。
正在这时，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全国城里学生必须断学废学，上山下乡，不准回城。上海学生，有不少更是被惩罚性的发配到了遥远的边疆。出发前，所有家长和学生都必须去看一台彻底否定教育和文化的戏剧《边疆新苗》。天呐，仍然是戏剧!我看过这台戏剧后去农场时，把所有笔都丢进了垃圾桶，包括为爸爸代写”交代“的圆珠笔。当时，爸爸的”罪行“加重，不能离开关押室了，我也就无法再为他代笔。
为什么要把笔丢进垃圾桶？首先是一种抗议性决裂。”革命样板戏“和《边塞新苗》使我产生了一种专业性耻辱。其次，是因为发现没有机会写字了。到农场给谁写信？爸爸那里不准通信，如果给妈妈写信，她又能用什么样的话语回信？而且，我打听到，我们劳动的地方根本没有邮局，寄信要在休息的日子步行很远的路才能找到一个小镇，但实际上并没有休息的日子。由于这两个原因，理所当然，折笔，弃笔，毁笔，(不会打顿号，此处逗号均为顿号）葬笔。
实际情况比预料的更糟。我们在农场自搭茅草屋，四根竹子撑一块木板当床，睡着睡着就陷到泥淖里去了。用笔的地方完全没有，用笔的时间也完全没有。永远是天不亮下田，天全黑才回，累得想不起字，想不起笔，想不起自己是一个能写字的人

六
笔之大难，莫过于在北非、中东、南亚、中亚的极端恐怖地区了。
我写了那么多中华文明遗迹，为了对比，必须去寻找同样古老或更古老的其他文明。但那路，实在太险峻、太艰难、太无序、太混乱了。我必须贴地而行，不能坐飞机，因此要经过无数关口。查呀查，等呀等，翻呀翻，问啊问。他们问我，我我却永远问不清，前面在哪里可以用餐，今晚可以在哪里栖宿。
由于危机天天不断，生命朝不保夕，因此完全不能靠事后记忆里，必须当天写下日记，但写日记的地方在哪里？在废弃的战壕边，在吉普的车轮上，在岗亭的棚架下。这一来，笔又成了问题，显然不能带墨水瓶，如果带了，那些人可能会让我当场喝两口看看是不是危险物品。圆珠笔他们也查的仔细，又拧又拆，要判断那是不是特制的微型手枪。
好在，这时世界上已经流行一种透明塑料的轻型墨水笔，一支可以写好几天，不必吸墨水。沿途见不到超市、文具店，因此我不管入住什么样的小旅馆，只要见到客房里有这种笔，立刻收下，以防哪一天写日记突然接不上。
在行经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那漫长的边界地区时，一路上黑影幢幢、堡垒隐隐、妖光熠熠、枪口森森，我把已写好的日记手稿包在一个塑料洗衣袋里紧抱在胸前，手上又捏着一支水笔。我想，即使人被俘虏了，行李被抢走了，我的笔纸还在，还能写作。当然更大的可能是不让写，那我也要尽最大努力，为自己保留一丝最后的机会，为笔保留一丝最后的机会。
这种紧抱稿子紧捏笔的情景，我一直保持从尼泊尔入境西藏的樟木口岸。
那支水笔，连同我在历险行程中一直藏在行李箱中一支较好的钢笔，很快被一个慈善机构高价拍卖，所得款项全部捐赠，以补充北京市残障儿童的乳品供应。
后来我在进一步研究中国文明与世界现代先进文明的差距时，又考察了欧洲九十六座城市。虽然也非常辛苦，但那种悬生命于一线的危险没有了，而且一路上也比较容易的到顺手的笔。
当我考察完世界那么多地方之后，从联合国开始，很多国际机构和著名大学纷纷邀请我作主题演讲。所谓主题，大多是“全球背景下的中国文明”、“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当代世界文化”、“五万公里五千年”、“全球面临的新危机”等等。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等都去了，还应邀在我国香港、澳门、台湾长期授课。我想，既然沿途用了那么多笔，现在正应该用一支更好的笔把考察成果系统的写出来了。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八
在行将结束此文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个回忆，觉得有意思再说几句。
记得那一次考察欧洲，坐船过英吉利海峡，正遇风急浪高，全船乘客颠得东倒西歪、东仰西合。只有我，生来就不晕船，居然还在船舱的一个咖啡厅里写作。有两位英国老太太也不晕船，发现我与她们同道，高兴的扶着栏杆走到了我身后。我与她们打过招呼之后继续埋头书写，随即传来这两位老太太的惊叹声：“看！多么漂亮的中国字！那么大的风浪他还握的住笔！”
这两位老太太完全不懂中文，因此她们说漂亮不漂亮，只是在指一种陌生的文字记号的整齐排列，不足为凭。但是，我却非常喜欢她们的惊叹。不错，漂亮的中国字，那么大的风浪还在写。这一切，不正是有一点象征意义么？
我是一个握笔之人，握在风雨中，竟然还能写那么多，那么整齐。
写作目的，不完全是为了读者。写到后来，很大一部分是为了那风浪，为了那条船，为了那支笔。甚至，为了那些愿意赞赏汉字外型美的外国老太太，或者老大爷。
其实，更主要是为了自己。看看过了那么多年，这个七岁就为乡亲们代写书信的小男孩，还能为乡亲们代写点什么；这个二十岁左右就为父亲代写“交代”的青年人，还能为中国文化像国际社会“交代”点什么。
看自己，并不是执着于“我”，而是观察一种生命状态，能否扩展和超脱。这是佛教的意思。
于是，谨此祭笔。
且拜且祭，且忆且思，且喜且泣。
癸巳除夕至甲午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