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如何步入“傍大款”时代
待到这张足够大的棋局上集齐了全部的重磅玩家，最为精彩的合纵连横才真正开始。
阿里怒砸11亿美元收购高德地图、百度重资19亿美元收购91无线、雅虎挤出11亿美元收购Tumblr、Facebook豪掷190亿美元收购WhatsApp……随着互联网领域的资本并购数字不断突破上限，愈来愈多的创业团队发现他们正在迎来史上“最好的时光”，不仅有握着钞票的VC在门外排着长队，而且时而还能接到行业巨头主动伸来的橄榄枝，一夜暴富的诱惑尚且不论，机会迭起的环境也致人心旌摇曳，如同那个流传很广的“柏拉图的麦穗”的故事——待价而沽的创业者既期待未来会有更高的估值，又担忧是否会错过当下可能已至巅峰的势能。
尤其是对于那些抱持着来者不拒的态度的“大款”，“傍”还是“不傍”，倒真成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傍大款”的本质，是新兴技术对于传统资本的需求，属于不同商业角色在交易中各取所需的行为。通过历史的视角我们不难发现，来自传统互联网的躁动程度，与移动互联网的爆发增长，呈现标准的正比趋势。那些早已在传统互联网中画地为牢垂拱而治的巨头骤然发现它们正在逐个被送上洗牌的机器，那些让它们躺着挣钱的既往优势在新的市场中毫无建树，“打肿脸充胖子”的动机往往来源于因顾虑危机而生的忧患意识，巨头们拿出现金储备毫不吝惜的遍地撒网，用土豪式的“大款”姿态吸引一个又一个投靠对象，希望能够在移动互联网的赛场上获得排位更为靠前的起跑线，所谓“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虽然，作为未来和现在的两个全球级互联网文明大国，中美二国的互联网都在涌现层出不穷的“傍大款”案例，但是因为行业发展阶段以及地缘特色的不同，中国和美国的互联网创业团队在选择“傍大款”的立场上，有着泾渭分明的迥异目的。
中国创业团队的“傍大款”现象，以金山网络CEO傅盛主张的“拼爹论”为代表，主要需求是求得巨头的庇护，用来储备靠山、获得资源。
傅盛本人即是“拼爹论”的最佳旁证，他曾是360安全卫士的奠基人，因为与周鸿祎产生矛盾，被迫远走创业，试图通过一款名为可牛杀毒的安全软件肉搏安全软件市场。但是，傅盛在创业时低估了周鸿祎睚眦必报的性情，当装机量数以亿计的360安全卫士集体对安装可牛杀毒的用户发出风险性的拦截提示，傅盛只能眼睁睁的坐看可牛杀毒走上绝路。
2010年，“3Q大战”的骤然爆发，让傅盛看到了新的生机。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急于寻求盟友的腾讯将可牛杀毒纳入己方阵营，一边集体宣布“不兼容360”，一边向后者提供了相当规模的资源进行近乎无偿的推广，并迅速扩大了可牛杀毒和傅盛的知名度。随后，本就是可牛杀毒幕后投资者的雷军，在重新回归金山之后也一手主导了金山安全对于可牛杀毒的收购，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金山安全和可牛杀毒合并组建成为一家新的公司金山网络，由傅盛出任新公司的CEO。2011年，腾讯再度以2000万美元的筹码战略投资金山网络，利用后者制衡自己在互联网安全行业的竞争对手360。
从隶属于被收购创业团队的一个外来者，一跃成为金山旗下独立子公司的带领者，仅从经历而言，傅盛与NeXT时期的乔布斯很像——当苹果收购NeXT时，其实所有人都明白是NeXT反向收购了苹果，是为乔布斯重新拥有苹果铺上了桥梁。随着金山网络的业绩逐渐昌盛起来，傅盛终于在媒体话题上摆脱了“360叛将”的待遇，投桃报李的傅盛也从不讳言雷军是自己的贵人，并在多场公开演讲中宣扬“拼爹”是一个最好的创业时代，因为“在此之前，你创业要么被大公司抄袭，要么只能等待最后机会渺茫的IPO，而IPO对于绝大部分创业者来说是永远看不到的一天。”
以“BAT”为首的互联网巨头之所以放弃依葫芦画瓢的抄袭——曾经，一旦看到某个细分市场出现好的项目，巨头们往往都会选择自己也在内部组建团队去做一个同类项目，进而实现“卡位”效应——但是低成本同时也意味着低成功率，面对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局势变化，如果不能保持领先，则会导致在未来的竞争过程中损耗相对更高的成本。比如腾讯其实早在2007年（比新浪微博的诞生还要早2年）就推出了类微博产品“滔滔”，然而这个仅被定位于覆盖长尾市场的产品并未受到重视，当新浪举全公司之力做大新浪微博之后，腾讯不得不重新规划微博产品，并在追赶中吃尽苦头。
另外，傅盛还将“爹”划分为三种类型：亲爹、后爹和干爹——亲爹指的是大公司对小公司的全资收购，后者成为前者的组成部分，正如百度对91无线的全资收购，原来的创始团队在协议时效过后退出让位，由收购方将品牌灌入并完成同化；后爹指的是大规模入股，是介于独立发展和借助资源之间的一条道路，就像搜狐集团和搜狐畅游的关系，后者保留有相对独立和自由的管理团队，亦握有足够激励效果的残余股权；而干爹则是属于战略结盟性质的提携，有些共同利益，但又没有那么亲密，好比阿里巴巴对新浪微博的战略投资，新浪微博虽然借机解决了盈利困难的燃眉之急，但是长远规划还是得自个来。
这个理论虽然有些伦理上的微妙，却也相当透彻的点明了“傍大款”现象在中国互联网当中的存在缘由：一方面，创业行为本身就具有致富的理想，“傍大款”是一种可以复制的变现途径，另一方面，基于丰裕资金和资源的注入，创业者得以回归产品和服务，避免受到竞争形势中的“军备竞赛”的影响。
总的来说，中国互联网尽管有着极为可观的人口红利，但是因为用户单位价值过低——无论是在广告点击还是主动付费的人均单价数字上，中国网民的表现都比不上它所享受到的互联网发展程度——所以，相比美国，中国互联网的创业环境其实更为恶劣，不但要提供免费的服务，而且还要时刻盯防竞争对手的赔本吆喝，很多时候出于自保也必须寻求大款的扶持。在被Facebook收购之前，WhatsApp可以摒弃广告单靠收费下载就能维持正常的运营平衡，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拒绝“傍大款”的理想主义，看上去骨气刚强，却经不起现实磨砺，国内打车软件鼻祖摇摇招车就生动的演绎出了一则悲剧性的案例——作为中国最早进入移动打车行业的应用，摇摇招车一度处于市场领先地位，还曾入围北京市首批与出租车统一电召平台对接的名单。不过，当嘀嘀打车和快的打车分别傍上腾讯和阿里两位大款开始大玩补贴烧钱活动，摇摇招车很快倍感吃力，市场份额一泻千里，时至今日，摇摇招车基本已经停掉全国大部分城市的业务，短短半年不到的时间，就从扶摇千里的风光转为摇摇欲坠的窘迫。
美国互联网行业的“傍大款”现象，也存在着相似的自保情结，但是萌生自保念头的，却往往是大款那一方。
如果Google没有收购Android，它可能早已被移动互联网抛下，当Facebook收购Instagram时，实际上是在消灭一个未来的强大对手，雅虎选择收购Tumblr，更是希望借此打造年轻化的品牌形象，与其说这些创业团队是在“傍大款”，不如说它们处于距离颠覆大款只差一步的位置，遭遇到了大款的招安。
待到这张足够大的棋局上集齐了全部的重磅玩家，最为精彩的合纵连横才真正开始。
阿里怒砸11亿美元收购高德地图、百度重资19亿美元收购91无线、雅虎挤出11亿美元收购Tumblr、Facebook豪掷190亿美元收购WhatsApp……随着互联网领域的资本并购数字不断突破上限，愈来愈多的创业团队发现他们正在迎来史上“最好的时光”，不仅有握着钞票的VC在门外排着长队，而且时而还能接到行业巨头主动伸来的橄榄枝，一夜暴富的诱惑尚且不论，机会迭起的环境也致人心旌摇曳，如同那个流传很广的“柏拉图的麦穗”的故事——待价而沽的创业者既期待未来会有更高的估值，又担忧是否会错过当下可能已至巅峰的势能。
尤其是对于那些抱持着来者不拒的态度的“大款”，“傍”还是“不傍”，倒真成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傍大款”的本质，是新兴技术对于传统资本的需求，属于不同商业角色在交易中各取所需的行为。通过历史的视角我们不难发现，来自传统互联网的躁动程度，与移动互联网的爆发增长，呈现标准的正比趋势。那些早已在传统互联网中画地为牢垂拱而治的巨头骤然发现它们正在逐个被送上洗牌的机器，那些让它们躺着挣钱的既往优势在新的市场中毫无建树，“打肿脸充胖子”的动机往往来源于因顾虑危机而生的忧患意识，巨头们拿出现金储备毫不吝惜的遍地撒网，用土豪式的“大款”姿态吸引一个又一个投靠对象，希望能够在移动互联网的赛场上获得排位更为靠前的起跑线，所谓“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虽然，作为未来和现在的两个全球级互联网文明大国，中美二国的互联网都在涌现层出不穷的“傍大款”案例，但是因为行业发展阶段以及地缘特色的不同，中国和美国的互联网创业团队在选择“傍大款”的立场上，有着泾渭分明的迥异目的。
中国创业团队的“傍大款”现象，以金山网络CEO傅盛主张的“拼爹论”为代表，主要需求是求得巨头的庇护，用来储备靠山、获得资源。
傅盛本人即是“拼爹论”的最佳旁证，他曾是360安全卫士的奠基人，因为与周鸿祎产生矛盾，被迫远走创业，试图通过一款名为可牛杀毒的安全软件肉搏安全软件市场。但是，傅盛在创业时低估了周鸿祎睚眦必报的性情，当装机量数以亿计的360安全卫士集体对安装可牛杀毒的用户发出风险性的拦截提示，傅盛只能眼睁睁的坐看可牛杀毒走上绝路。
2010年，“3Q大战”的骤然爆发，让傅盛看到了新的生机。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急于寻求盟友的腾讯将可牛杀毒纳入己方阵营，一边集体宣布“不兼容360”，一边向后者提供了相当规模的资源进行近乎无偿的推广，并迅速扩大了可牛杀毒和傅盛的知名度。随后，本就是可牛杀毒幕后投资者的雷军，在重新回归金山之后也一手主导了金山安全对于可牛杀毒的收购，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金山安全和可牛杀毒合并组建成为一家新的公司金山网络，由傅盛出任新公司的CEO。2011年，腾讯再度以2000万美元的筹码战略投资金山网络，利用后者制衡自己在互联网安全行业的竞争对手360。
从隶属于被收购创业团队的一个外来者，一跃成为金山旗下独立子公司的带领者，仅从经历而言，傅盛与NeXT时期的乔布斯很像——当苹果收购NeXT时，其实所有人都明白是NeXT反向收购了苹果，是为乔布斯重新拥有苹果铺上了桥梁。随着金山网络的业绩逐渐昌盛起来，傅盛终于在媒体话题上摆脱了“360叛将”的待遇，投桃报李的傅盛也从不讳言雷军是自己的贵人，并在多场公开演讲中宣扬“拼爹”是一个最好的创业时代，因为“在此之前，你创业要么被大公司抄袭，要么只能等待最后机会渺茫的IPO，而IPO对于绝大部分创业者来说是永远看不到的一天。”
以“BAT”为首的互联网巨头之所以放弃依葫芦画瓢的抄袭——曾经，一旦看到某个细分市场出现好的项目，巨头们往往都会选择自己也在内部组建团队去做一个同类项目，进而实现“卡位”效应——但是低成本同时也意味着低成功率，面对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局势变化，如果不能保持领先，则会导致在未来的竞争过程中损耗相对更高的成本。比如腾讯其实早在2007年（比新浪微博的诞生还要早2年）就推出了类微博产品“滔滔”，然而这个仅被定位于覆盖长尾市场的产品并未受到重视，当新浪举全公司之力做大新浪微博之后，腾讯不得不重新规划微博产品，并在追赶中吃尽苦头。
另外，傅盛还将“爹”划分为三种类型：亲爹、后爹和干爹——亲爹指的是大公司对小公司的全资收购，后者成为前者的组成部分，正如百度对91无线的全资收购，原来的创始团队在协议时效过后退出让位，由收购方将品牌灌入并完成同化；后爹指的是大规模入股，是介于独立发展和借助资源之间的一条道路，就像搜狐集团和搜狐畅游的关系，后者保留有相对独立和自由的管理团队，亦握有足够激励效果的残余股权；而干爹则是属于战略结盟性质的提携，有些共同利益，但又没有那么亲密，好比阿里巴巴对新浪微博的战略投资，新浪微博虽然借机解决了盈利困难的燃眉之急，但是长远规划还是得自个来。
这个理论虽然有些伦理上的微妙，却也相当透彻的点明了“傍大款”现象在中国互联网当中的存在缘由：一方面，创业行为本身就具有致富的理想，“傍大款”是一种可以复制的变现途径，另一方面，基于丰裕资金和资源的注入，创业者得以回归产品和服务，避免受到竞争形势中的“军备竞赛”的影响。
总的来说，中国互联网尽管有着极为可观的人口红利，但是因为用户单位价值过低——无论是在广告点击还是主动付费的人均单价数字上，中国网民的表现都比不上它所享受到的互联网发展程度——所以，相比美国，中国互联网的创业环境其实更为恶劣，不但要提供免费的服务，而且还要时刻盯防竞争对手的赔本吆喝，很多时候出于自保也必须寻求大款的扶持。在被Facebook收购之前，WhatsApp可以摒弃广告单靠收费下载就能维持正常的运营平衡，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拒绝“傍大款”的理想主义，看上去骨气刚强，却经不起现实磨砺，国内打车软件鼻祖摇摇招车就生动的演绎出了一则悲剧性的案例——作为中国最早进入移动打车行业的应用，摇摇招车一度处于市场领先地位，还曾入围北京市首批与出租车统一电召平台对接的名单。不过，当嘀嘀打车和快的打车分别傍上腾讯和阿里两位大款开始大玩补贴烧钱活动，摇摇招车很快倍感吃力，市场份额一泻千里，时至今日，摇摇招车基本已经停掉全国大部分城市的业务，短短半年不到的时间，就从扶摇千里的风光转为摇摇欲坠的窘迫。
美国互联网行业的“傍大款”现象，也存在着相似的自保情结，但是萌生自保念头的，却往往是大款那一方。
如果Google没有收购Android，它可能早已被移动互联网抛下，当Facebook收购Instagram时，实际上是在消灭一个未来的强大对手，雅虎选择收购Tumblr，更是希望借此打造年轻化的品牌形象，与其说这些创业团队是在“傍大款”，不如说它们处于距离颠覆大款只差一步的位置，遭遇到了大款的招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