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廉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距今已整40年了，那时我正是少年、青年时代，而今我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但那些往事竞恍若隔夜，历历在目。
  校长说“文革”就是写大字报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时我才15岁，在湫头小学读五年级。记的有一天中午，随着急促的集合铃声，我校全体师生集合在操场上，时任校长袁文敏开始讲话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就是写大字报，今天下午，全校停课写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是给人提意见，给任何人提意见都行，一个人写一张大字报更好，几个人写一张大字报也行，凡是在下午放学时写不下大字报的，不得回家吃饭。”于是全校师生立即行动起来，大约有三个多小时，就写了百余张大字报，写大字报用的纸和墨汁均是学校统一供给的，不少人全当练毛笔字罢了，到下午吃午饭前大字报贴满了整个校园，大字报中直接点名道姓，有批评校长的，有批评教师的，更多的内容是批评有些教师体罚学生，某某老师有资产阶级思想、穿皮鞋、戴口罩、脸上抹雪花膏等等。当时我也大着胆子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小便也要受惩罚》，原因是学校给我记了一大过，列举的错误事实有三条：一、在学校伙房门前小便一次，被值班老师侯致文发现；二、破换公共财务一次（实际上是我们教室的门板坏了，我学雷锋做好事主动去安，结果班主任发现了，误认为是我毁坏的）；三、和同学打架一次（实际上是一个比我大5岁的同学打了我）。我是个农村学生，平时胆子小，再加上受“师道尊严”的教育，即使觉得不公平，也“敢怒不敢言”，写大字报给了我发泄的机会。那时侯处分我的材料，直至2003年还在该校保存着，县督导室的同志下乡检查学校还亲眼见到过。我记得当时有一张大字报是写给湫头卫生院一个叫王清来的大夫的，此人是个复员军人，大字报批评他对群众态度蛮横，半夜有人叫他出诊，他躺着不起来，说他开药老是那么一套：头疼索密痛，胃疼胃舒平，眼睛疼沃古林，浑身困倦扑腾腾（王是外地人，说话急，把葡萄糖说起来，本地人听了象是扑腾腾）。有些大字报还点名批评了本地的营业员，食堂的炊事员，说他们服务态度不好，看不起老百姓，食堂炊事员是“势利眼”，给干部舀饭舀得多，给农民舀得少等等。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到本年度的下旬，开始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批所谓”资产阶级教育、文艺黑线”，一些教师被打成了“黑帮”、“牛鬼蛇神”，遭到批判审查。各机关、学校、街道掀起了写大字报的高潮，街道的墙上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墙上贴满了，就搭上席棚，在席棚上贴，凡是能贴大字报的地方，没有一处是空闲的。经常可以见到“打倒XXX，炮轰XXX，火烧XXX，马踏XXX”的标语。以后我听说县直召开大会，批判《红河激浪》，赵铁娃、杨宗万先后自杀，还有二中副校长高殿巍也在泰山自缢了。县上有一个干部叫巩英杰，写了一张大字报，被人痛打了一顿，但他没有被吓倒，反而“革命意志”更加坚定，接连又写了不少大字报，有一份大字报多达几十张，末尾署名是“打不死的巩英杰，我还活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