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与北京、上海并列齐名的赫赫大天津，近一二十年为何就消声匿迹了呢？追根寻源，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在文学积淀上过于贫瘠，导致城市建设进程中忽视了对文化遗产的重视。
    为什么这样说？回顾天津自己的文化产品，比如小说，从民国到解放前后，只有区区几位天津文人，用笔记录了天津人的生活状态，诸如刘云若的社会言情小说《红杏出墙记》、《旧巷斜阳》、《小扬州志》，董濯缨的社会纪实小说《新新外史》，戴愚庵的掌故小说《沽水旧闻》、《沽上英雄谱》等等。倒是一些著名作家借助天津的特殊环境，写出了不朽之作，如曹禺的戏剧《日出》、《雷雨》，老舍的小说《赵子曰》等都真实地放映了当时天津的社会风貌。
    二十世纪晚期，一些有责任感的天津作家出于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也在寻求用文学手段进行表达，挖掘津沽文化积淀的宝库。冯骥才的乡土文学系列；林希的津味儿小说系列；冯育楠的《津门大侠霍元甲》；张仲的《龙嘴大茶壶》；以及《马三立别传》、《新凤霞回忆录》等有关天津风土人情的文学作品相继问世，得到了文学界的首肯。但是，与建城600年的天津古城相比，这些有数的文学作品，想必是杯水车薪。
    可喜的是，近几年在津门万众疾呼之中，又有一批文学新人加入了寻根的行列，如姚宗瑛的《跤王》、武歆的《小白楼》、王军强的《天津票友》、罗春荣的《金糖葫芦》、王寿山、步俊有的《狗不理传奇》、魏锡林的《三不管传奇》，和极具功力的肖克凡的津味小说系列、吕抒怀的津味小说《小儿书铺》、扈其震的津味小说《天津洋车》等反映旧时天津民情的文学作品相继问世，使我们看到了天津文化人的奋发和努力。此举虽然是亡羊补牢，但仍让人感到宽慰，总是有人动起来了。天津众多的媒介刊物如今晚报、天津日报、每日新报、老年时报、假日100、青春阅读都走在挖掘天津文化含量的前列，天津的城市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可总感觉文学作品仍是“千顷地一根苗”——少得可怜。
   我常常在天津与其它两个直辖市的比较中寻求答案：
   北京有厂甸，上海有老城隍庙，天津有古文化街；
   北京有大栅栏，上海有霞飞路，天津有估衣街；
   北京有故宫，上海有外滩，天津有海河；
   北京有四合院，上海有石库门，天津有小洋楼；
   北京有中关村，上海有浦东新区，天津有滨海新区；
    ……
    无论如何，我们都不比人家缺少什么！
    而天津有沟通古代南北漕运的三岔河口；有声名海外的洋务运动遗址；有百年风云的大沽河口；有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的望海楼；有华北工业的诞生地三条石；有著名建筑学家茅以升视为开合桥大全的的数座老铁桥；有被称为“三不管”的南市市井文化空间……有许多别的城市不可比拟之处。不是我们没有文化积淀，而是需要我们的文化人担负起肩上的重任。
    我这样讲不是信口开河。回顾一下我们的文学作品，有多少是真正依托着天津时代、人文、地理、风土的大背景而创作。说一点题外话，鲁迅的一篇《孔乙己》意会了一个咸亨酒店，带动了一个江南岸小镇的繁荣；老舍的一出《茶馆》使茶文化形成了京城的一道亮丽风景；因为文学作品，历史上无从考证的乌篷船，同样走进了我们的现实生活，这就是文学的力量，也是文学给予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回报。北京的故宫、北海、颐和园……上海的霞飞路、外滩、……在城市规划当中依旧保留完好，不动一根毫毛。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巨大的文化含量。且不论北京，我们只与同是港口城市的上海作比较，你到外滩、霞飞路去转一转，看一看，尽管它们被时代装扮得五光十色，但依然固守着当年的摸样。在几十年前茅盾的小说《子夜》中读到的股市商厦；在现代作家王安忆小说《长恨歌》中看到的老街里弄；在新生代作家卫慧小说《上海宝贝》里写道的咖啡厅、夜总会，今天都可以从容地找到，甚至你可以乘着黄包车，到一家老店里去买一包旧上海的香烟和杂货，如果海外的亲友按照百年前的地址邮寄，收信人会准确无误的接到。文化赋予了大上海巨大的潜能，文化也赋予了旧日的十里洋场极高的含金量。同时又证明，那里的几代文化人一直在做着坚持不懈的努力，用手中的笔，真实的记录着大上海的荣辱兴衰，提高着整座城市的品位。因为他们懂得，一座城市不仅仅只是使用功能，还具有文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