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作为沦陷的辽东地区的弱势群体，普遍采用的斗争方法就是逃亡，虽然这种斗争方式有些消极，但是便于采用，所以采用这种斗争方法的人特别多，有的全家逃亡，有的整个村子集体逃亡。天启三年(1623年)六月二十三。住在牛庄至娘娘宫六十里外之红草屯、柳七屯等五乡之人叛变，以秫秸系筏，渡河而去。 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初九，连山关的汉人男丁四十人、女二十人，带马十八匹、牛五头、骡四头、驴二头叛逃。
有的汉人不是单纯地逃亡，在逃亡之前，他们往往诱杀或者毒死女真士卒，然后再行逃亡。天启三年(1623年)四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发布谕令，通告了下述情报：“伊勒慎所属盖州以南潜逃之汉人，与哈哈纳牛录之坐台诸申三人，结交为友，并骗至其家而杀之。又驻某地之七人，去汉人家饮药酒，俱皆殒命。又驻某处之五人，被汉人带至其家内以酒灌醉尽杀之，该汉人弃之潜逃。”
由于女真贵族对农奴和奴隶实行残酷的压迫和虐待，所以从努尔哈赤的时代起，后金——清统治者一直面对逃人的问题，顺治元年(1644年)九月，清初的统治者甚至制定了《逃人法》来应对、缉获和惩治逃亡的汉族农奴和奴隶。逃人的问题直至康熙年间始渐缓和。努尔哈赤时代只能设置报警器材，如铜锣之类，一旦发现有人逃亡，即敲锣报警，派兵追捕。
投放毒药毒杀后金官兵，甚至毒杀后金的最高统治者努尔哈赤，这是广大被压迫的汉民采取的一种积极主动的反抗方式。后金攻占辽阳刚刚两个月，就发现有人故意投毒：“发现尼堪(汉人)向汗城(辽阳南城)的各井投毒药，逮捕二十二人，送都堂衙门审理。” 后来努尔哈赤发现汉人不仅向井中投毒，他们投毒的范围要广得多，他特在天启元年(1621年)六月初七日下达文书说：“听说有人把毒药放在水和盐中，让猪吃毒药后再卖掉。我们的兵杀吃的猪，不要在买的当天杀，要经过二三天确认猪没有吃过毒药后再杀了吃。要注意水和盐。……对于葱、瓜、茄子、鸭、鹅、鸡等各种东西也要注意。”他还规定，抓住一个投毒的人，可以得到一两银的奖赏。他要求“将这个文书下达到村领催”。
为了避免中毒和便于中毒后的追查，后金的都堂在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十五日下达的文书规定：“开店的诸申和尼堪，要把店主的姓名刻在石头或木头上，立在店前。如果没有标明店主姓名的将治罪。凡是不开店的行商，一律禁止。放毒的都是这种行商，而又找不到的人。要告诫我们每个诸申的子女，凡是买吃的人，都要记住店主。如果不记住店主，你中毒死了还怀疑谁呢?”
天启元年(1621年)六月二十八日，在海州发现的一次投毒的事件显然是针对努尔哈赤本人的。这天，努尔哈赤从鞍山起程到海州巡视，刘参将率员迎接，在巳刻(上午9—11时)到了海州，在衙门下马设宴。宴会结束前，后金士兵发现八个汉人向井中投毒，便把他们全都逮捕了。后金当局为了报复，让投毒的八个汉人吃自己投的毒药，结果八人全都中毒而死。 到天启三年(1623年)五月的时候，汉人的投毒斗争已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以致努尔哈赤下达文书给八贝勒，对他们说：“耀州的人说，在我兵去后，想杀我们的子女，各处的人给我们的诸申放毒，或是杀害，你们不知道吗?”